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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拜占廷皇帝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379—395）给予了基督教国教的地位。这一事件的过程在许多历史作品中都有涉及，笔者不再赘述。然而，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基督教取得这种地位并不意味着希腊罗马多神教一夜之间退出了拜占廷的历史舞台。事实上，直到6世纪末期，帝国内依然有一定数量的多神教徒存在。叙利亚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就曾经抱怨瘟疫让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很多异教徒的孩子却能够幸免于难
。这表明，即使在高度基督教化的安条克地区，多神教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当时帝国内的一些知名人士，如5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左西莫斯，6世纪著名的法学家、《查士丁尼法典》的实际编纂者特里波尼安等都是坚定的多神教徒。面对基督教取代多神教成为帝国官方宗教的这一局面和官方排斥多神教的政策，许多多神教徒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将这一情绪直接对准了基督教信仰，如果基督教的学者们不从理论上确立基督教存在的正当性，那么所谓的国教地位显然也无从谈起。
首先，这场争论围绕着基督教取得现有地位的合理性展开，君士坦丁大帝首当其冲地成了多神教徒攻击的对象
。早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就和他的盟友李锡尼一起颁布了《恢复基督教会法令》（也就是著名的《米兰敕令》）。在诏令中，两位皇帝规定：
从现在开始信仰基督教的人可以自由地和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信仰，而不会有任何的干扰……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已经给了这些基督徒自由和毫无保留履行信仰的权利。
。
这一诏令实际上标志着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内获得合法的地位。
正是因为颁布了这份诏令、以及其后的施政所为和临终受洗，君士坦丁大帝被基督徒公认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由此，围绕君士坦丁为何要最终皈依基督教这一问题，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们各抒己见，而争论的焦点则是集中于“君士坦丁杀妻杀子说”这一历史之谜上。一些多神教历史学家，如左西莫斯坚持认为，君士坦丁之所以会选择基督教是因为：
他罔顾天理人伦杀害了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只是由于他怀疑后者与继母弗斯塔（Fausta）通奸……之后他把弗斯塔关在温度极高的浴室之中，直到丧命。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罪行和背信弃义，他找到了祭司寻求解脱之道，但是他们却说没有任何办法能洗刷他的罪行。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埃及教士来到罗马……他向君士坦丁保证皈依基督教可以免除罪过……君士坦丁相信了这种说法，于是放弃祖先的宗教，接受了那个埃及人传播的信仰。
显然，按照左西莫斯等多神教历史学家的观点，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并非因为道德上的高贵性，而完全是本身的罪孽所致。罗马人信仰的多神教不能够原谅他杀害至亲的罪行，相反基督教教士却承诺皈依之后可以让他不必为此惶惶不安。这实际上就等于提出多神教比基督教具有更严格的道德标准，由此影射基督教并非是一个合乎道德的宗教，进而否定了其成为帝国国教的合理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基督徒不能接受的，因此基督教学者才会竭力对此说法加以驳斥。如5世纪初的教会史家索卓门就在作品中专辟一节反驳“君士坦丁杀子说”。他写到：
我知道一些异教徒说君士坦丁在杀害了一些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后，悔悟了自己的罪行……后来皇帝遇到一些主教，他们告诉他，如果他肯受洗，就能免除所有罪孽……他听到这一说法极其高兴，因此就接受了他们的教义，成为基督徒。然而我认为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是为了诬蔑基督教……君士坦丁早在和马克辛迪乌斯作战和回到意大利与罗马之前就在高卢、不列颠等地接受了基督教。这从他颁布那些倾向基督教法律的时间上就能得到证明……
与索卓门一样，埃瓦格里乌斯也在作品中谈到了对君士坦丁的这一指控：
