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最早的实践
——茅盾的《蚀》与《子夜》

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专聘教授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主编《中学西渐专题》8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4卷、《跨文化对话》集刊36卷，与金丝燕合编《编年史：中欧跨文化对话（1988-2005）：建设一个多样而协力的世界》等。

我讲茅盾大概是在三十年前了，后来因为我一直在做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讲茅盾。大家都知道咱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是最早的，我后来一直做比较文学，当然是从现代文学半路出家去做的，因此有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的新同学在一起。今天，我心里直打鼓，因为不太了解大家到底喜欢听什么，对大家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地了解，我的孙女跟大家都差不多大了。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少，所以很多东西讲得不一定完全对大家的口味，讲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或者听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当堂讨论。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茅盾，茅盾我过去曾经开过一个专题课，讲了大概一个学期吧，讲得非常的具体，所以今天我要把过去讲的内容，浓缩在两堂课里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最精华的东西告诉大家，那我们就试一试。

茅盾的生平和创作

我想茅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地位的重要，除了鲁迅，可能就算茅盾了。茅盾生于1896年，卒于1981年，他是咱们北京大学的校友，在1913年考进了北京大学，在北大上了三年预科。当时北京大学的预科分为两类，就像现在的中学一样，一类是理工科，一类是文商法。当时茅盾的父亲是非常希望他能够考理工科的，可是他自己的意愿是考文科，他非常喜欢文学，所以在191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文商法预科，1916年毕业。他可以选择上北大的文商法，也可以选择上理工科。可是他的选择非常奇怪，他不要上北大，他离开了，当时就说了两句话：一是说我到北京来这三年中，除了多吃了很多风沙以外，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二是说这个北京大学的教师，也并不高明。所以他觉得再待下去是浪费他的青春，所以干脆就离开北大，到了上海。

当时的北京，还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文化上非常贫瘠，非常守旧，革命高潮在北京还没有掀起来。大家知道，虽然《新青年》曾在北京办了一段时间，蔡元培——北大的校长也非常重视一些新的思潮，可是实际上，上海还是得风气之先。《新青年》很快就搬到上海去办了，改名为《中国青年》，而且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茅盾的事业也主要在上海展开，1916年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在那里做一个编辑。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他还是第一批入党的。在上海期间，茅盾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过去的文学刊物，像《野玫瑰》呀、《红玫瑰》呀都是消遣性的、看着好玩的。1921年后，茅盾把《小说月报》编辑成了非常现代的、非常进步的、中国的第一个新文学刊物。从《小说月报》，人们开始期待文学刊物能给自己很多新的思想、新的意识，在这方面茅盾的贡献是很大的。在接手《小说月报》编务的同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并且阅读了大量中西文学作品，工作、学习是十分繁忙的。到了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到广州去参加一个会议，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秘书。这个宣传部是同国民党合作的，由毛主席担任部长。有一段时间，茅盾可以说和毛主席是相当接近的，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1925-1926年开始北伐以后，北伐革命军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汉，茅盾就随军到了武汉。这时候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茅盾在《国民日报》担任主编的职务。《国民日报》是当时整个北伐革命军的机关报，这个报纸大概办了一年不到，在我们国内似乎已经找不到了——我曾经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最后是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找到了，他们有很多北伐革命时的报纸，还有很多“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的小报。这些小报中有很多是在香港造假，高价卖给他们的。这些资料很有用，但也不一定真实，我们要学会鉴别。这是一点题外话。

