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邓联合教授的新著《王夫之庄学思想通论——基于＜船山全书＞的研究》的书稿，摆在案头已逾月余，他请我为该书写序。我长年养成了一个习惯：为人撰写书序，必先阅读书稿，且需把书稿从头至尾读完、读通、读懂，然后才能据己所悟，动笔方觉畅然无隔。

今则不然，读完书稿，仍不能动笔。观其书稿题目即可知，这一新著所涉及的主题和人物是庄子和王夫之，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几乎可以称为旷世奇才的“全能”大家。庄子其人距今已近2400年，而《庄子》其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盖可称为对中国有史以来的文学艺术影响“最大”或“最大”之一的著作。《庄子》之为书，雄豪宏肆，立言超绝，托物寓意，风云开阖。其行文纵横驰骋，无可踪迹，其微旨变幻离合，尤难致诘，故世称“百家之冠”“古今奇笔”，在中国历史上还挑不出另外一部书能与《庄子》所得到的盛赞相比。

再说比庄子晚生近两千年的王夫之。他是明清之际被称为“天崩地解”或“暴风雨降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巨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或本应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时代。这里所谓“本应”是指，在16—17世纪之交，中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处在同一个时间的坐标线上。当时中国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当中，因此在社会意识领域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虽然本应如此，但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以及清王朝的建立，打断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使已经濒临解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又得到强化，从而使中国社会实现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二百年之久。

明清之际庄学思潮的出现与上述背景有密切关系。包括其庄学思想在内的王夫之整体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历史夹缝中，与庄子等一系列思想圣哲和巨匠相遇和对话。这是一场历史与现实、思想与文化的伟大邂逅。

总体来说，船山之通庄、解庄、述庄及评庄，皆是他非自觉地建立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他“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创造，这种思想创造乃是基于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选择、扬弃和总结的需要。表面看，这种需要是偶然或非自觉的，实际上在其背后却隐藏着历史的必然性。不只是船山一人，而是一个未经“协商和谋划”而自然形成的思想学术群体，共同推动了一场似乎清晰而又朦胧的社会文化运动——具有近代性的思想启蒙思潮。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清康熙三十年（1607—1691）]产生了顾、黄、王及傅山、方以智、钱澄之等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学术大家，而王船山又是上述六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共同塑造和聚焦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大流，创造并引领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辉煌。

邓联合教授的新著把相隔近两千年且各自代表不同时代和不同思想的庄子与王船山联系在一起，让后庄子近两千年的船山PK庄子，然后再“通论”船山解庄、注庄的思想理论之得失。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学术思考和思想磨砺的过程。这一课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跨度极大、思想牵连极广、需过目材料极多、复杂程度极高的“四极”课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作者需要对庄子和王船山这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同样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大家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多年的知识浸润，同时还要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可以说，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方能完成这一很难完成的任务。

完成这项任务当然还需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要对庄子有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庄子》一书，历来被认为难读。宋代林希逸在其《庄子口义发题》中，把《庄子》之难读归纳为“五难”：“此书所言仁义性命之类，字义皆与吾书不同，一难也；其意欲与吾夫子争衡，故其言多过当，二难也；……又其笔端鼓舞变化，皆不可以寻常文字蹊径求之，四难也；况语脉机锋，多如禅家顿宗所谓剑刃上事，吾儒书中未尝有此，五难也。” 林希逸所谓“五难”，实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庄子》书的文字、语言及思想逻辑和概念范畴多为独创。因其独创，故前所未有，时人或后世难于把握，如“逍遥”“朝彻”“见独”“凝神”“寓庸”“曼衍”“两行”“天游”，等等。诸如此类的名词、概念和范畴在《庄子》书中比比皆是，甚至随手即可拈来。对于这些名词概念，庄子固有自己的蕴意，但他却没有进一步阐说，而且实际上也很难阐说，因此他只能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所出之故事，或如禅家之“语脉机锋”去“凭虚捕象罔”“赤手搏蛟螭”，故其恍惝迷离往往使人不知所是。

