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辟异端者，学者之任”

除以上所述，船山对庄子另外还有一些随机的批评值得提及，笔者将其大致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日常经验或常识理性出发，批评庄子的某些说法违背常识常理或太过荒诞，如《庄子·大宗师》篇的“真人之息以踵” 、《庄子·齐物论》篇“参万岁而一成纯”中的“参万岁” ，等等。关于《庄子·让王》篇记述的那些因辞让王位而逃入山林岩穴或江河湖海的隐士之事，船山断言：“此庄周迂怪之谈，非君子之言也。” 对于《庄子·逍遥游》篇所谓风之积也厚，故能负大鹏之翼，船山则反驳道：“非也。……庄生以意智测物而不穷物理，故宜其云然。” 船山在《周易稗疏》卷一曾提出“以实求之” 的诠释原则，他对庄子之神秘诡谲的如上批评同样遵循、运用了此一原则。

第二类是批评庄子之学被佛教窃以为缘饰，进而与之一并为害后世。例如，在《读通鉴论》卷一七，船山指出：“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 ；从历史上看，“自晋以来，支、许、生、肇之徒，皆以庄生之说缘饰浮屠，则老、庄、浮屠说合于一久矣。……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 。庄学与佛教之所以会同流合污、相沿为害，从船山的角度说，无疑是因为二者在本体、心性、境界、工夫、日用伦常、社会政治等方面皆为废人伦、败圣道的逃世主义和虚无主义。

第三类是秉持儒家观念，批评庄子的某些思想主张不合圣人之道。以下略举数例：（1）对于《庄子·大宗师》篇以“藏山”为喻所申说的万物无时不化、“新故密移”之理，船山认为“其言要为不诬；而所差者，详于言死而略于言生” 。（2）对于《庄子·达生》篇的“呆若木鸡”“痀偻承蜩”等寓言所包涵的凝神静心的养气之道，船山指出，正确的修养方法应是“养气于动” ，但庄子却欲“将此心作猕猴相似，唯恐其拘桎之不密；而于气也，则尤以为害苗之草，摧残之而唯恐其不消”，这种以“静”为旨要的工夫不仅无法养气，反倒只会“暴害其气” 。（3）对于《庄子·逍遥游》篇所云“生物之以息相吹”，船山依张载的思想，指出“此乃太虚之流动洋溢，非仅生物之息”，故庄子之说“非也” 。（4）对于《庄子·逍遥游》篇提出的“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重要思想，船山以张载的语词和语气斥道：“庄生欲蔑圣功，以清虚无累之至为神人，妄矣。” （5）对《庄子·外物》篇所说的“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船山反驳道：“能知人之善皆天之善，则异端忘筌蹄，离文字，以求合于虚寂，其邪妄明矣。” （6）对于《庄子·应帝王》篇所说的“有虞氏不及泰氏”云云，船山斥曰：“庄周之言泰氏、许行之言神农以压倒文、周、孔子者，同其夸诞。” 又说：“奉一古人残缺之书，掠其迹以为言，而乱天下者，非徒勋也。庄周之言泰氏也……” （7）对于《庄子·应帝王》篇所说的“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船山认为这是“废才而处于” 。（8）对于《庄子》书中塑造的那些真真假假的寓言人物，船山直接骂道：“至若庄周创立王倪、啮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谓圣人桎梏神器，左顾右盼，索草野畸人以代己而脱于樊，若稚子之获窖金而无所措也，亦陋甚矣。” （9）在从“神”和“形”两个方面阐说儒家的孝亲思想时，船山又曾批评庄子所强调的“形”之终将朽坏销尽虽然合乎事实，但却不合人情，以致“贼人恻隐之良”而败坏孝道 ，如此等等。

船山对庄子的这些批评，或断章取义而不周全，或零散琐细而不够集中深入，或太拘于表面文字而未能吃准吃透庄子的本旨，或囿于儒家成见而有意无意地误解了庄子之说，因此未能切中其思想要害，故笔者仅将这些批评引录于此，而不再作详论。

从三教关系史来看，自荀子始，辟庄便成为传统儒家攻扞异端的重要话题，而在宋明道学排“二氏”的理论话语中，儒家于辟庄更是不遗余力，作为坚贞儒者的船山亦如此。笔者曾有专文指出，有宋以来儒家辟庄不外乎两大进路：其一，在日用伦常和政治生活的实践层面，批评庄子逃避人伦和君臣之义，其弊轻则自私、无用，重则危害君臣父子的现实秩序；其二，在本体、心性和境界的终极层面，批评庄子离弃仁义而谈天道、心体，以至最终堕入空寂之域。 由前文所论可以看出，船山辟庄基本依循着这两条进路展开，并且，相较于此前的宋明道学，他对庄子的批评在学理上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和突破。然而，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船山加之于庄子的大量批评言论仍有其显著的个性特点和独特的思想文化意蕴。