左西莫斯是一个信仰可憎和罪恶的希腊异教的作家，他对君士坦丁十分愤恨……他还指控君士坦丁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并且将他自己的妻子弗斯塔关在一个极热的浴室中，最终导致她死亡。君士坦丁为了这些可憎的杀戮而试图从自己的信仰中寻求心灵的净化……他后来遇到了一个来自伊比利亚的埃及人。他向君士坦丁保证基督教信仰能够去除一切罪恶，因此君士坦丁接受了埃及人的观点。然后左西莫斯就侮蔑他放弃了祖先的信仰，并且走上了不虔诚的道路。
埃瓦格里乌斯引用这段文字的最终目的显然与索卓门一样，是为了证明左西莫斯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从而达到申明基督教取得胜利的合理性的目的。因此，他在接下来的一节中就针对这一问题为君士坦丁展开了辩护：
他（君士坦丁）没有杀害弗斯塔或克里斯普斯，并且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某个埃及人的指引下加入的基督教，所以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潘菲鲁斯之子尤西比乌斯的历史吧，他是君士坦丁和克里斯普斯同时代的人，并且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在尤西比乌斯的8卷本的《教会史》中，他是如此记载的：“最伟大和胜利的君士坦丁和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同为上帝所钟爱。后者在各方面都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理所当然地是东部地区的统治者。”尤西比乌斯比君士坦丁活的时间要长，如果克里斯普斯被他的父亲所杀，那么尤西比乌斯就不会用这种方式赞扬他了。
埃瓦格里乌斯引用尤西比乌斯作品为君士坦丁撰写的这段辩护词在今日看来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众所周知，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结束于公元324年，而君士坦丁杀妻杀子事件发生于326年。因此尤西比乌斯在作品中称颂克里斯普斯当然不能证明杀子事件不存在。尽管埃瓦格里乌斯的辩护词本身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但是从君士坦丁大帝政策的一贯性来看，正如索卓门所言，其早在“杀妻杀子”事件发生前很长时间就表现出了对基督教的兴趣，因此像左西莫斯等多神教史家记载的，君士坦丁因为愧疚而决定皈依的说法也并非历史的真相，这仅仅是多神教徒一种不满情绪的表现而已。事实上，现代大部分拜占廷学者虽然都认同君士坦丁确实杀死了儿子克里斯普斯和妻子弗斯塔，并且也对君士坦丁皈依的原因有不同见解，但是这一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于君士坦丁皈依是否有政治目的上。一些学者如德国的布克哈特主张，君士坦丁的这一举措纯属为其统治服务：
他将他精神和肉体的所有能量都投入到统治帝国这一伟大的目标中了，如果停下来思考信仰方面的争论，那么他肯定认为那些纯属都是宿命论。
与此相反，以英国学者仁西曼为代表的观点则认为这一说法过于武断：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是一个聪明和怀疑宗教的政治家，他认为与基督徒结盟有利于帝国的统治。然而我认为这种观点纯属毫无根据的事后聪明。
但是，现代学者大多不会将君士坦丁的皈依看作是杀妻杀子的结果，这表明这一指责的根据并不充足。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舆论可能并非如此。左西莫斯的作品结束于公元410年，这与埃瓦格里乌斯创作《教会史》的时代已有将近2个世纪之隔。但是埃瓦格里乌斯依然在作品中用大段篇幅引用这一记载，这从侧面表明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观点至少在残存的多神教信徒中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5—6世纪的基督教学者们极力维护君士坦丁圣徒般的完美形象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在通过提出君士坦丁杀妻杀子皈依说质疑基督教取得现有地位的合理性之外，多神教徒对基督教还有另一项指责，即基督教导致了罗马人事业的衰落，从而试图彻底否定其在帝国内存在的意义。
多神教徒们的这一指控是建立在一定现实基础上的。公元5世纪的西部帝国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统治失灵、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和蛮族入侵等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410年阿拉里克率领哥特军队攻陷罗马城这一事件更是对帝国上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尽管当时的罗马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其象征意义依然是巨大的。它的沦陷即使在基督徒中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丁教父圣哲罗姆（Jerome，347—420年）就在一封信中写道：