其二是庄子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无论在表层还是在深层都有分别和抵牾。《庄子》书有意脱离儒家话语系统，即所谓“其与五经辞气不同”，不引六经之言，不正述尧舜禹汤，甚剽剥孔氏、秕糠圣人。这是庄子在历史上受儒家排斥的主要原因，也是儒道两家基于学派立场展开长期争论和相互攻讦的主要原因。《庄子》之所以“难读”“难解”主要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而船山的庄学思想也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方面推衍出来的。

《王夫之庄学思想通论——基于＜船山全书＞的研究》这部著作是邓联合教授最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是他继先后出版《“逍遥游”释论——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和《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与酿生》这两部优秀作品后的又一涉及庄子研究的新作。只是这次选择的课题，比前两部作品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因为在我看来，《庄子》难读，而王夫之关于庄子的著作，可能更为难读。面对双重难读的叠加，如果没有坚定的学术承担精神，没有开展学术研究的思想定力，没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研究能力，要想通过“基于《船山全书》的研究”去完成“王夫之庄学思想通论”这一宏大课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邓联合教授却把这一艰巨任务完成了。

仅就我个人的读后理解，邓联合的这部新著有许多特点和新意，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著对船山庄学思想产生的背景作了清晰的描述。其在《导论》中揭示了在明清换代之际的时代背景下，晚明庄学大滥的社会文化因缘和历史及学术思想的动因。其中，与此后船山庄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有较密切关联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明末专制政体的全局性腐败和政治高压，使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现实和自我人生的进途产生了幻灭感，由此很多学者沉入庄子所营造的宇宙天地中去寻找人间世的生存智慧，以及超拔逍遥或安顺自适于乱世的精神慰藉。庄学本身的这一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成为士人群体追寻精神彼岸和世外桃源的最佳选择。在此意义上，庄学甚至取代了宗教。

二是晚明社会同历代王朝晚期一样，由于政权的衰落和式微，与其相应的思想文化及信仰也随之发生动摇，在两宋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学在此时受到质疑和批评。阳明心学的崛起及其在晚明的广泛传播和流行，引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三教关系的紧张，使庄子及道家又重新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末，并促使晚明庄学达至高峰。

三是阳明心学的兴起并没有扭转晚明王朝的危机，明亡清立再次说明儒学内部由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的调整，并未起到救世作用，由此又引起一些学者对陆王心学也提出怀疑批判。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明清换代之际失去故国家园的明朝遗民士群来说，面对华夏人道正统的儒家思想陷入左右失据而产生的迷茫、困惑和彷徨，其文化选择似乎只有对由传统保留下来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体系再作重新调整，进行新的诠释和新的综合。

第二，这部新著的主要特点和新意是力图解决船山庄学思想中存在的矛盾。讨论船山庄学思想所面对的最大难点，就像挡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堵门墙。隔着门墙只能通过缝隙见门内之一端，很难窥见门墙内的风景全貌。邓联合的新著非常重视这一点。作者在解析船山《庄子通》和《庄子解》（以下简称《通》《解》）的要旨之后，委婉地批评了现当代的一些学者仅就《通》和《解》去厘定船山庄学的性质、特点及其意义是不全面的。在他看来，虽然船山在其《通》《解》中，基于儒学立场称许庄子的某些思想主张，并对《庄子》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和观念进行了儒家化的熔铸，且在此过程中船山自己也对庄子思想有所汲取，然而“我们不可据此便认为，会通儒道并对庄子施以儒家化的再造，是船山庄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和特征”。作者认为，船山的《通》《解》只是他解读《庄子》的两部“庄学专书”，在“专书”之外，船山还有大量评说庄子的相关文字。如果把此类文字与其“庄学专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一旦脱出《庄子》文本而转到其他著述和其他语境下，船山对庄子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不解决这些矛盾，就很难把握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因此也就不能充分理解作为思想启蒙者的船山的内在精神世界，以及明清之际庄学思潮兴起的学术趋向、时代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应当说，新著作者的这一提示，在船山庄学思想的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针对上述问题，新著通过更新诠释方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来说，为了准确揭示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和特点，避免“缝窥一隙”的片面性和局部性，作者采取了新的诠释方式，即分别“文本类型”和“文本语境”的“双分诠释”。

