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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对庄子态度的情理抵牾和前后出入，船山对老子的看法却始终如一，没有出现自相矛盾。通观《船山全书》，应当说，虽然他并没有把老子之学看得毫无可取之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船山在其著述中但凡提及老子，他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并且相当多的负面评价还是以异常激烈的言辞表达出来的，而《老子衍》作为一部老学专书，船山著述的目的更在于揭批老子之邪诐以摧破之，这与其庄学专书“因以通君子之道”的诠释旨趣大异。
船山对老子极为有限的积极评价集中在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方面。《老子衍·自序》云：
世移道丧，覆败接武，守文而流伪窃，昧几而为祸先，治天下者生事扰民以自敝，取天下者力竭智尽而敝其民，使测老子之几，以俟其自复，则有瘥也。文、景踵起而迄升平，张子房、孙仲和异尚而远危殆，用是物也。……司马迁曰：“老聃无为自化，清净自正。”近之矣。
这是船山肯定老子政治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话。类似的看法在其他著作中也有出现，例如《读通鉴论》卷一九：“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宽之恤之，使自赡之，数十年而生类亦有序，而不忧人满。汉文、景得此道也，故天下安而汉祚以长。”
在承认老子的自然无为之术曾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社会效应之同时，船山仍对其颇有微词。他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如前文所述，由晋代王导和琅琊王等实例可知，老子之术只可于世乱后救一时之弊，而不可据以图长远之治。其二，以汉之文、景和唐太宗为例，此术之所以难以持久，是因为它终究只是一种具有机权性质的政治手段：
民之恃上以休养者，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而刻意以为之者，其美不终。非其道力之不坚，而不足以终也；其操心之始无根，而聊资以用，怀来之不淑，不能久掩也。文、景之修此三者，无余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杀于心而姑忍之；其俭也，志存厚实而靳用之；其简也，以相天下之动而徐制其后也。老氏之术，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受其欺。……唐太宗之慈与俭，非有异心也，而无固志。……则慈穷而忿起，俭困而骄生，恶能凝静以与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处之术以亘于中，既机深而事必诡。
按照船山的说法，落实在帝王的政治实践中，老子的“处之术”（慈、俭、简）不过是一种与其真实动机（“刑杀”“厚实”“制其后”）相反的机诈之术，或最终必然归为相反结果的方便手段。这段话末句说三位君主“有老氏处之术以亘于中”，势必由于“机深而事必诡”，事实上，正如前文提到的船山以“机”字笼统批评庄老那样，他对老子全部思想之实质的定性正是一阴险诡诈、取利济私之“机”。
以“机”为中心，船山在各种著述中写下了大量的批评老子思想的文字，其中不乏前后多次重复且粗率片面、臆测武断之语。以下略举数例：（1）《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对此，船山斥道：“实以为体，虚以为用，给万物以柔靡，佯退而自怙其坚悍，则天下之机变刻深者，水不得而辞。而老氏犹宗之以为教父，曰‘上善若水’，则亦乐用其貌而师之，以蕴险于衷。是故天下之至险者，莫老氏若焉。”
（2）《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船山直言：“此至险之机也。”
（3）《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六十六章）对此，船山云：“……此则不察，则将为老氏‘善下’之说，以济其‘欲取固与’之术，以愚其民，而道裂矣。”
（4）《老子》：“静为躁君”（二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二十八章）。对此，船山云：“……有意不动，以役使群动。此老氏所谓‘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阳为静而阴挟之以为动，守乎雌以奔走天下之雄。其流为申、韩者，正此道也。”
（5）《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船山结合历史典故评曰：“怀驰骋之心，以销天下之刚，柔始憯矣。故老氏之言，导天下以憯者也。……驰骋远，柔用烈，虽有神禹，莫与障之矣。老氏言之，赵氏行之，栾范相随，贸贸而不知。呜呼！斯亦天下之至险者与！”
又说：“若无忌惮之小人，如老聃之教，……欲张固翕，以其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己愈退则物愈进，待其进之已盈，为物情之所不容，然后起而扑之，无能出其网罗者，……故其流为兵家之阴谋、申韩之惨刻。”
（6）《老子》：“广德若不足。”（四十一章）船山结合《史记·老子列传》而论曰：“……老氏之言此，欲芟夷廉隅而同于愚也。……‘良贾深藏若虚’，贾而已矣；‘盛德容貌若愚’，愚而已矣。欲哲之，固愚之，已成乎愚而贾天下以哲，‘哲人之愚’，其哲亦愚人之哲焉耳。”
如此等等。
在这类批评文字中，老子关于动静、虚实、有无、雌雄、黑白、刚柔、翕张、取与以及尚水、谦下、不争等的重要思想主张，皆被不加辨析地简单归旨为奸邪诡诈、营私逐利的“阴谋术”，而其流则必为险侧惨刻之申韩
。不过，船山有时似乎又注意区分老子与申韩。例如他在《老庄申韩论》中指出，就理论初衷而言，申韩“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老子“贱名法以蕲安天下，未能合圣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驰也，愈于申韩远矣”
。此外，船山在《明诗评选》卷四还曾经说过“不得屈老、庄以齐申、韩”
，反对把二者混为一谈；《读通鉴论》卷一七更明确指出，“夫二氏固与申、韩为对垒矣”
。然而，从其恶劣的历史影响来看，老子与申韩虽不尽相同，且致祸有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
。由此，船山把老庄与申韩、浮屠三者并称为“古今之大害”。
老子之术固然阴险巧诈，但船山却认为，若将其用于政治军事实践，师之者只会使自己陷入凶险之地，乃至自害自毙，举例来说：
取安之书而读之，原本老氏之言，而杂之以辩士之游辞。老氏者，挟术以制阴阳之命，而不知其无如阴阳何也。……安是之学，其自杀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于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与凶为徒也。读刘安之书，可以鉴矣。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言兵者师之，为乱而已矣。……故奇者，将帅应变之权也，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赵充国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此之谓也。老氏者，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也，师之者，速毙而已矣。
前段话涉及西汉刘安谋反自杀之事，后段话是对王安石用王韶之策出兵图夏的评论，船山批评此举无功而反有祸。在他看来，这两个历史教训都证明老子的机巧权谋只会祸害己身或国家。
相较于朱熹等先儒，船山对作为阴谋论者的老子的批评，无论在思想的深度，还是在所涉社会历史内涵的广度上，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时值明清昏乱之世，船山又以除尽异端、捍卫并挺显儒家圣道的纯洁性为己任，故其黜老言辞屡屡表现为颇具强烈情绪化色彩的冷嘲、热讽、怒责或痛斥。内中虽多有不尽合乎学理的偏颇、失实或不谨严之处，但他对老子的定位——“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却进一步强化了其“阴谋家”的负面形象。
正是怀着对老子的深恶痛绝之意，船山37岁即写成了《老子衍》一书且于54岁重订之。该书“自序”阐说了他的写作动机：
夫之察其悖者久之，乃废诸家，以衍其意；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夫其所谓瑕者何也？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
此处船山不仅痛斥老子之学兼具的三种偏失——“不公”“不经”“不祥”，而且坦言其衍老之目的是深入老子之学内部，暴其所恃而“见其瑕”，即呈露并批驳老子的运思理据，揭显其思想的荒谬不经，最终从根基处彻底摧破之。另外，如前文所引，“自序”同时认为庄子“缘督以为经”的思想是对老子之学的阐释。
这表明，《老子衍》虽辟老，但并未区分庄老，而是仍然认为庄子为老子之学的承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