罗马陷落的巨大灾难让我如此彷徨失措，以致于我像常言所道那样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我良久之后依然不能言语，并且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哭泣的时刻。
这一事件对帝国民众造成的打击由此可见一斑。
多神教徒对于罗马的陷落除了悲痛和震惊之外，还有与基督徒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他们的心目中，罗马这座伟大的城市是先前帝国光荣的体现，而它的陷落则完全是因为帝国接受了基督教。左西莫斯在作品中明确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但是这一责难，在西部和东部的基督徒那里却产生了略有区别的回应。
对于西部的基督教作家来说，帝国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辩论中，他们主要的论点是并非基督教导致了罗马的沦陷。例如，5世纪马赛的教士萨尔维安（Salvian）就提出基督教本身并无问题，罗马帝国之所以遭受厄运是由罗马社会本身的邪恶造成的，这种邪恶与蛮族统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数人被少数人所压迫，那些人将苛捐杂税看作自己的特权……不仅贵族这样做，甚至最低阶的官员也是如此。不仅法官败坏法纪，连他的下属也对其效仿……所以穷人遭受劫难，寡妇只能叹息，孤儿备受欺凌。到了最后，那些出身并不卑贱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了逃避压迫只能逃到了敌对的蛮族那里。
在这一问题的辩论过程中产生的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是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年）。他在著作《上帝之城》中为基督教辩护，进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学体系。奥古斯丁为基督教的辩护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他提出并非是基督教导致410年罗马城的沦陷，相反，城市沦陷后许多民众幸免于难恰恰是因为基督的恩典。
这些人能够保住性命，完全是因为蛮族人尊敬基督，所以才饶恕他们。但是他们却不归功于我们的基督，反而认为是自己的好运所致。
随后，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罗马人之前信奉的多神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
汉尼拔的军队沿途劫掠，将意大利洗劫一空。这场战争是多么血腥和持久！多少罗马人被不断消灭！多少城镇被敌人占领和毁灭！这是多么可怕的战争啊，有多少罗马人被击败并在汉尼拔的剑下丧失了荣光！
最后奥古斯丁认定，罗马人的荣耀不是由异教诸神所赐，而是要归功于上帝的恩典：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即幸福是他们不知道的某位神的恩赐……这位神不是他们所说的朱庇特。
对于东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学者们来说，虽然他们所处世界较之西部更为繁荣稳定，但是多神教徒的这项指责依然是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他们对“异教徒”的反驳更多地是从正面来证明基督教能够给罗马人的统治带来好运。因此，作为第一个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完美形象至关重要，他绝不能以“凶手”面目示人。
例如，埃瓦格里乌斯对多神教的批驳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首先，他将希腊神话中的一些传说作为对多神教诸神的批评论据。他站在基督徒道德观的立场上痛斥这些神“堕落”的行为，从而试图否定多神教的信仰基础。他进而指出，异教徒之所以要坚持对众神的崇拜是因为“通过认可这些神，就可以给他们自己放肆的行为提供一个可被原谅的理由”。
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第1卷第12节中罗列了一些他所不能容忍的希腊众神的“恶行”：如弑亲——“对于这个高贵的山羊皮肤的弄雷者，他们也赋予了他令人畏惧的行为。他放逐了生育他的父亲克罗诺斯，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极恶的罪行”
；酗酒——“这个家伙是烈酒的发明者，事实上他就经常酩酊大醉，此外他还是宿醉、变味的残渣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丑事的发明者”
；淫荡——“他们编造了一个叫作阿弗洛狄忒的神，这个从海贝里出生的塞浦路斯神将谦虚视作污秽和一件古怪的事情，但是却对淫荡和一切下流的行为情有独钟。正是因为她，阿里斯使自己不洁，赫淮斯托斯则因此蒙羞，被众神所嘲笑”