茅盾担任主编的日子也不算很久，大家知道1927年4月有“宁汉分裂”的事件，南京政府同武汉政府分开了，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下毒手，大肆在武汉一带屠杀共产党员，这就是所谓的“清党”。我的父亲1926年在北京大学念书，他从北大回我的老家贵州去，正好遇见了大屠杀。但是他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非常温文儒雅、不问世事的人。他告诉我，当天他的朋友劝他：还是同我们一起去革命吧，到广州去吧。他不肯去，几个月后他去庐山玩，当天下来，那个劝他的共产党员的头就已经挂在了城墙上了。当时的屠杀就是这样的残酷。这个时候，茅盾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他是共产党员，又是毛主席的秘书，还在办《国民日报》，目标非常大。国民党政府通缉他，他就逃走了，逃到了庐山，躲在山上写小说。过去他写过许多论文，研究过许多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写过小说。到了庐山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他就开始写小说了，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很多小说。在1927-1928年间，他写成了《蚀》三部曲，包括三个中篇：《幻灭》《追求》《动摇》。但在庐山躲了一年以后，他的行踪被人发现了，躲不下去了，所以在1928年8月又逃到了日本。到日本后，在1929年中，他又写了一部作品，叫作《虹》。《虹》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但很有意思的，它主要写的是四川的事情：四川泸州是一个很偏僻的县城，当时有几个女学生在泸州上学，小说写的是她们的一些经历和遭遇。人们当时就有点奇怪：茅盾又没有去过四川，他为什么会写出那么多四川方言？对泸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他为什么知道得那么清楚？人们就有些怀疑。后来在“文革”以后不久，就有一个叫秦玳君的人，突然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虹》根本不是茅盾写的，她说在日本时她和茅盾同居，两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每天就在一块写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主要是她执笔，可是茅盾出了很多主意，给了她很多指点。那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没有去过四川，却知道那么多四川的事情。这件事情费了许多周折，因为茅盾家里的人认为茅盾和他的夫人感情非常的要好，不可能有这种事。而且这种事你要证明也非常难，也不可能去调查当时两人是怎么同居的，两人关系怎么样，这本书到底谁写了多少。所以这一直就是一个疑案。不过我个人倒是认同这种说法，因为这样就可以解释清楚书的风格和来源。《虹》实际上不能完全算茅盾的作品，或者说只是一部分是而已。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了上海，这时候白色恐怖已经过去，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像鲁迅等，都可以在上海公开活动。茅盾到上海以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工作，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到1931年，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这就是《子夜》。《子夜》完成以后不久，抗日战争就开始了。到1941年，他又写下了《腐蚀》，小说主要讲的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故事。后来他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时代，以几个女性的悲欢离合为中心线索，可惜没有写完。这些都是长篇小说，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茅盾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最早的实践者。我们也可以做一点比较，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是从1929年开始写作的，叶圣陶的《倪焕之》也要稍微晚一点。

下面，我们还要谈谈茅盾的其他创作，那就是他的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春蚕》描写一位农民老通宝，养蚕养得非常劳累，而当蚕结了很多茧以后，又换不来钱，因为没有人收购。这反映了当时的农村现实：谷贱伤农，农产品很便宜，农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虽然丰收了，农民依旧吃不饱。这是《春蚕》。《秋收》是讲种地的事情，《残冬》是写年轻农民开始觉醒去造反的故事。

我认为，比较能代表茅盾写作水平的是他的三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泥泞》、“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和《水藻行》。他的农村小说，是有一条内在发展的线索的。首先是《泥泞》，现在很难找到了，可是我认为，这是茅盾创作短篇小说的开端，后来的《茅盾文集》和《茅盾全集》都没有收进去。这是茅盾最早的一部创作，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事情，他经历过大革命，经历过农民运动，他把当时的感受和认识都写在《泥泞》中，写得非常真实。这个小说主要写，当时在农村里抛头露面的，不是那些真正老实的、革命的庄稼人，而都是浮在表面上的类似二流子的人物，他们掌握了政权以后，就死命地批斗地主，目的就是为了榨出钱财，装进自己的腰包。等到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和地主打回来，这些“先锋分子”摇身一变，出卖了那些真正老实的、革命的农民，使后者成了替罪羊，糊里糊涂地就被屠杀了。这篇小说是很深刻的，说明对当时农村的革命我们要有重新的估价。茅盾当时在农村中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就忠实地记录了下来。从某个角度看，小说好像是歪曲了农村中的革命，但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它又非常真实。茅盾也由此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在1927年他和党也脱离了关系。到1930年，茅盾回到上海后，才又与党接上了关系，成为“左联”的领导人，并相继写了《子夜》等作品。

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以上简单介绍了一下茅盾的生平和创作，下面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茅盾的思想。从1920年开始，茅盾就在上海编辑一本重要的刊物《学生杂志》，这本杂志当时的销量很可观，而且办得多姿多彩，有科幻小说、恋爱故事、翻译作品等，内容十分丰富。在编辑《学生杂志》方面，茅盾的贡献很大：第一，他翻译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文艺作品和理论，但又不是完全照搬，这一点非常可贵。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又有很多西方的理论、思潮涌入，很多人接受起来是不加批判的，西方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但茅盾却不是这样，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他并不排斥中国古代的东西，这一点很可贵。很多人认为，五四一代对传统是一笔抹杀的，其实，茅盾就不是这样，他曾说：古人的学说有缺点，是意中之事，后人倘若不能把它的缺点指出来，把它的优点发扬出来，那是后人的问题，只要不把古人当作偶像，不把古人的话当作天经地义，能怀疑、能批评，古人的书都有一定的价值，古人的学说都有研究的必要。作为一个学生，你必须去读，然后才能判断。我们看到，过了这么多年，茅盾的这些话至今还是有效的，但还是很难做到。这说明时代的进步有快的一面，也有慢的一面。

