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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上文船山从本体、心性及处世之道、思想实质、历史影响等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并批评老庄，可以说他在二者之异同问题上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种矛盾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可能的解释大致有三种：
第一，《庄子解》虽肯定庄子“自立一宗”且“高过于老氏”，但同时却又认为庄对老的超越发生在“朝彻”“见独”以后，而在此之前，其学“初亦沿于老子”。简言之，高于老的庄子毕竟出于老。这也就意味着庄子之学中可能仍残存着老子思想的某些痕迹，它们构成了庄老的共同特点，船山正是根据这些共同特点而合称老庄、并斥二者的。据此可说，关于老庄之异同，其态度并不矛盾。
不过，从船山对老子之学近乎完全负面的理解——黑白雌雄之术——来看，庄子那里可能残存的老子痕迹只会是与机权巧诈有关的思想，而恰如前文所论，船山亦确曾多次以“机”字责难庄子，视庄与老同为机巧之徒。但与此明显矛盾的是，《庄子解》中却又言之凿凿指出：庄子已脱出黑白雌雄之外，且“不启天下险侧之机”。所以，这种解释无法澄清船山在庄老异同问题上的矛盾。
第二，船山据以区分庄老同时也是他最为赞赏的庄子的“浑天”“两行”等思想，实质上并不属于庄子，而仅仅属于船山本人。这是因为船山撰写《庄子通》《庄子解》的理论意图，乃是要通过以儒解庄、融会庄儒的方式，最终把庄子之学纳入到他所认同的道学思想中去。所以，《庄子解》所谓“浑天”“两行”云云，其实都是船山借庄学话语所阐发的道学观念。由此可推知，船山内心实际并不认为庄异于老且高于老，他的真实态度仍是老庄一路，二者并立而为古今三大害之一。据此亦可说，船山的老庄异同之论并未陷入自相矛盾中。
这种解释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看到船山以不同方式流露出的其对庄子的“好感”。如前所述，在文学上，他对《庄子》之文——尤其是他认为出自庄子的内篇——赞誉有加；在个人情感上，以其诗赋等文学作品为证，身处王朝交替之世，他与战国剧变中的庄子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强烈心理共鸣；在思想上，即便他坦言自己非庄子之徒，但仍然认为“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其见道尚在狂简之列”。或许正是由于船山晚年对庄子颇有好感，且“有取于庄”，故后学以“先生现漆园身而为说法”
，来描述他为门人讲论《庄子》的情状。若将如此种种考虑在内，同时兼及其对老子一贯的深恶痛绝，可以说，那种否认船山区分庄老，因此其老庄异同之论并无矛盾的看法明显欠妥。
第三，撇开以上两种解释，笔者认为，从其全部著述来看，船山在老庄异同问题上的态度确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的产生，正如他对庄子思想本身所表达的那些前后不一的看法那样，其原因同样应当归结为各种著述的文本类型差异和内中所涵涉的思想语境差异，以及船山处于那样一个非常时代中微妙的个人心态。
具体来说，在《庄子解》《庄子通》所涵涉的“子学”或“庄学”语境下，基于严格进行学理辨析的必要，船山区分了庄子与老子之学，虽其区分绝非无懈可击，但他能敏锐探察到《庄子》内外杂篇的文本和义理差异，进而指出庄老殊途，其论断仍大可被视为正见。事实上，船山对《庄子》文本和老庄之别的分疏，在后世乃至当今学界仍颇有影响，这充分说明其辨析和论断在学理上是有一定说服力的。而在庄学专书之外大量的其他类型的文本中，特别是在这些文本所涵涉的需要船山挺立其儒者立场和姿态的“经学”或“儒学”语境、历史语境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伦理语境下，出于捍卫和阐扬儒家道统之目的，他却又遵循宋明道学排“二氏”的惯常理路，混称老庄并笼统地批评二者。于是我们便看到，对老庄的区分仅只出现在其庄学专书中，而其混同老庄之论则在除此之外的其他著作中屡见不鲜。
另外，不幸历经王朝兴亡和自我生命的曲折磨难，船山本人的复杂心态也与其老庄异同之论的偏差有重要关系。作为坚定的儒者，船山自当在经典诠释中始终严守圣学立场，对老庄等异端断然予以拒斥。然而，正如前文笔者多次指出的，作为衰乱之世中的遗臣，身心双重孤独的船山却又与庄子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进而不仅在生死等问题上对庄子深有所取，在应世方式上亦不乏借鉴。问题是，一旦在思想和现实层面接纳或接近庄子，无论程度深浅，都会对船山极为看重的他的儒者本位立场构成冲击，而这一结果又是他无法接受的，所以其《庄子通·叙》不得不申明“予固非庄生之徒”，以划清其与异端的界限。进一步看，对于那种以其应世方式为“庄生之术”，甚至有人可能因此术而视其为“庄生之徒”的误解，船山借由两部庄学专书作出了自我辩解，其辩解之道是以儒解庄，将儒家观念融进庄子之学中。经此思想“整容”，庄子的形象就由离经叛道的异端一变而几为“圣徒”，而船山在情感上与庄子产生的共鸣，以及他对庄子某些思想观念的肯认，由此亦可名正言顺、心安理得了。
然而，这样做的理论前提是必须首先把庄与老严格加以区分。因为在船山那里，老子之学——特别是从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几乎完全是负面的。所以，如若不把庄子从老庄一系的传统观念中剥离出来，并凸显庄高于老的独创性思想，那么，一个仅仅作为老子之信从者、阐扬者的庄子——一个遁世逃虚、机巧处世的异端甚至小人，船山显然既不宜对其抱有个人好感，更没有必要同时也难以将其邪诐之学进行儒家化的再造。但由此导致的问题是，一旦船山在《庄子解》《庄子通》中强调庄老异路、庄高于老，就会与他在其他著述中混同老庄的惯常做法相互矛盾了。综合以上分析，这种矛盾既是船山庄学思想的内在冲突，又折射出了其醇儒品格和遗民孤困之心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