；同性恋——“他们观念中人类和众神至高无上的父亲通过变成一只鸟将佛里吉亚的男孩带走，并且提供给他喝水的杯子作为他无耻行为的酬劳，在允许他首先使用爱杯并共同饮下神酒的同时，他们也喝下了非难与谴责”
；以及猥亵——“我们还可以公正地嘲笑他们对生殖和猥亵的崇拜，他们编造了普里阿普斯和潘神，而他只是因为他身体上某个羞耻的部分而得到崇敬”。
此后，埃瓦格里乌斯进一步批驳了左西莫斯关于基督教使罗马人事业衰落的这一说法。他坚信正是基督教让罗马帝国走向昌盛。他认为“从基督教出现那时起，罗马人的各项事业就开始黯淡并且丧失了”的观点是因为他（左西莫斯）“没有读过之前作家们的著作，或者是因为故意歪曲事实”。他写道：
罗马人的事业是和信仰（基督教）一起繁荣昌盛的。试想一下，罗马人是如何从我们的上帝基督降世开始就征服大部分马其顿人的，并且是如何让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克尔吉人和阿拉伯人臣服的……在第123个奥林匹克周期，恺撒经过艰苦的作战使高卢人、日尔曼人和不列颠人的500个城市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因为基督独一统治的时代就要来临了。随后整个犹太和临近地区都被征服了……在我们的上帝基督降生后，埃及也被罗马人征服了。恺撒奥古斯都，耶稣就是降生在他统治的时期，战胜了安东尼和克里奥芭特拉，最后使他们自杀身亡……而波斯人又多少次被尼禄的将军……抑或被塞维鲁、图拉真……和其他人击败。塞琉西亚、泰西封又多少次被占领。双方争夺的尼西比斯、亚美尼亚以及临近地区又多少次被罗马人征服……
他进而提出，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都遭受了悲惨的命运，而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得到上帝的眷顾，异教的支持者必受惩罚。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举例说明一些信奉多神教的罗马皇帝与基督教皇帝的命运差别上。非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在埃瓦格里乌斯眼中命运都是悲惨的：
难道第一个君王恺撒不是被刺身亡的吗？难道不是一些军人用他们的剑刺杀了提比略的继承人盖乌斯吗？难道尼禄不是被自己的家人杀害的吗？难道伽尔巴、奥托和维提里乌这三个皇帝不是一共只统治了16个月，然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吗？难道图密善不是毒死了他自己的哥哥提图斯之后才当上皇帝的吗？难道图密善不是悲惨地被斯蒂芬杀死的吗？又怎么说康茂德呢？难道他不是被纳西苏杀死的？难道相同事情没有发生在珀提纳科斯和朱利安努斯身上？难道塞维鲁的儿子安东尼乌斯没有杀害他的兄弟盖塔，而他自己也被马修同样地对待吗？马克利努斯又怎么样了呢？难道他不是像一个俘虏那样围绕拜占廷城示众之后被自己的军队杀死了吗？来自埃摩萨的奥里略·安东尼乌斯不是和他自己的母亲一起被处决了吗？难道他的继承者亚历山大和他的母亲一起没有遭受相同的命运吗？我们又怎么写马克西米努斯呢？他难道不是被自己的军队杀死的吗？还有戈迪安，他不也是在腓力的阴谋下死于自己士兵之手的吗？那再来说说腓力和他的继承者德修斯，他们不是被自己的敌人毁灭的吗？而伽卢斯和沃卢西阿努斯不是被自己的军队杀害的吗？埃米里亚努斯又是如何呢？难道他没有遭遇相同的命运吗？难道瓦勒良没有被波斯人俘虏之后游行示众吗？在伽列努斯被谋杀以及卡里努斯被残杀后，政权才交到了戴克里先和他选定的共治者手中。这些人中的赫丘利·马克西米安和他的儿子马克辛迪乌斯以及李锡尼也被彻底地消灭了。
与此相反，埃瓦格里乌斯认为信仰基督教的皇帝都能得到上帝的眷顾：
从那时起，万人景仰的君士坦丁掌握了政权，他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并将它献给了基督。这之后的皇帝（除了朱利安，他是你们异教的祭司长和皇帝）只要遵守教义，虔诚祈祷，还有谁被自己的人民和军队毁灭呢？或者简而言之，还有哪个叛乱者推翻一个皇帝吗？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瓦西里斯库对泽诺的政变，但是最终他被放逐并且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如果谈到瓦伦斯，我可能会被说服，但是他对基督徒也做了许多错事吧。而对于其他人，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吧？
作为一篇对多神教的檄文，这段文字在文笔和气势上都能一定程度体现埃瓦格里乌斯的文学功底，但就这段论述本身来说，埃瓦格里乌斯犯下了不少错误。除了罗马帝国史的史实错误外，他在选取样本时根本没有考虑西部帝国那些命运悲惨的基督教皇帝，因此使得这段文字说服力大减。显而易见，与奥古斯丁相比，埃瓦格里乌斯的论述没有提及罗马城沦陷的问题，同时在内容上也明显更为简略，思辨也不如前者深刻。这一方面是二人作品侧重点的差异，同时也代表了该时期东西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形势。但是二者之间的共性也十分明显，即正是因为接受了基督教，君士坦丁使罗马人，尤其是罗马统治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多神教徒所谓的基督教使帝国衰落的说法是一种诬陷。
