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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时代起，进步的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反思。20世纪20年代初，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兴起。这一思潮当时对于摧毁正统历史体系的构成，对于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的网罗，从而解放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史学革命，也表现出重要的推进作用。
“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也和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顾颉刚的见解一发表，随即引起了强烈的文化反响。
许多年后，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回顾当时的情形，有这样的说法：“哪里想到，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我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一提出，确实在学界掀起了一场风暴。钱玄同认为这是“精当绝伦”的意见，“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
胡适后来也表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然而，学界也多有反对的意见。顾颉刚在回答批评者的种种诘难时，又继续充实提炼自己的理论。他在1923年7月1日又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应当有四项标准。第一条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条标准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第三条标准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第四条标准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表示：“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甚不误。”
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使学界逐渐认识到疑古思潮的许多观点应当有所修正。对于古史传说的认识，于是又有更新。徐旭生曾经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用这一词的广义）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徐旭生还说，“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主要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除了“口耳相传的史实”“容易失真”而外，“并且当时的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全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这是各民族公同的和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徐旭生又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
这样的认识，应当是符合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史前史的知识的。
自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经成为当时的历史结构的最初框架。古史系统中的五帝传说和三皇传说，虽然“古史辨”派的史学家们早已指出了其中后人增饰的痕迹，因而断定其为伪古史。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些传说中也许隐含着真实历史的若干遗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传说时代的历史时曾经说，“无论罗马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论归功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是出自虚构”，其实都“无关紧要”，“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考察文明起源与“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关系，就可以排除若干疑虑，深入探索传说背后所体现的历史真实。
一些学者认为，结合考古学的新成就，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应该有新的理解。有不少学者认为，从伏羲、神农到黄帝的古史传说，表现了中华文明的萌芽最初发生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李学勤在《论古代文明》一文中指出，“《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黄帝设官置监，迎日推策，播殖百谷，驯化鸟兽的事迹，已经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李学勤还说道，“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的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颇有意义”。我们读《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到，司马迁追述古史，大体是以中原文化系统为中心的。但是确实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存在。
李学勤还指出，炎黄二帝事迹以及黄帝之后的传说谱系，还向人们说明了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在考古学上，不少学者都在使用‘龙山文化’这个词，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他认为，“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炎黄二帝以及黄帝有25子、得12姓等传说，与这一具有共同点的文化‘场’是有联系的。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
。
关于炎黄二帝的传说，特别是黄帝的传说以及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的这一论断，主张体现中华早期文明基本面貌的若干历史文化现象与远古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认识，可以给我们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工作以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