第一，无论在《庄子通》《庄子解》中，还是在撰于这两部庄学专书之前的《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等，以及撰于其后的《经义》《俟解》《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思问录》等著述中 ，都或多或少可见船山辟庄的言论。更进一步看，即便在写作《庄子通》《庄子解》的过程中，确如侯外庐所说的那样，船山对庄子之学进行了“虚心的研究”，从而不仅“在知识上丰富了自己”，且“动中窥要”，“深得其趣”，其批评态度也并未有所改变。其不同只在于，相较于他的非庄学专书，《庄子通》《庄子解》中的辟庄言论相对间接、婉转一些。所有这些都说明，船山对庄子之学所持的批评态度是一贯的，而且这种态度并没有因为他自己在心理情感上与庄子所产生的强烈共鸣，乃至在某些语境下对其哲学思想的部分肯定和领受而有所妥协。另外，从批评的思想内容来说，船山的辟庄之论涉及本体、心性、工夫、常识、认知、处世、境界、政治、言意关系、历史叙事、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其范围之广泛、内容之繁杂、某些批评言辞之激烈，即便是宋明道学中此前作辟庄之论最多最烈的朱熹亦在其下。

其背后的因由在于，作为一位严正的儒家学者，就思想的对立面来看，陈来先生认为船山“始终都是把佛、老作为‘正学’的主要敌人”加以批评的 。曾昭旭先生更具体指出：“船山诃斥佛老之言，全书触处可见，其早年所著，如《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攻之尤烈。及晚年，意气稍平……然大端仍不稍假借……盖义理所在，不容不严也。” 两位学者所说的船山指斥的“佛老”之“老”，其实是涵括了庄子在内的。船山对庄子之学所持的始终如一且具总体性的批评态度，与同时代同样精研庄学的方以智、傅山、钱澄之等遗民儒者对庄子的较多肯定，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根源和动机，正如船山拒绝逃禅那样 ，也是出于非常时世中他“对儒学纯洁性的关怀”和坚守 。

第二，船山曾说：“辟异端者，学者之任，治道之本也。” 可见他对佛老、申韩乃至对陆王心学等所谓异端的批判不只是书斋中的玄远之思，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关切在内，其辟庄亦如此。如前所述，除了针砭庄子其人其学，不少情况下，船山实际上是借辟庄把批评矛头指向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庄学现象”或“庄学效应”，这其中既包括庄子之学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领域所产生的深远的负面影响，更包括士大夫等精英阶层所表现出的某种庄学化或庄子式的精神品性，尤其是那种唯思一己之自安自适或自洁自高而弃绝其应有的责任担当的人格特征。上文对此已有涉及，这里再略举四例：

（1）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五，船山认为，宋儒真德秀所云“箪瓢陋巷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以及陶渊明之诗“众鸟欣有讬，吾亦爱吾庐”，“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其思想实质均无异于“庄生逍遥游之旨”，因为二者皆“撇开实际”，着力“觅个疗愁蠲忿方法，忘却目前逆境”，这与“只在人伦物理上纵横自得”的“孔颜之乐”相去甚远 。

（2）在《张子正蒙注》卷三，船山首先批评“释氏以天理为幻妄”，“庄生以逍遥为天游”，二者“皆自谓穷理尽性，所以贼道”；随后又接着写道：“若王介甫之杂机巧，苏子瞻之好骄乐，皆自言知性，所知者释氏、庄生之所谓性也，恍惚无实而淌洋自废之浮气也。” 这俨然是以醇儒自居，而把王安石和苏东坡之流都贬为庄子人生哲学的追从者了。

（3）在《读通鉴论》卷一七，船山说：“自晋以后，清谈之士，始附会之以老、庄之微词，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说，始熺然而与君子之道相抗。” 这显然是对以魏晋时期为代表的不遵礼教、傲散放旷之士风的抨击，其义近于王坦之的《废庄论》。

（4）在《宋论》卷一〇，船山把千方百计以“求一夕之安”的宋高宗与逃锋镝而“沉溺于逍遥”的庄子对应起来，并痛斥前者云：“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贱行之可耻，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萧然自遂，拊髀雀跃于无何有之乡，以是为愉快而已矣。” 细读船山的这类不乏情感色彩的批评文字，可以感受到其间暗含着他对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群体和上层政治人物之精神品格消极蜕变甚至堕落的深恶痛绝和愤激之意。由此而言，船山的辟庄之论折射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内中还深蕴着其忠贞的遗民心理。

第三，结合其坎坷多舛的人生境遇，可以说，船山的辟庄言论还渗透着他本人真切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期许。譬如，针对《庄子·德充符》篇所谓“游于羿之彀中”，船山指出：“游其彀中而死焉，君子之徒也；游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 在赞扬孔鲋藏书之举并批评庄子“有细人之情”后，船山接着又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非圣人之徒，其孰与归？” 从他的这类言论可见，纵使屡遭险祸甚至九死一生，庄学化的个体生存方式亦绝非其现实选项。作为坚决抗拒当世的前朝遗民，船山这种历经磨难的醇儒襟怀和人格力度，无疑是此前亦曾辟庄的诸多宋明儒者所不具备的。 5VoHqcLFDtEsJKapBaZbJSEGe/EL+7Ew04wMv2S8iEe3z7hraMzgY1JMetBQAy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