从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相关争论来看，拜占廷早期的基督教学者针对多神教徒的指责进行了比较有力的回击，甚至通过相关争论进一步丰富了基督教神学的内容。如果说多神教徒的这些指责体现了多神教传统顽强存在的话，那么拜占廷帝国政府和基督徒一起对多神教和其他异教徒进行的打击则更能表明，基督教向前发展的进程已经不可阻挡。
在4世纪末成为国教前，尽管绝大多数的拜占廷皇帝在立场上都倾向基督教，但是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其他宗教依然是受到国家同等保护的信仰。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后，也不忘特别申明“其他人也有权力进行自己的崇拜……每个人都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不想消灭任何一种信仰的光荣”
。同时，尽管临终受洗，但是君士坦丁一直保有着多神教“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的头衔。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虽然曾经迫害异教徒，但他在统治时期也没有完全剥夺他们合法宗教活动的权利
，更毋庸论及朱利安统治下多神教昙花一现的复兴了。
但是，随着基督徒数量不断增多和基督教会的发展，多神教和其他宗教的力量也在相应地削弱，朱利安恢复多神教的尝试最终遭到失败就是鲜明的例证。塞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宣布为国教则是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进程中关键性的一步。从此之后，异教徒不仅失去了和基督徒平等的政治与法律地位，而且国家对异教的打击也具有了合法性。
在4—6世纪，拜占廷国家对异教采用了多种手段进行限制和打击。首先是取缔异教徒，尤其是信奉罗马多神教教徒的崇拜活动，如献祭和占卜等行为，并惩戒崇拜者。392年11月8日，塞奥多西联合其子阿尔卡迪乌斯颁布了明令禁止异教崇拜活动的法律，这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法令中，塞奥多西规定：
凡宰杀牺牲并通过观察动物内脏占卜者，以重罪论处……凡焚香供奉偶像或献祭者，则犯背教罪，将会被没收家产……凡为公开献祭者提供场所者，若因疏失所致，则罚款25镑黄金。若是共谋，则与前者同罪……若是地方官员因为失察没有及时对这些人进行处罚，则罚款30镑黄金，他的下属也要接受相同的惩罚。
这条法令不但全面禁止了多神教徒的崇拜活动，并且强制国家官员必须对此进行惩处。此后，塞奥多西二世、利奥一世、泽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也都先后颁布法律限制任何形式的异教崇拜活动
。
尽管遭到了国家的限制，一些多神教徒依然秘密地进行自己的宗教崇拜。这种行为遭到了国家更为严厉的惩罚。在392年的法令中，进行异教崇拜活动的处罚主要为课以罚金等经济措施，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开始被应用。尤其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开始，对异教活动的迫害日益严重。拜占廷历史学家塞奥法尼斯曾经记载，529/530年，查士丁尼开始查处一些依然在秘密进行多神教崇拜的大臣，其中一些人被罢免，一些人被逮捕，甚至一名叫作阿斯克莱皮奥多图斯（Asklepiodotos）的高级官员畏罪服毒自尽
，这种情况在以前的历史中是并不多见的。埃瓦格里乌斯也曾经详细记录了一件发生在他的时代，与安条克主教格里高利有关的著名案件，从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国家对异教活动日趋严厉的政策：
有一个叫作阿纳托利乌斯的人，他原先是一个生意人，后来不知用什么手段使自己成为了帝国的官员。他居住在安条克，在那里经商……
后来这个人因为献祭的行为被逮捕。经过讯问之后他被发现是一个可憎的人，是一个男巫，还是一个卷入无数野蛮行为的人。但是他贿赂了东方政区的长官，因此使他自己和一起被捕的朋友获得了自由……一些制造混乱的恶毒的魔鬼使某些人相信格里高利主教也参与了阿纳托利乌斯献祭的活动……这种怀疑已经上升到了如此的高度，以至于提比略皇帝也希望通过阿纳托利乌斯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他命令将阿纳托利乌斯及其同党尽快带到首都……当阿纳托利乌斯被带到首都后，即使经过严刑拷打，他也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对格里高利主教不利的话……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没有受到死刑的判罚，所以人民出于神圣的宗教狂热，用他们的暴怒扰乱了一切秩序。他们将那些人装到一艘小船上活活烧死。他们还批评皇帝（提比略）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尤提基乌斯背叛了信仰。他们险些杀死尤提基乌斯和那些参与调查的人……最终阿纳托利乌斯本人被拖到圆形竞技场让野兽咬死。他的尸体被它们撕开之后，被钉在木桩上——这还不是他的最终报应，因为恶狼拖走了他的残躯，并且作为美餐享用了。
