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其庄子定位论的最后环节,在庄子学派内部,船山对庄子与后学思想的分疏,是通过对《庄子》各篇进行文本辨伪和思想澄清来完成的。我们知道,《庄子》一书历来以文本驳杂、思想歧迷著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作为庄子学派的集体著作,书中文章的作者既有庄子本人,又有其后学,而在该书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汉之刘向、晋之郭象又曾先后对它进行过整理和删定,以致其本貌久已难辨。由此产生的一个长期困扰学者的难题是:如果要研究“庄子”而非“《庄子》”的思想,那么我们究竟应以书中哪些文章为依据?换句话说,《庄子》全书究竟哪些文章为庄子亲笔,又有哪些文章出自其后学之手?在《庄子解》中,对于这一兼括文本辨伪和思想澄清之双重内容的问题,船山用力甚巨、运思精深,其见解和所得结论虽未必完全正确,却亦可谓独异超卓、自成一家,因此对后世的庄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概要而言,船山对《庄子》各篇文本之作者归属的研判是:全书只有内七篇和杂篇之《寓言》《天下》为庄子所作,内七篇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系统表达,《寓言》和《天下》二篇则为其书之“序例”;除了这九篇,其余皆为他人作品。而在思想辨识方面,为廓清庄子与其后学的差异,船山以内篇为基准,从文辞风格和理论旨趣两个进路,对外杂各篇逐一进行了全面而又细密的分疏和解析。经其疏解,船山心目中的原本与其后学相混杂的庄子思想之要旨得到了挺立和彰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