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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由于党的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国情的认识严重不足，加之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领导人急于求成，骄傲自满，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就断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提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下，会议还正式提出工业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农业迅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尽快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甚至还提出了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在“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经济领域的各行各业相继提出“大跃进”的目标，并且很快就影响到了司法领域。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各地司法部门提出，司法工作也要“大跃进”。许多地方提出了苦战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抢劫，无强奸……”甚至“无民事纠纷”等不切实际的“左”倾空想口号；提出对审判工作要做到“几满意”，就是中共组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群众、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都要表示满意；在办案数量上，普遍提出了每人月结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的高指标。
例如，黑龙江省的一些法院提出“苦战二十天，清案一千件”“猛攻七昼夜，所有的案件不过月”；云南省的法院提出“苦战十昼夜扫除积案”“拼命大战一月，争取实现安全地区”；四川省的法院则提出“一天当两天，晚上当白天，起早睡晚当半天，不过星期六，消灭星期天，苦战两年实现安全县”，等等。检察机关也提出“早不过午，午不过晚”“随来随办，不压积案”的口号。
在这些口号的驱动下，司法机关在办案上一改过去拖拉积压的作风，呈现了秋风扫落叶之势，效率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武汉市在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期间，曾把月末的未结案件从过去的1700件以上减少到500件左右，又压缩到200余件；1959年11月中旬，根据市委指示“三套锣鼓一起打”，又把未结案件压缩到131件；至12月3日，全市未结案件只剩75件，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再如郑州市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在1958年3月短短的13天当中，就有1002名未决犯处理完毕，比1957年全年完成的清案任务还超过14%。
1959年反右倾后，全市9月份结案率比反右倾前7月份提高99.8%，未结案数下降45%。
除了办案效率大幅度提高外，办案的质量也比较好。以北京市人民法院系统为例，全市1959年第三季度办结案件的正确率达99%，而反右倾前上半年为98.2%。又如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查独山县1958年3月办的115件案子时，没有发现错案；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检察院在25天内办了135件案子，经过公检法三机关复查，也没有发现错案。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在工作方法上，各级司法机关打破“脱离群众”“关门办案”“死抠条文”的清规戒律，在实践中将党的工作路线运用到司法工作中来，采取了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为了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许多司法机关“携卷下乡办案”“带犯下乡办案”“下厂矿跟班办案”等。
“大跃进”运动中，公安司法机关和组织进行大合并。为了加强所谓的“协作”，实行“一长代三长”和“一员顶三员”，或采取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
根据1954年《宪法》、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逮捕拘留条例》，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应是：各自行使职权，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但在“大跃进”中，这被认为是“互相牵制”“束缚手脚”，因而被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片面强调公检法团结合作，共同对敌，“形成一个拳头”。这就出现了“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的做法：即公安局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实行“分片包干”办案，一个地区的案件由其中一长负责主持办理，他可以代行其他两长的职权；同时，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也都可以彼此代行职权，一员可以行使其他二员的职权。至此，公检法三机关的正常法律关系完全被破坏了。
1960年10月，谢富治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小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公检法合署办公以及精简政法机构等问题。尽管在会议上谢富治的主张受到检法两家的强烈反对，但他独断专行，以多数人名义作出决定，向中央提交了三机关合署办公的报告。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报告，决定：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三机关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义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院、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和检察员、审判员、书记员等名义，保留不变，以便在必要时执行职务。
在此期间，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大量减少。1956年全国法院干部有41483人，到1958年年底只有32058人，减少了22.7%，到1959年仍在继续调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审判业务骨干。据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从1957年到1959年，共调出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庭长、审判员3408人，占1957年同类干部的26.6%，占1958年同类干部的30.8%。
检察机关被视为“碍手碍脚”“可有可无”的机关，人员被大幅度地裁减。如云南省，全省编制减到727人，比1957年减少841人，消减53.6%；1960年全省实有检察人员减到613人，比1957年减少530人，削减46.4%；1959年全省正、副检察长减到100人，比1957年减少69人，有些县没有一个正、副检察长，仅有一般干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被削减的幅度更大，1960年减为20人，比1957年减少51人，削减71.8%；机构由原来的六处一室减为二处一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