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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交通表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个文化系统所影响的区域规模，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不同文化圈所实现的文明水准，也为交通条件所规定。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文明的形态，也和交通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文明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充分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文化传播和文化交往，于是表现出积极的历史作用。“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交通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
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史例。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张骞因此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的，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之后因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确实导致了外来文化因素对中原的影响。两汉时期，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宾（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地区）、乌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
，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
。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身毒”，也作“天竺”“贤豆”“损笃”，都是“印度”的音译。从四川、云南进入印度地区，当时确实有再转而西向大秦的交通路线。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晋宁出土的西汉青铜双人盘舞透雕饰件，舞人足踏长蛇，双手各执一盘，舞姿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类似的文物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通路在当时联系着中国西南地区与印缅地方的历史事实。“西南丝绸之路”后来曾经十分畅通，东汉所谓“海西幻人”即西亚杂技艺术家们，就曾多次经由这一通道来到洛阳表演。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起初以《易》书卜问，得到兆示，说：“神马当从西北来。”他接受张骞出使乌孙之后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的大宛的“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据说汉武帝为了追求西方的良马，使者往来西域，络绎不绝。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太初四年（前101），汉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马之后，又作《西极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可以看到，汉武帝渴求“天马”，并不是仅仅出于对珍奇宝物的一己私爱，而是借以寄托着一种骋步万里，降服四夷的雄心。
“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当时，据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赂遗赠送，万里相奉”
。国外有的汉学家评价当时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
所谓“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象征这一时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文化符号。“天马”悠远的蹄声，为西汉时期中西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长久的历史记忆。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胸襟。鲁迅曾经热情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我们通过对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对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
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古代的外来文明，绝不仅仅是所谓“异物内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古代中国曾经以宽阔的胸襟面对外域文化，热心吸收其中具有积极因素的体现人类智慧的成分。例如原生于印度的佛教的传入，就是典型的例证。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年代，有多种说法。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浮屠经》，即佛经，是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有学者认为，这是关于佛教传入的比较可信的记载。
一说汉明帝永平年间，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次日问群臣：“此为何神？”通人傅毅回答说，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见，可能就是此神。汉明帝于是派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往西域访求佛法，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
或说永平十年（67），蔡愔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得到佛像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阳。汉明帝特为建立精舍，是为白马寺。据说摩腾与竺法兰二人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
就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
有的学者结合东汉佛教盛行于东海地区的记载，推想孔望山佛教艺术从海路传入的可能性很大。佛教传入内地，或许并不只是途经中亚一路。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最早的信奉者多为帝王贵族，如楚王刘英为斋戒祭祀，汉桓帝在宫中立祠等。不过，当时人将佛教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与黄老学说相似，所以浮屠与老子往往一同敬祭。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汉桓帝也“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实际上，正如汤用彤所指出的，“黄老之道，盛于汉初”，“而其流行之地，则在山东及东海诸地，与汉代佛教流行之地域相同。其道术亦有受之于佛教者。而佛教似亦与其并行，或且借其势力以张其军，二者之关系实极密切也。”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郡治在今江苏扬州）、下邳（首府在今江苏邳州市南）、彭城（首府在今江苏徐州）等地运漕，他利用手中的武装，断截三郡委输以自入，并大造佛祠，高铸佛像，广招佛徒。据《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于是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累造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人余户。每逢浴佛时节，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众前来观看及就食将近万人，费以巨万计。这是关于佛教造像立寺的最早的记载。而佛教的信众，已经扩衍至于民间。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一位普通僧人玄奘开始了他赴印度求法的行程。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违反封锁边关的禁令，偷渡玉门关，孤身穿越沙碛，九死一生，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而后又取道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越凌山，经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兹嘎拉山口），进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然后，又通过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到达北印度。玄奘在印度各处游历，遍访名寺名僧，巡礼佛教圣地，拜师求教，辩证讲学，取得极高的声誉。贞观十九年，他从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北部，又东行通过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取道天山南路，经于阗（今新疆和田）、且末（今新疆且末），辗转回到长安。（图23）
玄奘西行取经，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不仅旅途十分艰险，而且在文化史上有伟大的意义。他通过自己非同寻常的交通实践，不仅成就为一名著名的佛学大师，而且对于中原和西土的文化沟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旅行记录《大唐西域记》，详尽记述了游学沿途所见所闻的138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物产民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甚至近代学者在中亚和印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时，仍然重视它的指导意义。
图23 玄奘负笈图
玄奘回到长安后，组织硕学高僧，主持对佛经的翻译，共译出佛经74部（一说75部），1335卷。通过这次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活动，佛学对中国的文化影响达到了新的水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记录了玄奘的生平事迹。他通过取经活动所表现的文化功绩，使得他后来成为神界人物。玄奘不畏艰难，远行取经的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内质中热心汲取外来文明有益营养的积极的一面。
其他来自西亚的宗教文化，还有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当时，“中国政府的习惯是各自信仰其宗教，而又不会表现出以不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邻居的信仰”。
外来宗教的命运，也在大多历史阶段感受到这种“宽容”。
唐代社会风尚受到“胡风”的强烈影响，当时的艺术作品也表现出对于外来事物的浓烈的兴趣。唐诗和唐画都因此体现出宏大辉煌的盛唐气象。
唐代传入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包括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丰富了唐文化的内涵。事实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盛世的成功，往往都有吸收外来文明因素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宽宏开放的对外文化态度，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图24）
图24 唐代胡人牵骆驼俑
正如张广达所指出的，“我国的漫长历史从来没有脱离过与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思想、另外的信仰、另外的风俗的交光互影，文献中保存着与另外的文化、另外的社会实践、另外的心灵交际的丰富记录。这使中国认识了‘他者’和异域，并且借助于与‘他者’的来往和与异域的交流而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对于这种与‘他者’的对话，过去人们更多地体认到的是如何丰富了我国物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内容，实际上，这样的对话也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另外的思维方式的注意。中外文化异同的比较有助于破除思想上的畛域之见，改变仅凭自我存在、自我经验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在西力东渐之前，佛教的汉化和宋明理学的发展是借‘他山之石’以促成新思维之绽开的最佳例证”。
从这样的视角观察，应当能够真切认识中国古代外来文明的历史作用。
1.简要说明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和中国历史总体进程的关系。
2.简略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
1.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