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庄学碎语：情理两端

虽然船山在《庄子通》和《庄子解》中基于道学立场，称许庄子的某些思想主张，并对庄子之学的若干重要范畴和观念——诸如“逍遥”“凝神”“参万岁而一成纯”“慎”“环中”“寓庸”“两行”“相天”“能移”等，进行了儒家化的熔铸，而在此过程中他自己也对庄子思想有所汲取，然而，我们切不可据此便认为，会通儒道并对庄子施以儒家化的再造是船山庄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和特征。因为，除了这两部庄学专书，我们在船山的其他著作中，还可看到他于不同时期——无论早年、中年还是晚年——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提及或评说庄子的相关文字。这些文字分开来看皆属碎言片语，但合而观之，其总量却堪称繁多。如果把此类文字与其庄学专书结合起来做一综观，我们就会发现，一旦脱出《庄子》文本而转到其他著述和其他语境下，船山对庄子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

在文本类型上，船山言及庄子的非庄学专书包括儒家经典诠释、史学批注、社会政治评论、思想文化短札，乃至历史人物列传、诗赋文论等，诚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总括而言，在船山的全部著作中，大约只有很少几部著作，譬如《周易考异》《尚书稗疏》《春秋稗疏》《四书考异》《箨史》《莲峰志》《噩梦》《龙源夜话》等，其中没有涉及庄子。并且，与方以智、傅山、钱澄之这三位解庄的明遗民思想家相比，船山在非庄学专书中留下的言及庄子的文字量也是最多的，而这些文字各自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或许是由于船山的庄学碎语散存于其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诸多著述中，因此难以搜罗归集的缘故，学术界对此一直少有全面、翔实的梳理和讨论，而大多仅将研究焦点专注于他的两部庄学专书上。 这一文献运用的偏失必然导致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周全、不充分，由此，我们亦不可能切实把握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及其复杂特质。无疑，我们应当避免这种偏失。

概要以论，船山的庄学碎语可以从“理”和“情”两个方面来把握，而他对庄子的态度亦可谓“情理两端”。就“理”来说，船山是颇为严苛的儒者，其本务在于持守儒家正统，捍卫儒学的纯洁性，所以他在“予固非庄生之徒也”的立场上动辄指斥作为异端的庄子。进一步看，由于船山辟庄的大量言论散存于其不同时期撰写的不同类型的著述中，这就使得他对庄子的看法表现出了明显的“文本语境化”的特征。

详而言之，一方面，在各种著作所涵涉的不同思想语境下，船山批评庄子的机缘、角度、目的、理据以及所批评的庄子之学的具体理论主张，亦多有不同，其所涉内容甚为广泛而复杂；另一方面，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由于船山的著述大多采取“随笔劄记” 的形式，而他对经典的诠释又非常强调“顺文求之”，反对“屈文义以就己说” ，这就使得他通过经典诠释而提出的思想观念难免受到不同著述之文本类型及其内在语境的影响抑或干扰。表现在庄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不同著作中写下的某些辟庄言论，其间存在着前后不一、相互牴牾之处。例如，在《庄子解》中，基于严格进行学理辨析的必要，船山区分了庄子与老子之学，认为庄虽出于老，但最终却自立一宗且高于老；然而，在那些需要展露其儒者立场、维护儒家正宗的著述（譬如《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宋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船山经义》《老庄申韩论》等）特别是经史类著述中，他却又置二者之差异于不顾，径直混称老庄或庄老，并且不加区分地笼统批评二者逃虚无、逐私利、售机巧而至于害人伦、败圣道。又如，在《庄子解·达生》篇中，船山高度评价了庄子的生死观，认为它“庶乎合幽明于一理，通生死于一贯”，“此所谓幽明始终无二理也”，但在《庄子解》之后完成的代表其一生“学术宗旨和归宿”的《张子正蒙注》中，他却又出于阐扬“横渠之正学”的目的，自弃己说，转而批评庄子不知幽明之理而蔽于一偏。如此等等。