在“文本类型”的讨论中，作者首先对“庄学专书”与“非庄学专书”（或称“庄学散论”“庄学碎语”）作了区分。所谓“庄学专书”，即指船山的《通》和《解》这两部专门“通说”和“解说”庄子的专著。作者认为《通》《解》这种“文本类型”的特点是集中讨论《庄子》一书的思想，尽管其重点实质上是阐述船山自己的观点，但又必须顺着《庄子》文本的语脉和逻辑进行讨论，因此在这种“文本语境”下船山强调的诠释原则是“顺文求之”，反对“屈文义以就己说”。与这种诠释原则相呼应，船山在“庄学专书”中对庄子的态度往往是通过“会通”“互参”或“同情的了解”来“引庄入儒”，而非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老子衍·自序》）的强势态度去攻乎异端。

与“庄学专书”的文本类型不同的是“非庄学专书”。新著作者通过认真地检阅和考辨，揭示出船山的“庄学散论”或“庄学碎语”几乎散布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由于船山辟庄的大量言论散存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著述中，“这就使得他对庄子的看法表现出了明显的‘文本语境化’的特征”，即船山对庄子的评价受到其不同著述的文本类型及其内在语境的影响而表现出某些差异的特点。因此，在这部新著中，作者强调要切实把握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及其复杂特质，就必须了解其于《通》《解》这两部庄学专书以外的其他全部著述中的评庄散论，并具体把握不同文本类型的内在语境，方能得见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文本类型”的差异决定了“文本语境”的差异，“文本语境”的差异又导致了船山对庄子的不同评价，这显然是作者发明和总结出来的一套新的诠释方法。运用这套诠释方法，船山庄学思想体系中存在的矛盾或悖论（例如他对老庄关系的看法），便可迎刃而解。

第四，如上所述，新著通过比较不同“文本类型”和不同“文本语境”的差异，提出了“船山庄学话语的两种形态”论。循着作者的这种分析理路，再细读新著全文，便可清晰地看出船山评说庄子的“二分”进路。例如，船山庄学话语的早年与晚年之分，“混称老庄”与“庄老剥离”，庄学碎语的“情理两端”与“庄儒划界”，庄子的“私意”与儒家的“道义”，庄子与后学的分疏，读《庄子》方法的“略其曼衍”与“取其精蕴”，所谓庄子之“浑天”说的“双向亲缘性”，等等。作者通过“二分”进路的文本诠释，最后达至“二分”的“归一”，从而呈现出了船山庄学思想之全貌。

第五，文献资料的翔实以及对文献资料运用把握的精准，是这部新著的又一特点，这突出体现为该书内容和形式的厚重与新颖，以及作者所下的细致扎实功夫。为完整揭示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作者翻阅了《船山全书》全部十六册，阅读了船山的全部文字约千万言。仅从新著“附录一”的“《船山全书》涉庄老文献辑录”，也能看出作者写作这部书的“经营之勤”与“用力之苦”。“附录一”所辑《船山全书》涉庄老文献达四十余种，约六万言。以作者自己的统计，船山一生所著除《周易考异》《尚书稗疏》《春秋稗疏》《四书考异》《箨史》《莲峰志》《噩梦》《龙源夜话》等数种未涉庄老外，其余著作皆有所及，作者对相关资料可谓收罗竟尽。

邓联合教授的新著，可以说完成了他与中国古代两位哲学大家的历史性对话，打开了王夫之通向庄子思想奥堂的大门，沟通了两位哲学巨人相隔近两千年的思想时空隧道，跨越了王夫之与庄子或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鸿沟，由此为学界全面了解王夫之庄学思想的全貌，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部可读、可信和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

李中华
2020年9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