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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庄子人生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流弊，船山首先将其与小人之道区分开来。他说：“有私意而无私欲，其厌恶小人而不用其道者，……盖庄、列、陆、王之类是也。小人只是陷于流俗功利而有权力者，隐怪方是异端。”
又说：“躁与贪，亦老庄之所弗尚。”
在肯定庄子原非贪利逐欲之小人的同时，船山着重阐明了其“私意”之内涵和偏失，以及由于偏失而不可避免导致的消极流弊和现实归结：
老之虚，释之空，庄生之逍遥，皆自欲弘者；无一实之中道，……苟欲弘而失其居，则视天下皆非吾所安之土，故其极至于恤私而蔑君亲，纵欲而习放诞，以为不系不留，理事皆无碍，而是非不立，与不肖者之偷污等矣。
如庄子说许多汗漫道理，显与礼悖，而摆脱陷溺之迹，以自居于声色货利不到之境。到底推他意思，不过要潇洒活泛，到处讨便宜。缘他人欲落在淡泊一边，便向那边欲去，而据之以为私。故古今不耐烦剧汉，都顺着他走，图个安佚活动。此情也，此意也，其可不谓一己之私欲乎！
前一段话是说，庄子虽属“自欲弘者”，但由于他刻意避世，不愿在现实人伦中安顿自我生命，所以极有可能产生“荡而丧志”
、纵欲放诞之流弊，乃至最终走向反面，同流于“不肖者”。后一段话是说，庄子固然“人欲落在淡泊一边”，但由于他仅看重个人的“潇洒活泛”，不愿受到世事烦扰，因此必为那些只图一己之“安佚”的“古今不耐烦剧汉”所效仿，而由于庄子拒绝参与现实事务、承担社会伦职，用儒家的标准看，其淡泊之欲即上文所说的“私意”，归根结底仍是一种“私欲”。在此意义上，庄子与小人又几乎可归为同类，二者均是“自私”之徒。
在庄学史上，以“私”字辟庄并非船山之新创。此前，王阳明也一方面肯定庄子“有得于性命”而亦为“欲明其明德”之人——船山称为“自欲弘”，另一方面王阳明同样认为，由于其学“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船山称为“无一实之中道”，“欲弘而失其居”，所以，庄子之“明明德”本质上仍属“自私其身”，而相较于强调“与天地万物同体”“明明德之在于亲民”的圣人之“大道”，“自私”的庄子之学亦只能算作“小道”
。在《论语·微子》中，子路曾指责隐者“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王阳明贬庄子“自私其身”，船山斥庄子之“私意”终为“私欲”，实际上都可以说是对子路之言的重述和引申，而船山更强化了阳明对庄子之“私”的批评。
然而，若从“同情的理解”的角度看，庄子毕竟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险世，在此无道之世，个体不仅不可能“在人伦物理上纵横自得”，更可能因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而招患殒命或自污人格，庄子的所谓“自私”不过是希望通过“陆沈”（《则阳》）即与世界保持距离、在世而超世的方式，勉强隐身避祸、自保自洁罢了。另一方面，即便是强调“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儒家，面对无道之世，其实原本也不缺少避世而隐的思想，譬如《周易》遁卦所示，以及孔子所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再者，作为前朝遗民，船山本人不是也长期隐居而不愿出山参与世务吗？正如前文所引，其《庄子通·叙》更具体说：“己未春，避兵楂林山中……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所以应之者，薄似庄生之术，得无大疚愧？”既然如此，船山指斥庄子之“全身远害，退隐已耳”
为“自私”，又有什么强有力的理由呢？
关于这个问题，船山借历史上的孔鲋藏书之事阐发道：
能为无用之学，以广其心而游于乱世，非圣人之徒而能若是乎？……屈其道而与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竞。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庄周惩乱世而欲为散木，言无用矣，而无以储天下之大用。握粟忧深而逃羿彀，其有细人之情乎！
这段话特意运用了“有用”“无用”“游”“散木”“羿彀”等庄学语汇，并且还把庄子与船山所认同的孔鲋的乱世存身之道加以比较。从中可见，处在无法接受更不愿融入的现实世界——这与庄子的境遇极其相似，船山既拒绝屈道而从，也没有以道“与天下亢”，他的安身之道是“为无用之学”，“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当世。这是典型的基于儒家信仰的隐身守志观念。依船山，庄子之“陆沈”与这种“君子之道”的区别是，君子之隐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便，其心仍无时不以天下万世为念虑——表现在船山这里，便是他隐身于深山中奋力著书，以接续并重建儒家的文化精神信念，而庄子则已根除了所有的现实关切意识，其所谓“无用”之目的仅在于自全自得。既然船山以“储天下之大用”为自我期许，那么，他当然有理由责备专心于一己之自全自得的庄子“有细人之情”了。
除了像王阳明那样批评庄子“自私其身”外，船山还从动静关系入手，揭示庄子人生哲学的理论症结和严重后果。他说：“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
而作为修养工夫，儒家圣贤虽亦讲求“静而存养”，但其真义却是“存养此仁义之心于静中，虽静不息”
。依据辩证的动静观念，船山批评庄子道：
嗒然若丧其耦，静也，废然之静也。……动不能生阳，静不能生阴，委其身心，如山林之畏佳，大木之穴窍，而心死矣。人莫悲于心死，庄生其自道矣乎！
“嗒然若丧其耦”出自《庄子·齐物论》篇，这里是指庄子超然世外、物我两忘的生命姿态。船山认为，此种生命姿态实为“废然之静”或“息”，即毫无生机的绝对静止或死灭，而这必然导致“心死”。反过来说，庄子之所以不愿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正因为其心已“废然”而死也。
在其他语境下，船山又进一步申说了“心死”可能衍生的严重后果：
吝者贪得无已，……鄙者销磨岁月精力于农圃箪豆之中，……懦者畏祸而避之，……庄生非知道者，且曰“人莫悲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吝也、鄙也、懦也，皆以死其心者也。
困其心于衣食之计，暇则燕游，自谓恬淡寡过，不知其为贱丈夫而已。学者读陶靖节、邵康节之诗，无其志与识而效之，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庄周所谓人莫悲于心死也。
这两段话虽然并非针对庄子本人，而主要是批评那种放弃天下道义担当、只顾一己之自利自安自适的人格形态，但依船山的思路，既然庄子已“废然”而“心死”，那么，他距离此处提到的“吝者”“鄙者”“懦者”“贱丈夫”乃至“禽兽”，也就不远了。如果再考虑到后世颇有些“鄙者”“懦者”之流，以庄子这个“非知道者”为师而效之，那么，其“心死”之遗毒便可谓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