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主要研究内容

4—6世纪是东地中海世界从古代走向中古的过渡时期。就时间概念来说，古代史学者现今多称其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以描述其与古代的联系和过渡的性质。这段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就空间概念来说，以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区组成的东地中海世界是人类历史最为悠久，文明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民族众多，风俗各异。这样一个内部构成极为复杂的地域却在4—6世纪中共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最终被整合在一个共同的拜占廷帝国（Byzantine Empire）之中，其中如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一直作为帝国的核心区域存留到15世纪帝国灭亡之时。

拜占廷史研究者视4—6世纪为拜占廷帝国历史的早期阶段。然而，“拜占廷”这一名称是一个近代以来的学术概念，学者们借帝国首都所在的古城遗址拜占廷之名，用以讲述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首都的千年帝国的历史。因此，在这个古国所处的时代，“拜占廷帝国”这一名词是并不存在的。帝国统治下东地中海世界的民众自始至终都称呼自己为罗马人，这个国家的皇帝也把自己看作罗马人的君王。从这个角度来看，拜占廷帝国似乎只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延续而已。

但是，透过称谓这一表面现象，我们却会发现，统治东地中海世界的这个帝国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已经和先前以西地中海世界为中心的罗马帝国有了显著的区别。著名的拜占廷史研究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其传世名著《拜占廷国家史》中就对拜占廷帝国的特性做了精辟的论断：即“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和基督教信仰是决定拜占廷帝国发展的主要因素”；“基督教的胜利和帝国政治中心东移到希腊的东方地区标志着拜占廷时代的开始”以及“罗马帝国最后3个世纪或拜占廷帝国最初3个世纪的历史具有转型时代的特征，它跨越了古代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廷帝国之间的鸿沟” 。这一解释是具有合理性的。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于宗教领域，基督教取代多神教，成为了拜占廷帝国官方的信仰，并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尊崇；于政治领域，一套有别于先前罗马时代复杂的国家机器被建立起来，并由居于最高地位的专制皇帝操控；于地域方面，东地中海世界的君士坦丁堡取代西地中海世界的罗马成为帝国新的首都，而小亚细亚和色雷斯地区则在意大利之后，变成了帝国新的核心区域。从这些方面来看，拜占廷帝国虽然借用了罗马帝国的外壳，但却是一个与后者泾渭分明的新兴国家，即一个以东地中海世界为主要区域，以基督教为信仰的专制帝国 。

但是，这种区别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虽然我们将4—6世纪作为拜占廷帝国的早期阶段，以公元330年作为拜占廷历史的开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329年的罗马帝国与331年的拜占廷帝国就有天壤之别，也不意味着东地中海世界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恰恰相反，拜占廷帝国及其统治下的东地中海世界在最初的3个世纪里经历了漫长的过渡，最终方才形成了不同于罗马时代的特征。从这一点来看，4—6世纪可被视为一个东地中海世界转变与拜占廷帝国奠基的时期。

然而，这场波澜壮阔的巨变在6世纪中后期迎来最辉煌的顶峰后却迅速以悲剧收场。在伟大的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拜占廷帝国对外发动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北非、意大利以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被收复，汪达尔和东哥特等蛮族被征服，地中海更是再次成了帝国的内湖。在对内统治方面，查士丁尼组织编纂了洋洋洒洒的《罗马民法大全》，罗马时代辉煌的立法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一座座宏伟的建筑也拔地而起，其中如圣索菲亚教堂至今仍然是人类建筑文明的奇观。从这些角度看，无论如何这都是继2世纪“五贤帝”统治时期后，罗马人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然而，如果透过浮华的表面仔细审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座光辉灿烂的宫殿的墙壁上已经出现了丝丝的裂缝。在军事方面，对西部征服的胜利是建立在削弱东部防线的基础之上，当拜占廷军队在意大利攻占哥特人的城市时，拜占廷东方像安条克这样的大都市却也被波斯人所蹂躏。即使在已经征服的地区，被征服者的反抗斗争依然此起彼伏，让拜占廷的将军们疲于应付。更为可怕的是，像阿瓦尔人这样的异族已经在帝国北疆的边境线外虎视眈眈，一旦帝国内部有变，拜占廷人眼中的这些“蛮族人”就将挥动他们的利刃，冲垮帝国早已不是固若金汤的防线。在政治方面，伟大的查士丁尼皇帝却并没有和他同样伟大的继承者，他的继任人查士丁尼二世的骄傲与神经质最终将给帝国带来惨痛的回忆。在经济方面，穷兵黩武和大规模的建设让拜占廷国库濒临崩溃，像安条克这样的东方城市更是开始显露出衰落的势头。在宗教方面，基督一性论争端一直没有平息，查士丁尼大帝时而强硬、时而怀柔的宗教政策丝毫无助于局势的缓和，本应加强皇帝的精神统治作用的基督教会自己却陷入激烈的冲突之中。宗教问题进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埃及、叙利亚地区的一性论派民众开始表现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这种情绪会在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的时候集中得到体现。此外，拜占廷人对肆虐的瘟疫也束手无策，只得听凭它在帝国内传播。这场灾难最终影响了拜占廷人长达200年之久，让本已开始蹒跚的帝国雪上加霜，更加步履维艰。