茅盾当时对传统的东西就很喜爱，他就说自己喜欢的诗，是建安七子的诗。大家知道，魏晋时代是中国的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鲁迅就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表达了他对那个时代的向往。魏晋时期、明末清初、五四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后，都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些大的思想解放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崭新的东西出现，应该看到历史总是不能静止的。茅盾说，写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要模拟六朝人的小札，如《世说新语》里魏晋六朝人的书信文言非常简短、漂亮，能塑造思想，值得一读；举止要风流潇洒，不要拘泥；气度要清华疏旷、胸襟开阔。茅盾希望自己是这样的。由此可见，五四时期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像鲁迅、茅盾这些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对中国文化都是相当看重的，中国文化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的。

茅盾并不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倡尽量继承、批判，使之发扬光大。你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就更加需要开阔的眼光，把中国优秀的东西加以现代化，用现代人的观点重新审视，使之加入到世界文化的新的建构体系中去。21世纪开始，“9·11”事件以后，文化多元化成为一个重要论题，我们不会让政治上的单边统治在文化领域里也存在，一种文化控制整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要发展多元文化，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更加需要我们将传统文化加以现代化，加入到世界文化中，成为正在出现的世界文化建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怎么把中国文化变成未来世界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呢？这就需要一些对中西语言都了解、对中西文化都有认识的人。茅盾当时就说，时代不会等你，现在更是如此，时代更不会等我们。如果我们不抓紧做，我们的文化就会被其他文化覆盖，就不会成为生动活泼的当下文化建制的一部分。也许就像埃及文化、印第安人文化那样，只能在博物馆中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痕迹。这种结果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也是我们的罪孽。经济固然重要，但我们也需要一部分人用毕生的精力把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把中国文化带到世界上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伟大使命。

人生是短暂的，我们需要一定的谋生手段以保障生命的延续，同时我们也希望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这二者未必能完全重合。如果能重合，那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做我们不喜欢的事，而只能用极少时间做我们喜欢的事，生活将是痛苦的。如果我们拼命追求利润而忽略了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忽略了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一切，将来回首往事，一定是追悔莫及！

茅盾在重视传统的同时，还非常喜欢外国文学，他也是介绍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开山之人。还有鲁迅，对于介绍外国文学也是很有功劳的。他们是有比较、有研究的介绍。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杨周翰教授说过一句话：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很有必要，但我们研究外国文学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用外国人的眼光去研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外国人的水平，只有用中国人的灵魂去研究，才会发现许多新的东西，才会有一个新的角度，这对外国人也是很好的借鉴。1982年，杨周翰先生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讲演，题目是莎士比亚。大家很担心能不能讲好，因为在这个学校，有很著名的莎学专家。出人意料，他的讲座极受欢迎。他只讲一点——莎士比亚关于死亡的描写。他详细讲解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死亡的，莎士比亚是怎么看的，研究莎士比亚的人又是怎么看的，这样一比较，就产生一个很新的眼界。茅盾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很早就用比较的眼光，他把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放在一起来研究，不是读一部作品，分析一下，或者讲点时代背景，讲点怎样描写，而是综合起来，用一个比较的观点。

所以我们在谈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谈到茅盾，他是中国最早研究比较文学的重要的、有贡献的学者之一。他曾说，英国文学辉煌典丽，“然而其思想不敢越普通所谓道德者一步”。我们知道英国是比较古典、比较守旧的，不敢超越旧道德。他又说，法国文学则稍好一点，其关于道德之论调，引喻自然，比较注重自然……但仍然不敢把大家觉得很可笑、无礼的东西放在作品里来讲。可是俄国文学家不一样，决不在意道德怎样看，他们强调对道德的看法应该是有历史变化的，并不觉得道德的制定一律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讲以德治国也是这样，不是要以一贯的、从来不变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大家，而是应该有新的道德规范。当时茅盾就认为，法国道德已经自然一点了，可是还是不敢谈大家觉得可笑的、无礼的东西；只有俄国文学家不一样，他们不管旧道德怎么样，也不因为众人之指斥而委屈其良心，丧失直观，良心怎么看就怎么写。这是第一条他认为不同的。第二条他说，易卜生的作品如《傀儡之家》《国民公敌》等，揭露资本主义的丑陋，只局限于把他们的假面具揭露出来而已；而托尔斯泰呢，不但揭开了他们的假面具，而且还要想出办法来救助他们，找到出路。揭开假面具以后怎么办呢，大家现在可能不会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当年，易卜生的《傀儡之家》在中国影响很大，北京的女师大的学生，包括许广平在内，就在北京第一次演出了这部戏，鲁迅还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在《傀儡之家》里，娜拉反抗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把她当作玩物一样，不是很尊重她的人格，她于是就出走了。但鲁迅追问出走了以后怎样呢，他通过分析这个社会，说她要么是回来，回到另外的或是原来的家庭，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没有职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就是堕落了，成为一个妓女，或者是其他的怎么样。对易卜生的原著来说，这一分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不光是一走了之，而是看一下社会改革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茅盾也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他说易卜生多言中等社会的腐败，而托尔斯泰则言其全体，把整个社会的腐败都给揭穿了。很早时茅盾还说过，莎士比亚的人物一个一个都是活着的，在社会中都可以找出来，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的爱情的悲剧，他们为了父辈的仇恨而牺牲自己，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找得出来的；而英国诗人拜伦呢，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他自己的化身，奔放的、呼叫的，拜伦的很多诗歌就是把他自己的某一部分给予了他的人物，而不是从社会上找一个典型来写。所以莎士比亚和拜伦，也是一对比较的典型。

