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汉（前206—公元8）是在陈胜、吴广农民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出身于平民阶层，曾任秦基层政权亭长，他曾因公事出行咸阳，见到秦始皇车列，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为此也！”
和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是楚国名将之后，随叔父项梁避难江东，见到秦始皇出巡，叹道：“彼可取而代也。”
从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史，不论是农民战争或其他夺取政权的战争都以做皇帝、另立王朝为目标。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最后刘邦取胜，正如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说：“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
所谓“明”指有宽广的胸怀，能从秦朝暴政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在他制定的政策中有这样的内容：平民在战乱以前的身份地位以及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在回到故乡以后，政府加以认可，使之成为编户齐民；同时使一定数量的奴婢得到人身解放。
刘邦的功臣集团大多出身微贱，除张良家世高贵外，其余多为平民百姓。萧何、曹参、任敖、周苛都是普通小吏，陈平、王陵、陆贾、郦食其、夏侯婴等是一般平民，樊哙是屠狗者，周勃是织席、吹箫服务于丧事者，灌婴是贩缯者，娄敬是挽车的普通役人。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他们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些“布衣将相”们多少能了解民间疾苦，对自己有一定的约束。例如萧何以丞相之尊，置田宅时，挑选穷僻之处，经营宅第，并不大兴土木，骚扰百姓。他说，后世子孙如果贤良，则会效法我的俭朴；如果不贤良，家产也不至于为强势之家所夺。可以这样说，西汉王朝建立的政治基点，是对秦朝暴政的否定。
汉高祖刘邦去世，群臣称赞道：“高祖出身低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汉书·礼乐志》有这样的话：“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当时的“拨乱反正”主要是改变秦之暴政为平易之政。刘邦去世后，西汉王朝经历了吕后专政时期，随后进入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执政的文景时期。文、景两代共39年，实行“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国家安定，经济富实。文、景以后，汉武帝执政时代，情况便开始有所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阻挡豪强之徒对于土地的兼并，官僚地主聚敛财富，霸占土地，使农民陷于极度困苦之中。尽管有远见的大臣们为抑制土地兼并，向皇帝提出建议，但这些都不能解决封建社会中的顽症——豪强对土地的掠夺。社会矛盾的激化，民不聊生，不能不引起新一轮的流民活动，导致再一次农民战争。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后来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明证。再后来隋代、唐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农民起义莫不如此。历代农民战争有他们自己的纲领口号，或要求减轻租赋、徭役，或要求人身平等，或要求有可耕种的土地，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拨动历史。天下太平不久，社会肌体旧病复发，压迫加重，酝酿再一次的天下动荡。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周期率”。其道理并不复杂，封建社会内的“治”和“乱”都受制于这种制度，在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之前，这种“周期率”总要发生作用。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看，这种制度称之为君主专制制度，始于秦始皇。秦始皇将“天下”作为其个人的私产，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皇帝及其家族的利益和权力，称之为皇权。农民战争的目的并非推翻这种制度，而是在这种制度的框架内重新换一个家族，换一个皇帝。刘邦在取得天下以后，他向自己的老父夸说天下就是他的“产业”
，任何人都比不上，这和秦始皇的口气没有本质的区别。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长时间，尽管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都曾经有过许多创造，但是，要依靠这种制度带来长治久安，那只是一种幻想。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任务。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很长时间的文化心理积淀，要消除这种制度的思想影响，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在皇帝和皇权的长期统治下，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这样的文化心理：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是皇帝，人间的祸福都来源于皇帝的“旨意”。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依靠他拯救众生。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及皇权的长期统治便凝聚成对皇帝敬畏的世俗宗教意识。农民战争并不反对这种意识，企图用一个“明君”去代替“暴君”。真正对这种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指出皇帝为天下之“荼毒”者、“敲剥”者、“大害”者，思考如何创设一种新的制度，这要依靠先进知识分子自觉的理论思维。清朝初年大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图11）一书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杰作。
图1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如果说农民战争动摇了旧封建王朝的统治，那么，新王朝的建设必须经过知识分子的努力，将某些治国的思想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方略，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首肯，得以采纳推行，这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政治相对稳定时期虽各有特色，但是重视知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却带有普遍性。《汉书》作者班固说，汉武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丰功伟绩，他能够“峙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重视网罗人才，为他们创造发挥才能的机会，这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鲜明对比。武帝时所谓“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文章”之士等等不可胜数。总之，历史之所以成为人的群体活动舞台，并非哪一个阶级、阶层在这里扮演独角戏，而是众多人群展示各自智慧才华的场所；这些智慧的结晶就是“文明”。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是一部文明的演进史。
1.为什么了解朝代的更替是学习中国历史的切入口？
2.怎样看秦朝的兴亡？
1.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
3.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