查士丁尼去世后，这些潜在的问题集中爆发，终于酿成了拜占廷帝国所面对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而引发这场危机的上述诸多因素同样和东地中海世界200余年来的巨变息息相关，值得深入分析探讨。

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的转变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迁，给拜占廷帝国和该地区的历史发展，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拜占廷史的研究来说，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的变化奠定了拜占廷帝国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并决定了帝国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形成的该地区共同的信仰、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拥有强大的凝固力，塑造了欧洲中世纪历史中独树一帜的拜占廷文明。同时，该时期形成的拜占廷文明对日后那些占领拜占廷帝国失地的周边民族，如阿拉伯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等产生的强大影响至今犹存。这对研究近现代东欧、西亚和北非等地域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于欧洲历史，尤其是中世纪史来说，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的社会转型对日后欧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形成与普及，直至今日依然是欧洲文明的重要内容。了解这些转变的背景与过程，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最后，通过研究4—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转变过程中的一些个案问题，如自然灾害对大型城市的破坏，宗教冲突造成的社会分裂等问题，以及拜占廷政府应对问题的得失成败经验，能够给现实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主要文献资料

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记录主要保存于早期拜占廷帝国的文献之中。拜占廷帝国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且门类众多，笔者在此将择其精要进行分类介绍。

古典式的历史

拜占廷帝国所谓古典式的历史多以《历史》为书名。其内容主要集中于拜占廷帝国的重大政治与军事事务，与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修昔底德、波里比阿等人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这一体裁的历史作品一般为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作者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文笔优美，内容通畅，并且基本是亲身的经历，因此可信度较高，对研究该时期历史的重大事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类文献是拜占廷史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略显可惜的是，这一类历史作品较少涉及宗教等领域的问题，同时时间跨度相对较短，因此很难凭借一两部作品从整体上一览该时期东地中海世界变化的全貌。

阿米安·马赛里努斯（Ammianus Macellinus，330—392年）是4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他是朱利安皇帝（Julian，361—363年在位）的好友，曾多次随其参战。他的作品《历史》共31卷，现今仅存后18卷，涉及257—378年间罗马与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作者以塔西陀为榜样，并在作品中十分推崇朱利安的功业。作为信仰多神教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中也保存了一些基督教兴起时的史料。目前“洛布古典学丛书”中收录了阿米安作品的英文译本 。南开大学叶民副教授在其《最后的古典》一书中收录了阿米安作品的部分中文翻译，并对全书进行了详细的导读 。

尤纳皮乌斯（Eunapius of Sardis，345—420年）、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和普里斯库（Priscus）是拜占廷帝国4—5世纪三位重要的史学家。尤纳皮乌斯曾在雅典接受教育，其作品为14卷的《历史》，记载了270—4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奥林匹奥多罗斯出生于埃及，也是一位非基督教史学家，其代表作为22卷的《历史》，主要涉及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的历史。普里斯库是色雷斯人，后成为拜占廷中央政府官员，代表作为8卷本的《历史》，涉及433—468年间的历史事件。这三部历史著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后人在记载5世纪历史的时候曾多次引用他们的作品。可惜的是，他们的作品都散失严重，其残篇被布洛克雷翻译为英文后结集出版 。