由此说来，为什么后来茅盾的创作成就那么大呢？因为他一开始并不拒绝中国的东西，也不拒绝西方的东西，对西方不是盲目地学习，而是在比较中，在几个不同的环节中吸收他们好的东西，所以后来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下去，写得非常好。这是很值得我们记住和学习的。茅盾是很讲究比较的，他从来都是这样。比如他说左拉为了写小说去经验人生，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去，到下层酒吧，到王公贵族的客厅里去，去体验生活，去写东西；而托尔斯泰呢，是先经验人生之后才来写小说的。托尔斯泰和左拉是有所不同的，这两位大师，一个是为了写小说而去体验人生，一个呢，是有了很多的体验之后，不能不写，这是很不一样的。茅盾就说，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是何其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震动了人世，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他的作品就是从这两个大师出发的，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

茅盾的长篇小说

1.《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

我们现在讲茅盾的第三个问题：茅盾的创作。大家最好去看他的书，光这么说也说不出什么太好的东西，无非是指一个路子、一个线索。大家了解了茅盾的传记和他的思想之后，我们再稍微提一下他的创作路向，他的作品大家可以课下去看一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茅盾的长篇小说的，比喜欢巴金的更多。当然萝卜白菜，各有各爱，没有个人贬低抬高的意思。我个人喜欢茅盾的作品，是因为他有深度，也很有感情。虽然茅盾的作品是从描写自身开始的，但他与别人很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可以看鲁迅的作品，他描写自身的时候，并未脱离他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魏连殳，这个孤独者，鲁迅是从他和他祖母的关系来描写的，他和旧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再看看吕纬甫，鲁迅也是从他和他的母亲的关系来写的，他母亲让他去买一朵绒花送给一个小姑娘。《狂人日记》是通过狂人和他的哥哥的关系来写的。这些人物都与家庭有着密切关系。而茅盾的小说里，主要人物和家庭没太多的关系。瞿秋白曾提出，当时中国已出现了这样一个阶层，就是“薄海民”，“薄海民”在英文中就是bohemian，波西米亚人。他们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家。茅盾的小说就和这个阶层的出现有密切的关联。为什么封建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不是在一个地方永远不动的，留在老家呀，种地呀，他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当时知识分子已打破了这种观念，变成自由流动的资源。下面，我们就进一步来看茅盾的小说《幻灭》《动摇》和《追求》。

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茅盾的心态是怎样的呢？茅盾离开了革命以后，对革命非常失望，感觉到幻灭。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阵营分裂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极左阵营，说革命并未失败，我们要积蓄力量，继续打下去，以瞿秋白、郭沫若等为代表。这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还有一种是完全消沉了，离开革命，不再参与了。还有一部分叛变了革命，转而镇压革命阵营。茅盾讲，我实在自始不赞成一年多来许多人都呼号呐喊的出路，出路差不多成为绝路。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当时国民党清剿、屠杀革命战士，是非常残酷的。茅盾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失败了，不能再盲目地干下去。同时他认为写东西呢也不一定能指明什么“出路”，他说自己不能够积极地指引些什么。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自己也不知道革命将来会怎样，所以他不像郭沫若他们那样还给大家指明出路，说会怎样怎样，说一些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话。他说不想给大家指引些什么，因为他认为自己既不愿昧着良心说自己不以为然的话，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现一条自己信得过的出路来指给人家，只能做能够如何真实便如何真实的时代的描述。这是他写《幻灭》《动摇》《追求》时的心态。《幻灭》就是写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幻灭，很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北伐革命，看到了许多革命内部的问题，很多黑暗的东西。革命在大家原来的想象中是那么纯洁，那么鼓舞人心，却有那么多肮脏的东西，于是幻灭。幻灭以后就动摇，说不再革命了。动摇以后呢，又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还得起来再追求。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这些书啊，看过的举举手，我看看，好不好？还不错，还行，有三分之一啊。

