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魏晋时期和明清之际为代表，在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上，每值天下昏乱、家国倾覆之世，便是庄学话语格外活跃之时。这一文化现象具有截然相反的两个面相。对于某些坚守圣统、捍卫名教的儒者和士大夫而言，道家连同自异域传入的佛教均属洪水猛兽，似乎纲纪之废弛、王道之不振乃至家国之覆亡皆应归罪于佛道之泛滥。而庄子作为道家的第二号人物，便自然难逃被批判挞伐的命运了，东晋名士王坦之的《废庄论》、晚唐李磎的《广废庄论》即是这方面的名文。与“难庄”
“废庄”的论调相对相应，乱世中更多的文士学者则好庄、师庄、赞庄、崇庄，他们或通过注解《庄子》其书，借题发挥，以抒泻自家胸臆，或高度认同庄子的思想和人格风范，进而引其为同道知己。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魏晋之阮籍、向、郭，晚明之焦弱侯、方药地
，乃及船山父子皆是。……然则处衰世而具深识，必将有会于蒙叟之言，宁不然耶！”
庄学之所以在乱世常常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热烈追逐和信从，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政治和文化格局的败落，使学者获得一个动荡无序但却比较宽松自由的反思和言说的空间，在此空间中，多种思想并存激撞，正统和异端的边界趋于模糊，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或曰“是非之途，樊然殽乱”（《庄子·齐物论》，下文引《庄子》，仅注篇名），庄学的“异端”色彩因之得以淡化甚至被抹除，从而不再被众口一词的简单贬视和排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产生于战国时期、以个体生命的存养和超迈为主题的庄子哲学，可以穿越历史时空，引起同样陷身乱世、茫无所依的知识分子群体强烈的精神共鸣，并且可在形而下的现实生存和形而上的心灵超越两个层面，向他们提供一种迥异于儒家的借以处置个体和沉浊世界之关系，从而安顿自我身心的启示性的思想资源。
相较于庄学在汉代三百多年的“中断”“沉寂”或“潜行”，经由从“老庄”到“庄老”的转变，魏晋之世或可称为庄学的“复兴”时期。
与此情形不同，明清之际庄学思潮的流行却并非勃然突起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远自唐宋、近自有明以来，其间虽然亦时有高低起落，庄学作为一种古远且具有独特品格的学术谱系和精神传统却一直绵延不绝，著述迭出，到了晚明终至蔚为大观。所以，就思想文化演变的连续性而言，明清之际的庄学思潮实是对此前学术脉络的承继和进一步发展。
如果把晚明和明亡以后遗民士群的各种相关著述合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那么，这一时期庄学的盛况就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描述：
（一）出现了一大批庄学著作，不仅其数量远超前代，撰述体例亦趋于多样，除了传统的注解方式，评点的手法也为文士学者惯常采用。有趣的是，在学术领域之外，晚明还出现了以庄子为主角、以庄子生平和思想为素材的通俗的文学戏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小说家冯梦龙《警世通言》的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王应遴所著杂剧《逍遥游》。此类作品虽不属学术范畴，却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晚明涉及庄子其人其学的书籍文章之多杂。当代学者方勇、刘韶军、刘海涛等人对其时出现的理论性的庄学著作已有详细的统计和介绍，兹不逐一引列。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注解评点之类的庄学专书以外的其他著作中，时人还随机写下了大量的不拘体例、直接或间接申说辨议庄子思想的文字，这些虽属零散片段但却不乏识见的文字也是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忽视的。
（二）涉足庄学的社会群体构成甚是复杂，其中既有儒家学者、文士官宦，也有居士、佛僧、道士、隐者、书坊商贾，等等
。“方内”与“方外”、学者与凡夫、庙堂与市井，社会各色人等对庄子表现出的普遍兴趣和广泛热衷，意味着庄学及其精神在晚明至清初这段非常历史时期激起了人们巨大的关注和追崇热情。个中端详和因由，耐人寻思。
（三）由于学者的学术渊源、思想理念和精神气质不同，各种著述所采取的路数颇为不一，要而言之，则不外乎以儒解庄、以佛解庄或所谓“以庄解庄”三类。分别来看，其理论取向大致为：以儒解庄者希望借由会通庄儒，以塑造出一个儒家化的庄子形象，或设法把庄子拖入儒门内；
以佛解庄者试图融会庄佛，从而使庄子思想佛学化，这一路数也许可称为“反向格义”；“以庄解庄”者则打着为庄子去蔽辩诬的旗号，力求剥除过往加诸庄子的各种错讹误说，以复原其本来面目。