左西莫斯（Zosimus）也是5世纪拜占廷重要的历史学家，代表作品为6卷本的《新历史》，涉及410年前的帝国历史。他本人信奉多神教，被后人称为“最后一位非基督教历史学家”。同时，作者对罗马共和的传统念念不忘，对拜占廷早期逐渐形成的专制皇权多有不满，在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遗民”心态。他的作品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教会历史学家多从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引用他关于君士坦丁皇帝的一些记载进行批驳。左西莫斯作品的英译本众多，其中里德雷译本是较为权威的版本 。该书的中译本已由谢品巍老师翻译后出版 。

进入6世纪后，拜占廷历史学创作更为繁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就是普罗柯比（Procopous，？—565年）。普罗柯比出生于巴勒斯坦的恺撒里亚，后结识拜占廷军官贝利撒留，成为他的秘书并随其多次参与战争。普罗柯比的代表作有记载6世纪拜占廷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战史》，歌颂查士丁尼功业的《建筑》以及在生前没有公开出版，对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进行激烈人身攻击的《秘史》。普罗柯比的著作是研究查士丁尼统治最为重要的史料，在早期拜占廷历史的研究中也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他作品的英译本众多，其中洛布古典丛书中收录的7卷本普罗柯比作品集是比较常见的版本 。目前普罗柯比的《战史》有王以铸先生和崔艳红教授的中译本。《秘史》则有王以铸先生和吴舒屏教授与吕丽蓉老师的中译本 。

继普罗柯比之后，拜占廷帝国又出现了多位重要的历史学家。阿加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是小亚细亚人，其代表作为5卷本的《历史》，旨在续写普罗柯比的《战史》。作者在其中记载了552年后37年间帝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以战争史最为详细。《历史》的英文全译本有弗兰多本 ，目前，东北师范大学的李强博士正在翻译整理这部作品。

米南德（Menander Protector）出身于君士坦丁堡贵族家庭，曾担任禁军军官，后为皇帝莫里斯赏识，得以接触帝国高层事务。其代表作品为涉及558—582年间拜占廷重大事件的《历史》，其中尤以外交问题最为见长。该书内容遗失严重，目前其残篇较好的英文译本为布洛克雷本 。

6世纪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历史学家是来自叙利亚的埃比法尼亚的约翰（John of Epiphania）。他是叙利亚的世家子弟和安条克城的名流，并担任过安条克主教的顾问。其代表作《历史》应为记载当时拜占廷东方领土，尤其是叙利亚地区历史的重要著作，但可惜现已散失严重，只有残篇存世。目前该作品希腊文原本残篇被收录于穆勒主编的《历史著作残篇汇编》第4卷中 。

6世纪末和7世纪初拜占廷还有一位史学名家塞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580—641年）。其作品为8卷本的《历史》，主要记载莫里斯皇帝的统治。作品主要从君士坦丁堡的视角出发，着重描述首都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关注莫里斯统治下的军事成就。目前该作品的权威英文译本为怀特比译本 。贵州师范大学的苏聪副教授目前正在翻译整理这部著作，并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编年史

除古典式的历史外，拜占廷帝国还有一类重要的史料，即编年史。拜占廷的编年史作品多从上帝创世写起，一直到作者自己所处的时代为止。拜占廷编年史史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者在作品中高度关注当代史，因此，往往一部编年史作品在涉及作者所处时代时史料价值较高。其二，编年史作品严格按照年代顺序记载历史事件，从而对其他类型史料起到了时间定位的辅助作用。当然，编年史作品也有自己的缺陷，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谈及距离作者较远的历史时往往不够准确，因此在使用编年史的时候要注意对照其他类型史料进行分析鉴别。此外，编年史作品在文风上难以与古典式的历史相提并论，行文粗糙，可读性较差。

拜占廷帝国最早的编年史作品是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0—340年）所著的《编年史》，其始于亚当时代，终于3世纪末，然此作品与本书研究范围距离稍远，因此不详加介绍。继尤西比乌斯之后，拜占廷在6世纪又出现了一位重要的编年史作家，即叙利亚人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年）。约翰曾在帝国的东方重镇安条克担任官职，后移居君士坦丁堡，其代表作为18卷的《编年史》，涉及从亚当直到查士丁尼统治末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尽管现今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他在引用前人作品时不够准确，同时在记事时常有夸大之嫌，但是他的作品，尤其是在讲述叙利亚历史的时候，依然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约翰的《编年史》是后代史家在记载5世纪拜占廷世俗历史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目前他作品的权威英译本为杰弗里斯本 。