《幻灭》讲一个慧女士，她和现在的很多女性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慧女士从法国留学回来，是个非常现代的女子。她回来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学校里和她的朋友静女士住在一起。静女士是很不幸的，她的情人背叛了她，她发现她的情人竟是国民党的特务，他欺骗了她。然后她们两个参加了北伐革命，也是很不彻底的。在革命里虽然也认识了新的人，有了新的恋爱的经历，但结局也不是很圆满，在幻灭的过程中，对于革命、爱情、人生有空虚感。这三部曲人物并不是连续下来的。《动摇》写另一个小城的故事，写小城里正闹革命的时候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追求》写另外一些人，写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走一步跨一步的困惑。人们有不同的追求，有人追求一个平平安安的家，有人追求革命的继续，有人追求自杀，可每次自杀都让人给救活了。这是部很悲哀很沮丧的作品。我们得看到《蚀》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写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比如说，当时对于道德、女性解放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妇女解放有没有与我不同的看法。好像一般男同学对这个有点谈虎色变，好像对女性主义最好是敬而远之吧，不参与这些讨论。而我们看当时茅盾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很开明了，甚至于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水平，不过我们是走另外一条路，和他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蚀》里面的一些段落的描写，比如说慧女士从巴黎回来，她就认为道德的具体标准是没有的，你不能用固定的、你认为是那样的标准强加于我们，能够使自己愉快的就是道德的。“我们正值青春，我们需要某种刺激，需要心灵的战栗，需要狂欢。刺激对我们是神圣的、道德的、合理的。”慧女士、静女士她们接受现代教育，是现代派。她们认为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恋爱都是骗人的，是骗子勾当，只能将来的事将来再说，现在幸福现在享受。她们认为这些都是烦闷的反应，在沉静的空气中烦闷的反应是颓丧消极，在紧张的空气中是追求感官的刺激，所谓恋爱却成了神圣的解嘲。当时这种爱情观也是很不正常的，男女间的关系很颓废。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状况，他们没有出路，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人来指引他们，他们自己在摸索一条道路。

在这一点上，我想起了钱穆——我们的国学大师之一，他写了一本书，叫作《中国知识分子》。他说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呢，知识分子那么失落，那么盲目。他说晚清的学术界实在并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先做一些准备与基础，换言之，现在的新时代实在是外面来的。的确，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有一次思想解放，那一时期是一个市民化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明末的小说、戏剧都有思想解放的趋势。但是清朝统治下，把这些都压制下去了。清代的学问主要是儒学和考据，没有太多新的进展，所以到了五四时期，的确没有从本身生长出一些思想，即使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样一些大家，他们的思想基础也是很薄弱、很短暂的。到后来五四时期，大门一开以后，各种思潮通通涌进中国，像压缩饼干一样，却没有好好地被消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非常困惑，他们或者讲一些空的、无用的理论，或者把西方的东西完全拿过来，所以当时是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茅盾非常深刻地写了这一点，他说新的书报到处都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各种各样互相冲击的思想会出现于同一本杂志上。同样地，《虹》的主人公梅女士也是毫无歧视地一起接受，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人权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又使她异常陶醉。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阶段。

那茅盾为什么要写这三部曲呢？我们可以看到，《子夜》和《蚀》是非常不同的。下面讲一下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茅盾曾说写《蚀》的时候，他是忙里偷闲地写小说，这是因为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当时的革命浪潮里，有几个女性特别吸引了茅盾，其中一个与他的关系非常秘密，保护得相当好，直到“文革”后才被人发现，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秦玳君，她和茅盾在庐山时已经在一起了。茅盾说，在那个大革命的前沿时代，“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们走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们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上一点怀疑的心情……她们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对照，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天加强”。有一次，曾与这样一位女性同行于大雨滂沱之中，“忽然感到文思汹涌”。我们可以看到，茅盾面对真实的女性，非常激动，他不是像写《子夜》那样，经过调查研究筹划而写作。他认为，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在《蚀》里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时代女性。他说慧是肉感的，使人感到刺激、危险；静的幽丽却能慰平你紧张的神经，静是非常匀称非常和谐的，有一种幽香，有一种不可分析的美。慧认为现在就是一切；静则总是寻找人生的意义，认为无目的无希望地生活是痛苦的。静在革命过程中总是洁身自好，不满现状；慧呢，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应付自如。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而这种时代女性的二型是怎么来的？我们说是和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