除了埃瓦格里乌斯之外，以弗所主教约翰的《教会史》也记录了这一事件，并且整个过程与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载比较一致，只是更加详细地描绘了事件的始末，尤其是逮捕阿纳托利乌斯的场景。当时阿纳托利乌斯正和一些朋友一起在家中进行秘密的宗教活动，逮捕者突然来到，一些献祭者逃跑了，不过一个在场的叫作鲁菲努斯的基督教教士当场自杀，阿纳托利乌斯则以从事异教活动的罪名被逮捕
。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够看到，在6世纪末期，拜占廷国内还存在着一些多神教崇拜活动的迹象，国家对待这些行为的刑罚已经远比5世纪初更为严厉，由此甚至会引发违法者在逮捕过程中畏罪自杀的情况。主犯最终则像3世纪一些被罗马皇帝迫害的基督徒那样，被用极其残酷的方式处死。同时，由于此时拜占廷帝国大部分的民众都已是基督徒，因此民众要求惩治这些异教活动的情绪非常强烈。在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甚至还将未被判处死刑的其余从犯杀死，并对皇帝和东部教会最高领袖君士坦丁堡主教严加责难。以弗所主教约翰在作品中记载，迫于这种压力，提比略皇帝到其统治结束时都一直在追查和此案相关的余党
。这也表明，拜占廷大多数民众的态度进一步促使了国家对多神教崇拜的打击。
除了严格禁止异教崇拜活动外，拜占廷统治者还通过立法等方式剥夺多神教和犹太教等其他宗教的教产。399年，阿尔卡迪乌斯和西部皇帝霍诺留就联合颁布法令，规定：
乡村地区所有的神庙都要被毫不犹豫地拆除，因为拆除了这些东西，迷信活动就无所遁形了。
这一法令可被视为392年法律的补充，国家在限制异教崇拜活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破坏了其活动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基督徒和教会也在通过各种手段抢占异教徒的财产，而国家对这种行为经常予以默认乃至纵容。当然，这种态度的形成也较为曲折，一些皇帝在起初还曾经颁布过法律，保护多神教徒和犹太教徒等非基督徒的合法财产。如423年塞奥多西二世连续发布诏令规定：
犹太教徒不许建造新的会堂，但是他们不用担心已经拥有的会堂会被国家没收。
我们特别命令，真正的基督徒不允许滥用宗教赋予他们的权利，不许对那些和平生活并遵纪守法的犹太教徒和多神教徒施加暴行。如果有基督徒胆敢这样做或抢占那些人的家产，他们将被强制归还这些财产，并且还要被课以3—4倍的赔偿金。各省的官员和其下属也必须明白，如果他们纵容这样的行为，那么他们也将接受相同的处罚。
皇帝的这些法律却面临来自基督徒的强烈反对。就在塞奥多西颁布这些法令之后，据埃瓦格里乌斯记载：
安条克地区的著名修士（老）西蒙获悉这件事后，他用坦率的语言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并激烈地批评了他，尽管他尊敬自己的皇帝。读了他的信后，塞奥多西二世宣布先前颁布的命令无效，并满足了基督徒的要求，此外还罢免了提议颁布这个法令的官员东方大区长官的职务，并且请求神圣的、活在空中的那位护教士能够为他祈祷并且给予他祝福。
当然，仅凭西蒙一个人就改变皇帝诏令的说法显然有些夸张。根据5世纪匿名的叙利亚版《圣徒高柱修士西蒙传》记载，当塞奥多西下达这些命令后，叙利亚地区的许多主教带着法令文本来到西蒙修行的高柱之下，并且恳求西蒙能够给皇帝写信表达反对
。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基督教会是一致在向塞奥多西皇帝表示不满，这也正是埃瓦格里乌斯笔下所谓的“基督徒的要求”。最后，皇帝被迫收回诏令并撤换提议官员则暗示了日后的事态发展方向。
果然，仅仅12年之后，塞奥多西二世就联合西部皇帝瓦伦提年颁布了一条对多神教徒极其严厉的法令：
我们命令，各地地方官员要毁掉所有迄今还保持完整的神殿、神庙和神坛等设施。并且为了使这些地方保持纯洁，在那里要建立可敬的基督教建筑……任何抵触这条法律的人，将被判处死刑。
这条法律实际上完全否定了他在429年提出的带有某些宽容色彩的法令。从此以后，拜占廷再没有哪位皇帝公开申明要保护异教徒的教产了，多神教的宗教活动不但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更逐渐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最终，拜占廷皇帝还采用了一条釜底抽薪的政策，即实行促进非基督徒转化为基督徒的措施。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布瑞所说，“在100年的时间里，帝国从大多数民众都为多神教徒转化为皇帝口中有些夸张的‘不存在一个异教徒了’，这样的一种转变不仅仅是靠禁令和镇压能够做到的”
。