除约翰·马拉拉斯之外，6世纪拜占廷帝国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编年史作品。首先，518年一部以高柱修士约书亚之名（一些现代学者认为约书亚并非此书作者）完成的编年史问世，该作品记载了495—506年间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廷帝国，尤其是东方各省的历史，其最大的价值为详细叙述了502—505年间拜占廷与波斯战争的史实。目前约书亚的《编年史》最佳英文版本为赖特译本 。

继约书亚的《编年史》之后，在首都君士坦丁堡也诞生了一部重要的编年史著作，作者为马赛里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马赛里努斯出生于伊利里亚，是拉丁人，但早年前往君士坦丁堡谋职，后成为当时皇储查士丁尼的密友。查士丁尼继位后他成了帝国的贵族。其《编年史》涉及379—534年间帝国的历史。作者记事风格简略，但因其能接触帝国上层人士，因此所载内容有独特价值。目前该作品的英文与原文对照本为克洛克本 。

在6—7世纪还有两部很有特色的匿名编年史作品，即6世纪的《艾德萨编年史》和7世纪的《复活节编年史》。前者记载了从公元前131年—公元540年间的历史，后者则从上帝创世写起，一直到628年为止。两部作品在内容上并无太多独特之处，但是在编年记载上的精确性使它们成了重要的年代定位工具，由此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目前《艾德萨编年史》有寇珀英译本 ，而《复活节编年史》的英文节本（284—628年）是由怀特比所译 。

尼基乌主教约翰（John of Nikiu）的作品是7世纪另一部重要的编年史。约翰生平不详，仅知其曾经担任埃及尼基乌教区主教。其《编年史》涉及从上帝创世直到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期间的历史，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记载阿拉伯人的入侵。目前约翰作品的英文本由查尔斯自17世纪初的埃塞俄比亚文本所译 。

9世纪初的拜占廷历史学家“忏悔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752—818年）的著作是拜占廷时代最重要的编年史作品之一。其13.5万字的《编年史》从284年一直写到813年。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借鉴了大量前人的作品，如普罗柯比和约翰·马拉拉斯等。在引用过程中，他不按照个人好恶修改删除史料，而是力求做到有闻必录。同时他的作品严格按照年代顺序记载，因此对年代定位也有很大的帮助。目前，英国拜占廷学者曼戈等人的英译本是该作品较新的一个优秀版本 。

最后，还有一部编年史作品值得一提，那就是12世纪叙利亚地区的主教米哈伊尔（Michael the Syrian，1126—1199年）所著的《编年史》。米哈伊尔在1166—1199年间一直担任叙利亚教会主教，他的《编年史》被称作中世纪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编年史作品。这部21卷的著作记载了从亚当直到1195年间教会与世俗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第7—9卷详细记载了拜占廷4—6世纪的历史。目前米哈伊尔主教的《编年史》尚无英译本，但有夏波翻译的优秀法文译本 。

教会史

早期拜占廷历史作品三大流派中最后一支是基督徒史学家撰写的教会史著作。这些历史作品虽然名为《教会史》，但是作品内容和取材往往不只拘泥于教会事务。作者秉承所有历史都是基督教会史的观念，在作品中广泛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自然等多方面内容，尤其以保存大量原始档案文件为特征而在早期拜占廷历史作品中独树一帜，极富学术色彩。因为这一类作品取材广泛、史料来源丰富、立场客观，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此同时，在时间跨度上，教会史作品比古典式历史的时间跨度要长，更有利于展示东地中海世界在该特定时间转变的全貌。

拜占廷时代最早的一部《教会史》由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所著，他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好友和东部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人物，一生著作颇丰。其现存约10.2万字的《教会史》涉及324年之前的早期基督教历史。他不但大量引用先人的文献作品，更结合所见所闻，加入许多个人见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作品英文译本众多，其中“洛布古典学丛书” 和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 中所收录的都是较为优秀的版本。该书的中译本有瞿旭彤教授的译本 。