大家可能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作品，主题是表现灵与肉的冲突：一类是受制于灵魂的，轻灵的、纯洁的、不重视外表的；另一类是注重外表的，她们外表艳丽，对男性特别热情。前一类是温和的、温柔的。这两种类型的对比，在五四文学中是随处可以找到的，可以说一类是“贞女”的形象，一类是“妖女”的形象。在茅盾的作品中，这两类形象也很多见，反映了大革命时代新女性的成长。在《动摇》中，陆梅丽就是温雅和睦的一类，没有浪漫女性那种咄咄逼人的力量；而孙舞阳是《动摇》中的另一类女性，非常生动、活泼，一出场就让人很吃惊和印象深刻。茅盾的描写也往往从这两种类型出发，例如通过外在客观的环境描写来传达人物性格。茅盾是这样描写陆梅丽的房间的：“厅的正中有一只小方桌，蒙着白的桌布，淡蓝色的瓷瓶高踞在桌子中央，斜含着蜡梅的折枝……”屋子的布置给人很温和、幽雅的感觉。而孙舞阳的屋子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乱七八糟，屋角结满了蛛网，很多衣物丢在各处，甚至避孕药也随便搁在外面。由此可以看出，屋子的主人是一个很随便的人。这两种类型都是通过客观的环境、细节来描写的。从形象上写，也是这样形成对比：陆梅丽是洁白的、柔和的、温婉的，穿着深蓝色圆角衫、咖啡色的长裙；孙舞阳的眼睛则常常射出黄绿色的光，穿着墨色的长外衣，全身撒满了小小的红星，像花炮放出来的火星一样，穿的衣服也是这样，非常艳丽、非常惹眼的那种样子。大革命失败以后，她们在一起逃难，逃到一个庙里头。周围的都吓得要命，很害怕。陆梅丽觉得头脑发眩，身体浮空着在簸荡，就像小蜘蛛，六只细脚乱划着，臃肿痴肥的身体悬挂在一缕游丝上。这里描写得非常有意思，蜘蛛是很肥、很大、很重的，可那个蜘蛛的丝非常细，“一缕游丝上”，看着就要掉下来了，这个蜘蛛战栗地、无效地在挣扎，苦闷地、麻木地喘息。而这时候的孙舞阳就不一样了，她当时穿着一身小兵的衣服，跳上跳下，来来回回跑，一点害怕的情绪都没有。

所以说，在《蚀》中茅盾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个“时代女性的二型”，这二型实际上是跟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学里面看到类似“贞女”和“妖女”的不同类型。在中国革命当中，这两种类型有着特殊的、独到的内涵。在两种类型中没有好与坏的分别。可能你们今天听了，觉得孙舞阳或者说是慧女士那一种类型很难接受，觉得她们太咄咄逼人了，好像在一起相处很困难，可是她们也有美好的地方，茅盾自己就非常喜欢这一种类型。除了慧女士、孙舞阳，还有后来《追求》里面的章秋柳，茅盾对她们都很偏爱，你们只要看书中的描写就可以了。在讨论世界文学中女性的二型时，我想，茅盾的作品应该占有很重要的一席地位。

2.《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即两部作品在写作上、在人物创作上及其他各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子夜》是1930年茅盾回到上海以后写的，在1933年发表，曾经改编成电影，改编得非常糟，我劝你们没有看过的最好就不要看。《子夜》要写的，按照作者所讲，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民族资本家，希望在中国能够建造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第二条线索是买办金融资本家，他们和外资勾结在一起，受日本、美国资金的资助，买空卖空，发行债券、股票，不生产什么真正实在的东西。吴荪甫这个民族资本家到底生产出来一些东西，不管是有用的还是当时销不掉的，到底是生产了一些物质财富，提高了中国的工业水平。而这样一些投机倒把的金融巨头，实际上并没有生产出真正的物质财富，反而使得工业资本家受到很大伤害。第三条线索就是革命家和工人阶级的斗争。

这跟《蚀》比较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争议。不喜欢《蚀》的人认为《蚀》三部曲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作品，作者只是把这些现象端出来，他没有指引人们应该做什么，没有提出什么方针、方向，没有给予任何主观的引导，而且对人物都是自然主义的、不加评价的。比方说把慧女士的艳丽照搬出来，对孙舞阳的野性也是照搬出来，他们认为茅盾没有任何批评，所以认为《蚀》是自然主义的作品，是不好的作品。这样一些人就特别抬高《子夜》的价值，说《子夜》写了工业资本家，写了金融资本家，还写了革命者和工人阶级，是一个大时代的作品。可是反对的人说，《蚀》是真情之作，是作者自己本身的体会，是跟托尔斯泰一样的，是体会了生活以后，自然从自己的心里面冒出来的，所以是没有任何假装的。他们认为《子夜》反而是失败的，因为《子夜》是经过策划的。这个“经过策划”的评价倒是实至名归，茅盾自己也说，他从日本回来以后，想写写上海资本家的情况，就做了很多调查，列了一个表，说哪一个人应该代表什么，然后把他们怎么编起来，编成几条线索，怎么交叉，然后怎么做成这么一个小说。所以不喜欢《子夜》的人就说《子夜》是一个完全由人的理智，而不是用他自己的感情来创作的；《蚀》是用感情来创作的。而我们中国一向讲究“以情为先”，大家知道，白居易曾经讲过，“万事情为先”，“情”是最主要、最根本的，一个作品如果没有情，那这个作品是站不住的。我们中国人是讲究“道”的，道是一切，道演变出万物，而道是从情开始的，“道始于情”（郭店竹简），所以从公元前200多年前就把“情”提到很高的地位。有人认为《子夜》不是作者写自己的情怀，而是通过他的理智分析、对社会的理智认识，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就觉得跟“四人帮”提倡的“主题先行”差不多，就是先有个主题，然后把它变成个计划，策划成一个提纲，然后一点一点往里填人物。大家知道“四人帮”时候的“主题先行”是很糟糕的一种创作方法，它是分开来的，叫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三个结合起来，就是所谓“三结合”，突出主题思想，所以就叫作“主题先行”：先把主题搞好了，再把生活灌进去，然后再把技巧修改一下。当然这种创作是绝对错误的一种路线。