就“情”来说，船山屡屡一改其辟庄之儒的苛责态度，而不时展现出其为“好庄”之士的另一副面孔。浅层次上，其好庄表现为他非常推崇《庄子》的文学成就，“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 。受其影响，在船山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发现众多袭用《庄子》的文辞意象以遣情述怀者。例如，《小霁过枫木岭至白云庵雨作观刘子参新亭纹石留五宿刘云亭下石门石座似端州醉石遂有次作》其二：“……壮心销流丸，林泉聊据梧。归心存醉石，取似在枌榆。江湖忧已亟，神尻梦可趋。漆吏称昔至，周臣怀旧都。……委形凭大化，中素故不渝……。” 《续哀雨诗四首》其三：“他日凭收柴市骨，此生已厌漆园歌。” 《拟阮步兵咏怀（二十四首）》其二十一：“所志在莺鸠，枋榆亦可翔。” 《过芋岩不值》：“隐几非畴昔，天游各徜徉。” 《游仙诗八首》其五：“真宰不受哂，儒冠勿见嗤。……长笑谢姝媛，天钧无是非。” 《拟阮步兵述怀（八十二首）》其三十六：“马牛任所呼，食豕忘矜夸。取适无拣择，俄顷乘天和。章甫非适越，裸国随经过。深旨通卮言，匠意自清遐。”（《姜斋诗编年稿》） 这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的诗文，蕴涵着船山本人丰富各异的内在情怀，而其中“据梧”“神尻”“今日适越而昔至”“委形”“大化”“漆园歌”“莺鸠”“枋榆”“隐几”“真宰”“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食豕”“天和”“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卮言”等庄学语词和思想典故的屡屡出现，则表明《庄子》其文其理已深深地嵌入并浸润了他的心灵世界，乃至成为其性情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要素。

从深层次看，船山之好庄更体现为他在某些非常境遇下对庄子生命哲学的倾心和领受。兹举二例。其一，顺治六年（1649），桂王在肇庆，头年参与武装抗清失败的船山乃于这年春“去肇庆，由梧州、平乐至于桂林” ，时有《初入府江》诗一首，其后四句为：

昔来取慰庄，吾穷良悼阮。生事有幽栖，天游恣冥返。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描写沿途所见风物之佳，然而船山却无心赏景。局势之危难、诸事之扰困，特别是此前的起兵失败，使得船山颇为悲观消极，以至心生幽栖山林、恣心“天游”之意。诗的后四句用了两个庄学典故，“天游”出自《庄子·外物》篇：“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冥返”出自《秋水》篇：“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船山这几句诗是说，自己过去曾经从庄子那里汲取精神慰藉，现在却又像阮籍 那样一时感到路尽途穷，无限悲哀；此情此境下，何妨像庄子那样遗落世务，游心于虚无寂漠之天。有学者据此诗推测，“船山才到永历帝那里便萌生了一种退隐自全、借《庄子》以自谋精神出路的想法” 。这种消极倾向与危难关头儒者应有的志操和使命多少有些不合，何况此年船山才31岁！

其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已68岁且已幽栖山林多年的船山不仅年迈多疾，更连遭亲故之丧，但作于此年的《种瓜词（八首）》其三却出人意料地流露出了一种旷然达观的心态：

灵台无终塞，形开各有营。仰视归云飞，俯瞰游儵惊。玩物各天游，息心或外撄。瓜圃近檐际，胡为不可耕。

诗中运用了多个出自《庄子》的典故，诸如“灵台”（《达生》）、“形开”（《齐物论》）、“游儵”（《秋水》）、“天游”（《外物》），以及在《庄子》中多次出现且有特定涵义的“营”“撄”等语词。或许是由于栖身林泽、远离秽土已久，或许是由于饱经沧桑的船山自觉此生之所作已无愧儒家圣道，所以他在这首诗中借助庄子的语词及其生命哲学观念，表达了一种惯看世事、俯仰不惊的宁定心态，一种随顺自适、安享田园的晚年意趣。只是由于这种心态和意趣过于庄学化了，以至我们从其诗句中，看到的不再是曾经刚健、激愤、哀恸的儒者船山，而只是一个超然物外、萧然自得的高逸之士。

通过以上对船山庄学著述之概貌及其思想宗旨的分析，我们在探讨其庄学思想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一）完整把握其全部庄学文献，把内部性和外部性的诠释文本结合起来，不能只专注于其庄学专书，却忽视甚至对其庄学碎语视而不见，那样的片面研究只能是盲人摸象。（二）《庄子通》和《庄子解》无疑是本书探讨的重点，但对于船山的这两部庄学专书，我们不仅要从儒道会通、以儒释庄的进路展开深入解读，还应将其放在船山庄学话语之总体中加以全面考量。（三）对于船山的庄学著述及其思想，我们既要从“理”的层面，系统分析其中的概念术语、思想逻辑、理论观念及价值取向、精神旨趣，也要把它们置于船山的生命语境和心灵脉动中，注意体贴“理”之后或之外的“情”。只有这样，船山的庄学思想才能被如其所是地完整呈现出来。 DdXTSb4JiNUCuOwUT3EJ6vDpT1Qs2u1QO8VxN93AOLMvdkpBFtsbHJTWvxsUQE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