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交通的进步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礼记·中庸》引录孔子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实，这位对“天下”大势永远保持热切关注的学者，在这里展开的只是一幅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蓝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天下”的规模自然有限，对于各个文化层面“同”的程度，显然也不能估计过高。
但是，把“车同轨”看作文明进步的条件，看作文化同一的基点，确实表现出一种历史卓识。
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备的交通运输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统一，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历史阶段，联络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网已经基本构成，舟车等交通工具的制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运输动力也得到空前规模的开发，交通运输的组织管理形式也逐渐走向完善，连通域外的主要交通线已经开通。正是以以上这些条件为基础，当时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文化——汉文化已经初步形成。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确立了以郡县制度为基础的新的专制主义政体，分全国为36郡，由中央政府主持，进行了“治驰道”的伟大工程，形成了通达全国的交通网，作为“周定四极”，“经理宇内”的条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朝公开宣布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车同轨，书同文字”。
汉代帝王也同样将交通建设看作执政的主要条件。汉武帝时开通往“南夷”地区的道路，平治雁门地区交通险阻，以及建设回中道路等事迹，都记录在《汉书·武帝纪》中。据《史记·河渠书》记述，著名的褒斜道的经营和漕渠的开凿，也由汉武帝亲自决策施工。王莽通子午道，汉顺帝诏令罢子午道，通褒斜路等史实，也都说明重要交通工程都由最高权力中枢规划组织。交通建设的成功对于汉王朝开边拓地的事业有显著的意义。与汉地相隔绝，而且“道里又远”的西域诸国所以和汉王朝实现了文化沟通，当然和许多代“相属不绝”的使者以及“壮健”“敢徙”的军人的交通实践有关
。汉武帝大修马政，使军队的交通能力切实提高，后方的军需供应也得到保障，于是继而出师匈奴，改变了北边经常受到侵扰的局面。交通建设的成就，使大一统帝国统治的广度和强度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交通的进步，还使得行政效率得到保证。中央政府的政令，可以借助交通系统的作用，迅速及时地传达到基层，因而大多能够有效地落实。每当遇到政务军务紧急的时候，还往往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正是以此为基础，大一统的政治体制能够成立并且得以维持。
交通进步为大一统国家经济的运行提供了便利。
《逸周书·太子晋解》说到“天下施关，道路无限”的理想。这一理想在秦汉大一统政权建立之后开始实现。当时，海内成为一体，关梁的禁限多被打破，于是富商大贾得以“周流天下”，而“交易之物莫不通”，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都冲破了原有的比较狭隘的地域界限。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
的形势的形成，是以当时交通建设的成就为条件的。
利用当时的交通条件，政府可以及时掌握各地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进行必要的规划和指导。当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可以调动运输力量及时组织赈救。安置流民以及移民垦荒等政策，也是通过交通形式落实的。
秦汉时期交通成就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还突出表现为当时商运的空前活跃，极大地促进了物资的交流，因而使得经济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以繁忙的交通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自由贸易，冲决政府抑商政策的重重阻碍，对于秦汉时期的经济繁荣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作用。
隋代在隋炀帝主持下开通的大运河，使后来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能够实现。大运河在唐代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都长安，政治中心位于关中，关中虽然号称“沃野”，但是土地面积有限，出产不足以供给京师需求，于是唐王朝“常转漕东南之粟”
。唐代诗人李敬方曾经作《汴河直进船》诗，其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借助大运河以转输，中央政府于是得到东南地区强劲的经济支应。唐代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中说到隋炀帝时代开通运河航运的意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大运河提供的交通条件，被历届政府用以发展漕运，也被民间私人用以从事商旅，大小船舶往来不断，隋人经营运河的开凿时虽然艰苦备至，但是后世人却享受了交通的便利。
唐代末年，大运河河道一度淤塞，宋初又重加疏浚。宋、金、元、明、清历代王朝都把政治中心设置在运河线上，而与这条水运航道南端的江淮经济发达地区相联结。
交通进步又为大一统国家文化的发育创造了条件。
东汉著名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曾经这样评述战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就是说，在七国纷争的时代，各地田亩不同，车轨不同，法律不同，服饰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秦始皇会稽刻石中则写道：“远近毕清”，“贵贱并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这一篇文化统一的宣言，告示天下要树立“远近”“贵贱”都共同遵守的所谓文化“同则”的决心。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为各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融汇创造了条件。但是秦汉交通状况的迅速改观，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交通的发展，为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凝定，也表现出显著的催进作用。
事实上，在秦始皇时代之后，各地区间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是在再一次出现交通建设高潮的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汉武帝在多处凿山通道，使河渭水运也达到新的水平，又打通了西域道路，令汉王朝的威德播扬直至中亚地区，至于发“楼船军”浮海远征，更是交通史上的壮举。正是在汉武帝时代，起源不同而风格各异的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虽然“书同文”的理想很早就产生了文化感召力，但是实际上文字的真正统一，到汉武帝时代方得真正实现。汉武帝还推行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就是推崇儒学，压抑其他诸家学说的文化政策
，促使中国文化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完成，也是和许多代学人千里负笈、游学求师的交通实践分不开的。
虽然汉武帝时代交通建设的成就为统一的汉文化的发育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但是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各地文化风情的显著差异。不过，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已经随着交通的进步较前代明显淡化。
从西汉晚期到东汉，黄河流域已经可以大致归并为关东（山东）和关西（山西）两个基本文化区。由于各地文化基础并不一致以及相互间文化交往尚不充分，以致两个基本文化区人才素养的倾向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就是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
“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而东汉以后由于军役往来、灾民流徙、异族南下、边人内迁等特殊的交通活动的作用，进一步加速了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
汉代学者扬雄在所著《方言》一书中所列举的某些方域语汇，到了晋代学者郭璞作《方言注》的年代，已经成为各地通语。许多关东、关西方言，当时已经逐渐混化而一。魏晋时期以后，中国实际上出现了江南和江北两个基本文化区并峙的局面。在由“关东·关西”到“江南·江北”这样的文化区划演变的过程中，无疑有着交通条件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大的文化区划，后来又有“南方·北方”的分别，近世则出现“沿海·内地”或者“东部·西部”的说法。东部地区或者沿海地区，有较好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其中是包括交通方面的优势的。而“沿海”地方之所以基础优越，还加入了海外交通便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