可是我们要看到，《子夜》是不是这样的呢？《子夜》引发的争议，我个人认为，很大一部分是由茅盾自己引起来的。1933年《子夜》刚刚出版的时候，茅盾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在这篇文章里他就讲，《子夜》写的一个是民族工业资本家，一个是反动的金融资本家，一个是革命者和工人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就把这篇文章改了，说《子夜》第一写的是反动工业资本家，第二是反动金融资本家，第三是革命者和工人。大家知道，1950年代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年代，那时候好多作家把自己文章都改了，所以你们研究现代文学要研究原版。改得最厉害的像《日出》《雷雨》，把很多很精彩的部分都删去了，比方说《雷雨》，把序幕和尾声都给去掉了。有的时候是为了迎合当时的领导，比方说刚才讲，资本家都是反动的，哪有进步的资本家，所以茅盾他就要说，我写的是反动的工业资本家、反动的金融资本家，等等。那么这样一下就把事情搞乱了，因为实际上茅盾写吴荪甫这个工业资本家时是充满了对他的同情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子夜》第一版的封面上写着“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就是说这是一个1930年的中国罗曼史。他认为吴荪甫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有非常远大的志向，有非常高超的才能，可是由于现实情况对他的压制，由于金融资本、由于政府、由于很多现实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的才能、智慧全部都给消亡了，所以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所以茅盾很明确地讲，吴荪甫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是个hero。可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就不敢这么说了，他就说吴荪甫也是个“反动的工业资本家”，因为那个时候所有资本家都是反动的。这样以后就引起很多人对《子夜》的不满，认为茅盾是先计划好、安排好、编排好才往上写的。

《子夜》和《蚀》的写作方法、写作心态、写作过程不一样，这个是事实。可是我想，并不能用一种方法来否定另一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我认为都是可以用的，只要你用得好。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嘛，有很多作品，是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从自己过去的一些自传性的东西出发来写的，也有一些是我写了很多自传性的东西，已经都写得差不多了，要开拓新的层面，就要去调查研究，就要重新铸造一些人物、一些情节，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这其实是作家不断地在互相交错进行的两种不同创作方式，所以如果要用一种来否定另一种，我想是不可以的。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读《子夜》，现在怎么读呢？《子夜》认为由于外国资本的引进，由于金融资本压垮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凋敝，不可能得到发展。那么今天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你们可以来考虑，今天我们引进了外资，我们参加了WTO，我们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应该看到，与过去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就像吴荪甫这样一个资本家，外面的资本进来以后，一垄断，他就没办法了。可是今天呢，他们可以进来，我们也可以出去，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像青岛的海尔，大家知道，它的各种电器、各种工业产品，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是在美洲和亚洲。比方说我们北大方正的印刷系统，可以说日本印刷报纸的很多印刷系统都采用了先进的方正排版方式。就是说WTO以后我们是全球沟通的，你们进来，我们也可以出去，所以这一点跟当时是不一样的。而且，投资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投资里面的欺骗是非常多的，就是股市上的这种欺骗。当时的股票、证券，各方面都是掌握在金融的黑手里面，可是今天（当然这种问题还是存在的，我对金融不是很懂），我觉得和茅盾创作《子夜》有不一样的地方。今天的公债、股票，一方面可以由公司来发起，可另外一方面它也受到国家的控制，所以它是有控制地进行的。大家今天再看《子夜》的时候，不妨联想一下，到底现在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如果写毕业论文，可以提供给你们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比较一下《子夜》和1950年代的《上海的早晨》、七八十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这几个人写的上海的情况到底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拿《子夜》和《蚀》来比较的话，写作的心态不一样，写作的方式不一样，写作的结构形式也不一样。我们说，在《蚀》里面，结构形式多半都是自然的，写到哪儿算哪儿，没有什么太多的结构，有很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自然地写下去。可是在《子夜》里，你可以分析出来八条线索，这八条线索交叉发展，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金融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矛盾、知识分子里面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矛盾，还有那些女性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你要分析起来，一共有八条线索交叉着发展，结构是非常严密的。这就跟《蚀》的比较松散的结构，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很自然（它也有它的好处），是不一样的。