对照此前的庄学史，可以发现这三种解庄路数实际上由来已久，并非新创。相较而言，由于儒释道三教思想经过此前漫长历史时期的冲突互动，其交融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再加上明清易代对知识分子群体造成的空前剧烈的心理冲击，所以，晚明至清初学者对庄子思想的诠释在学术理路方面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一是许多著述带有更为突出的三教彼此渗入、相互融合之色彩，诚如顾炎武所言：“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列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吾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
事实上，好新说者不限于儒家士子，佛门亦不乏其人。例如，一代高僧憨山德清的《庄子内篇注》在以佛解庄的大框架下，有意无意地吸纳了不少儒家的思想观念；觉浪道盛属于佛门，然其著《庄子提正》却偏偏基于儒家的价值立场，独辟奇径，把庄子之学解释为尧孔血脉之真传；傅山固是大儒，但他却毫不掩饰自己对庄子思想的信从，公然宣称“我本徒蒙庄”
，同时其解庄对佛理亦有援取；由儒入禅的方以智比傅山走得更远，他的《药地炮庄》更是希图融庄、儒（易）、佛（禅）三者为一家。另外，明亡后出现的一些庄学著述，很大程度上并不依循严格缜密的学术规则，不按学术套路说理立义，而更多是著者以亲历晚明衰丧的特殊生存境遇和心态去解庄，所以内中尤其渗透着解庄者的个人生命体验，本章下文对此将作详论。
（四）在理论观点方面，与前世相比，这一时期的庄学著述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提出了许多“非常之说”。例如，大儒王夫之对庄子生死观的积极评价以及其对《庄子》内外杂篇之文本归属和思想差别的辨析，觉浪道盛的“庄为尧孔真孤”的论断，俍亭净挺以庄子为“释家教外别传”的奇见，傅山对郭象《庄子注》之“奴人奴见”“奴颜”的带有个性解放意蕴的抨击，钱澄之、陈子龙、屈大均以及觉浪道盛等人从多种角度对庄子与屈原之精神品格的合论融通，如此等等。严格说来，其中有些异乎寻常的看法缺少信实充分的学术理据，经不起仔细推敲，但它们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构成并反映出了此一时期庄学精神的多元开展、庄学话语的丰富活跃及其别具一格的思想面貌。
除了得益于学术思想演进的长期累积效应，形成于历史“大变局”时期的晚明庄学之繁盛尚有直接的社会文化因缘。这些因缘主要包括：
（1）明末专制政治的空前腐败和高压，使知识分子群体对现实社会和自我人生的进途普遍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促使众多学者借解庄论庄，以浇胸中之块垒，更有人径直沉入庄子所营造的宇宙天地中去寻找人间世的生存智慧，以及超拔逍遥或安顺自适于乱世的精神慰藉。
（2）隆庆后，《庄子》进入科举，成为广大士子的必读书，一些州县学内的教官也开始讲解《庄子》，而书坊则应时之需，刊刻了名目繁多、体例不一的有关《庄子》的大量书籍，庄子其书其学因此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
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破题用庄子》载：“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
由崇祯时士大夫为文之积习难改，动辄不经，可见《庄子》进入科举后对晚明知识阶层产生的影响之深巨持久。
（3）以明显带有戏说、演绎成分的冯梦龙的小说和王应遴的杂剧为表征，明代工商业和城市社会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市井情趣的世俗化，使庄子由虚无缥缈的无何有之乡落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而成为广为人知、闲时谈议的鲜活人物形象，庄子思想的社会影响力因之变得更加广泛深远。
（4）以王阳明和李贽为典型，晚明社会涌动着一股质疑、批评朱熹道学的权威，以求“思想解放的潮流”
。在对待庄子的态度问题上，与朱熹的多方责难大异，王阳明没有提出专门的黜庄之论，他对庄子及道家持开放宽容乃至不无欣然领受的态度
，而其思想所挺立的个体原则更与庄学的生命精神有相通之处。正因此，阳明心学在晚明的广泛传播和流行势必会消解相当一部分儒者对庄子固有的敌意，甚或可能把这种敌意转化为某种程度的亲近感。
明亡以后，晚明繁盛的庄学思潮不仅没有伴随着旧朝社会文化秩序的崩溃而消退，反倒以更为鲜活特出的形态存续于遗民士群中。两相比较，一方面，遗民士群庄学思潮之活跃，同样具有其于此前呈现出的如上几个特点：新作多出且体例不一、学者身份多杂、诠释路数多样、理论观点新奇。所以，笼统地说，遗民士群之庄学无疑是晚明庄学的延续和逻辑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从理论观念的个性化及其思想成就这方面来看，则遗民士群之庄学较之前朝诚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妨认为，正是由于遗民士群对庄子的注解评点、申说辨议，以及他们所构建的样态各异的学术体系、所提出的新颖别致的理论观点，晚明庄学才最终被引向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