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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演进、特别是朝代的更替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为什么会有朝代更替？这就不能不谈社会阶级的客观存在。
商代社会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
贵族是商代的统治者，包括商王、王室宗族、官僚和诸侯邦伯等。商代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发达的宗族体系。各级宗族既是社会组织，也是政治实体，带有政权性质。宗族是血缘关系的结晶，商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商族是最有实力的宗族，而商王又是这个大宗族的族长。其他贵族也是依靠各自的宗族获得权力的。商代的贵族总称为“百姓”，泛指许多宗族首领。
平民是商代社会的又一主要阶级，他们从事农业、狩猎等生产劳动，参加战争和戍卫，参与祭祀活动，为商王服务。
处于商代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阶级。据殷商甲骨文、金文和文献记载，商代的奴隶很多，其名称有隶、臣、妾、奚等。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另一来源是亡宗灭族者。
商代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为贵族从事垦田、耕作、田猎、劳役等各项无偿劳动。征伐时奴隶还要从军，承担军中的各种贱役。部分男女奴隶在贵族的住所从事家内劳动。贵族无偿地占有奴隶的劳动，而且经常杀戮他们，最典型的是人祭和人殉。人祭就是以人为祭品，殷墟卜辞中有不少关于人祭的记载。人祭的手段十分残暴。所谓人殉，就是用活人为死者殉葬，企图在阴间继续役使他们。考古资料表明，商代的人殉非常普遍，贵族的墓葬多数都有殉人，少者一二人，多者数十人乃至数百人。
西周社会仍然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不过，其等级制度的色彩比较明显。西周的贵族包括周王、诸侯和卿大夫等。周王又称“天子”，意即“上天之子”或“上帝之子”，代表“上天”或“上帝”在人间行使最高统治权力。除王畿外，周天子将土地和奴隶分赐给周人的宗支（姬、姜等姓）。这些宗支的“宗子”当时称为诸侯“私家”。可以看出，从王到诸侯以至卿大夫，其间存在着宗法的血缘关系。
在贵族之下，还有着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大众。他们居住于城市（称为“国”）及其近郊，所以被称为“国人”。“国人”们在战时服兵役，平时周王或诸侯兴建宫室或公共工程时，也要应召服役。他们有权参与国政大事。“国人”加上后来分化出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当时的平民阶层，他们是周代“国民”（或称“公民”）中的重要阶层。平民与贵族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在西周时期曾经发生过国人暴动事件，对当时的政治有很大影响。
西周社会中还有庶人或庶民。庶人从事农业劳动，并承担公田耕作和各种劳役。但庶人并不是奴隶，他们使用一份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私田上劳动的收获归自己所有。庶人在西周社会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
西周社会最下层的则是奴隶。当时奴隶名称繁多，并有等级之分，见于文献记载的奴隶名称有皂、舆、僚、仆、台、牧、圉等。奴隶被广泛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生产领域，有的则为王公贵族从事家内劳动。
周人的文化本较殷人为低，在灭殷以前，曾在很多方面模仿殷的文化，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和殷代一样，西周的学术、教育只限于贵族，形成“学在官府”的局面。贵族子弟在“辟雍”等学宫中受教育，学习诗（举行礼仪时咏唱的歌辞）、书（典籍文诰）、礼（仪式规章）、乐（举行礼仪时表演的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驾车）等贵族必要的技艺。在贵族统治下，文化不能广泛流传到平民中去，这在当时称为“礼之专及”。因此，在西周社会，一部分人是有德有礼的“君子”，另一部分人则是受辱受刑的“小人”。
西周是宗族分封制社会，维系宗族血缘关系要靠婚姻制度。西周的婚姻形态与商代没有很大区别，一夫一妻制与贵族的多妻制并行，所不同的是，西周的婚姻已在礼制上更具有规范性，形成了一系列法定或约定俗成的礼仪。《礼记·昏义》有这样的话：“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周代的婚礼，有六项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称为“六礼”，包括从议婚到完婚的完整程序。
所谓“纳采”，即发动议婚。男方觉得某家之女可作议婚对象，便请媒妁执雁行拜见之礼，提亲说合。若女家同意议婚，则男家再去女家求婚。第二道程序是“问名”，即遣媒人前往询问女方姓名，获知姓名后，通过占卜以定吉凶。第三道程序是“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后，遣媒人前去告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第四为“纳征”，男家将财物聘礼送往女家。第五为“请期”，男家选择吉日婚期，告知女家。第六是“亲迎”，即新郎前往女家迎娶新娘。这套婚姻礼俗形成于周代，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婚姻仪式基本上都是按照“六礼”来进行的。不过，西周时原始婚姻的遗风依然存在，每年春季，未婚男女可以幽会私奔，不受任何限制；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礼教”的影响，这是被严格禁止的。
总之，西周社会的宗法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有很大影响。“宗法”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国历史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