另外在心理方面，茅盾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在心理描写上面非常成功的作家，也可以说是处在第一的地位的。他对不同人物的心理描写也是不一样的。《蚀》常常是写一种“时代女性的二型”，常常是在两个自我的冲突间展开的。《蚀》的心理描写往往有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比方说慧女士和静女士她们是两种不同的心理，两个对比起来描写，就可以看出来两种不同的心理状况。在《蚀》里面，故事和人物的心理、和他们的精神能力构成了一个整体。心理的描写，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人的不同心理、矛盾、精神能力，是合在一起来发展的。可是《子夜》是按照不同的人物，统一来写的。茅盾自己也说，《子夜》的心理描写，是一种“心理解析的经验”，就是很重视、研究了心理的描写，能够把很多心理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来描写，而不是从故事的发展上来写。而在《蚀》里面，他往往是用一些形象来显出这种精神分裂，比如说“脑盖骨下飞速旋转”的“留声机唱片”一样，在她的心里面来回地搅腾，这是《蚀》的写法。可是在《子夜》里面，他就是用很多细节来描写，而不是用一种方式来描写了。比方说吴荪甫回到家里，没有人在家，当差的女仆在门房里偷偷打小牌。满天乌云，公馆阴沉沉地可怖；接着写在客厅里面，吴荪甫因为快要破产了，心里面非常暴躁，声音在全屋子里打滚，用他的行动写出他内心的烦躁。然后转入到回忆对比：两个月以前，他的壮志宏图正在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客厅里是非常热闹的；而现在，两个月以后，是满目的凄凉，从而写出他内心的痛苦：“只有投降破产像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转，并且绝对没有挣扎反抗的泡沫在意识中浮出来……发展实业的狂热已经在他的血管中冷却……”这样一些心理描写在《子夜》里是很多的。

我们说，不管是从结构方面还是从心理描写方面、从写作的心态方面来看，《蚀》和《子夜》都是不一样的。从艺术的细节描写上看，《子夜》和《蚀》都是比较强调细节描写的，所以有人就曾经提出来说，《子夜》非常受左拉的影响。大家知道法国的左拉，他的两部著名的作品，一部叫《萌芽》，一部叫《金钱》，有人认为《金钱》和《子夜》是非常像的，甚至有人认为茅盾的吴荪甫的形象用了很多《金钱》里边的主人公萨加尔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人物形象也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愿意做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这两个资本家，都是民族工业的资本家，都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一个是法国的萨加尔，一个是中国的吴荪甫。法国的萨加尔，他的资金是从很大的一笔遗产继承来的；而吴荪甫的资金是从农村里边一点一滴地去搜刮，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地集拢来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就不一样，所以他们经营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萨加尔最后破产以后，被关在监狱里，他还在想，下一步应该开一个什么工厂，应该再策划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事业。可是吴荪甫到底也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他破产以后就拿了一把手枪想自杀，没有自杀成，就跌落在沙发里，不知道干什么好，他并没有下一步的再起来、再斗争的比较成熟的、像法国资产阶级的那种形象。

《金钱》《萌芽》这两部作品，应该说的确是给了茅盾一些影响，特别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上。所以最后想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两段细节的描写。一个是《萌芽》里面写的沃勒矿井：“沃勒矿井现在像从梦境中展现出来。……这个在一块洼地里建起的矿井，有着一片低矮的砖砌建筑物，它的烟囱直立在那里，像是一个吓人的大犄角；在他看来，这个矿井好似一个饕餮的野兽，蹲在那里等着吃人。”这个细节的描写有很多意象，比方说，一个烟囱在那个地方，像一个吃人的东西。比方说下面讲的：“沃勒矿井像一头凶猛的野兽蹲在他的面前，黑暗中只有几点微弱的光。矸子堆上的三团炭火又在高处燃烧着，仿佛三轮血红的月亮……夜渐渐深了，这时候又慢慢下起连绵不断的细雨，茫茫的黑夜笼罩在单调的雨丝中。只有抽水机缓慢粗哑的喘息声日夜不停地轰鸣着。”

我们再看看茅盾的写法，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相通，因为茅盾也是很喜欢左拉的作品的。像他写汉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大起重机，在月光下黑魆魆地蹲着，使你以为是黑色的怪兽”，这跟沃勒矿井那个凶猛的野兽的意象几乎是差不多的；“张大了嘴，等待着攫噬。武昌城已经睡着了，麻布丝纱四局的大烟囱，静悄悄地高耸半空，宛如防御隔江黑怪兽的守夜的哨兵。西北一片灯火，赤化了半个天的，便是有三十万工人的汉口。大江的急溜，澌澌地响，武汉轮渡的汽笛，时时发出颤动哀切的长鸣。此外，更没有可以听到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描写跟《萌芽》是很类似的，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如果细看的话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