拜占廷统治者的这一政策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相互配合实行的，即严格限制异教思想的传播和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最初，尽管已经明令禁止异教崇拜活动，但是拜占廷统治者对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略为宽松，因此像左西莫斯《新历史》这样的异教作品才得以流传开来。但是，在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晚期，一本叫作《驳斥基督徒》（Against the Christians）的小册子被皇帝颁布法令公开焚毁
，由此拉开了对异教思想文化打击的序幕。这一迫害政策的顶峰发生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在他的任内，多神教重要的阵地“雅典学院”被最终关闭，并且所有的多神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被严令禁止担任任何教职
。通过这些措施，非基督教的传播力大大减弱。
然而，拜占廷统治者和基督教会并不满足于此。基督教会在促使异教徒皈依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甚至不惜允许他们在改宗后保留一些和基督教崇拜并不矛盾的传统。同时教会也在自己的仪式中吸收了多神教和其他宗教崇拜的某些习俗，如焚香和使用花卉等等
。拜占廷皇帝更是千方百计地鼓励异教徒皈依。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记录了一些这样的故事。如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有一位叫作西奈西乌（Synesius）的多神教学者，“他的哲学水平是如此异常出众，以至于即使是不以个人好恶来判断是非的那些基督徒也十分钦佩他”。最终，“由于这个人具备众多美德，而上帝不会容忍他所钟爱的人有任何缺点”，他所在地区的教会千方百计地说服他“相信救赎和再生的观念并且担负起了一名教士的职责”
。
在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载中，最能体现国家争取异教徒皈依态度的是发生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案件。
首都在举行分享我主基督圣体的活动时，那些纯洁的男孩会在初级学校教师的带领下参加这个仪式，并且分享圣餐。在一次活动中，一个信仰犹太教的玻璃工人的儿子和其他男孩一起参加了活动。当他的家长询问他回家迟到的原因时，他说了他所做的事情以及和其他男孩一起吃的东西。他的父亲因此勃然大怒，他将儿子放在了定型玻璃用的煤炉里面……男孩的母亲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她找遍了整座城市，时而哭嚎，时而尖声大笑。终于在第三天的时候，当她站在丈夫的工场门口时，尽管因为悲伤而颤抖，但是她还是呼喊她儿子的名字。在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后，男孩就在炉子里面回答了她。母亲立刻破门而入，看见那个男孩站在煤的中间……当查士丁尼得知此事后，他让那对母子参加了洗礼，然后使她们成为教会中的一员。至于男孩的父亲，因为他不容忍周围的基督徒，因此以谋杀孩子的罪名被钉死。
埃瓦格里乌斯讲述这个故事的本意应该只是在宣扬基督教对男孩的神圣庇护，但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出拜占廷国家和教会的作为。首先，教会对孩童开放的宗教活动并没有排斥异教徒的孩子，相反，通过安排他们出席这些活动，异教徒的孩子得以接触到基督教中圣餐这样的基本仪式。之后，在幼童的家长对此加以阻挠时，国家则毫不犹豫地站在有利于基督教的立场上，不惜采用极刑，从而实现了让异教徒皈依的目的。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皇帝支持基督教会引导异教徒改宗的行为还可以从其他史料那里得到印证。据以弗所的约翰记载，542年他受查士丁尼皇帝的指派，和一些教士一起来到吕底亚和弗里吉亚等亚洲行省，他们在那里工作了数年。这期间他一共为8万异教徒受洗，并为他们建造了98座教堂和12座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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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4—6世纪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东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势力逐渐壮大，并最终在与以多神教为代表的其他宗教的较量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尽管在6世纪末期，我们依然能够从某些历史作品中看到一些异教活动的记载，但是在国家禁止崇拜活动、没收教产和促进改宗等政策的影响下，他们的势力极其衰微，已经难以对东地中海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和拜占廷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起到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