在尤西比乌斯之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出现了三位重要的教会史作家：苏格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379—440年）、索卓门（Sozomen，约400—450年）和塞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rhus，393—466年）。苏格拉底是君士坦丁堡的律师，作品为7卷本的《教会史》，内容涉及305—439年间的历史，尤其对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事件记载更为详细。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中收录的该作品为常见的英文版本 。索卓门是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他是塞奥多西二世的好友，其作品为9卷本的《教会史》，内容涉及324—443年间的历史，但是现在只有前8卷存世，记载425年后史实的第9卷已经遗失。索卓门作品的英文译本也被收录于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中 。与苏格拉底和索卓门不同，塞奥多利特是教会中人，他出生于安条克，后成为塞鲁斯教区主教。他支持聂斯托利教义，因此在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中被罢免。他的作品为5卷本的《教会史》，涉及323—428年的教会历史。因为塞奥多利特身份的原因，他作品的视角与苏格拉底和索卓门有所不同，可为相互参照。塞奥多利特的《教会史》和一些书信集的英文译本一起被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收录 。

在苏格拉底、索卓门和塞奥多利特之后，记载5世纪后半叶教会历史最为重要的著作是基督一性论派主教扎卡里亚（Zachariah of Mitylene）的《教会史》。该作品成书于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491—518年在位）时代，记载了450—491年间马西安（Macian，450—457年在位）、利奥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和泽诺（Zeno，474—491年在位）皇帝统治时期教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后来，一位匿名的叙利亚修士用扎卡里亚的名义将其作品续写到569年 。该书对于研究叙利亚和埃及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扎卡里亚作品的希腊文原本现已遗失，所幸扎卡里亚的《教会史》被收录在以他名义所著的，古叙利亚文12卷本的《叙利亚编年史》之中（第11卷现已遗失），其中第3—6卷应为扎卡里亚的原著。目前《叙利亚编年史》的权威英文译本为汉密尔顿和布鲁克斯译本 。

6世纪最有代表性和最为重要的教会史作品是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 Scholasticus）创作的《教会史》。埃瓦格里乌斯是6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他于535—537年间生于叙利亚地区的埃比法尼亚城，卒年不详，但肯定是在593/594年后。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埃瓦格里乌斯在其生活的安条克城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常年担任安条克主教格里高利的助手，并曾经被拜占廷皇帝授予过“前任执政官”等荣誉头衔。埃瓦格里乌斯传世的唯一作品是6卷本的《教会史》，涉及428年（聂斯托利异端出现）至593/594年（莫里斯皇帝统治的第12年）间拜占廷帝国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唯一一部完整保存至今，几乎全面涵盖了5—6世纪拜占廷帝国宗教和世俗历史的文献，他的《教会史》是研究该时期拜占廷史、基督教会史和叙利亚地区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2000年利物浦大学出版社的怀特比译本 是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的权威英文译本。目前笔者已经将《教会史》全文译为中文，并已经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在6世纪，除了埃瓦格里乌斯的作品外，还诞生了另一部重要的教会史著作，即以弗所主教约翰的《教会史》。以弗所主教约翰（John of Ephesus，507—586年）也是支持基督一性论的教士。他的《教会史》原有三部，其中第一部从恺撒时期写起，现已全部遗失，第二部记录了从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到571年间的历史，目前仅有部分残篇存世。史料价值最高的第三部共分6卷，记载了从571年直至其去世前的重大历史事件，该部内容大多保存至今，原文为古叙利亚文。以弗所主教约翰的作品是研究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埃瓦格里乌斯对查士丁二世（Justin II，565—578年在位）、提比略（Tiberius，578—582年在位）和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皇帝统治时期教会事务记载粗疏的缺陷，同时作为一部基督一性派教士的教会史作品，它可与卡尔西顿派的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互为参照。约翰《教会史》的第三部有史密斯的英文译本 。

教父文集和书信集

除了教会史外，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教父们的个人文集和书信集也是研究4—6世纪拜占廷和基督教历史重要的参考文献，这些作品集对了解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基督教正统思想的确立及其社会影响有非常大的助益。

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的文集是研究4世纪早期拜占廷帝国教会历史的重要史料。阿塔纳修斯是4世纪初基督教会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任内曾坚定不移地捍卫“三位一体”正统教义，并坚决反对阿里乌主义，为此先后多次被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后人放逐。他的作品如《阿里乌史》以其亲身经历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会内部各派别的发展以及教会与皇帝不断变化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阿塔纳修斯作品最完整的英译本保存在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中 。

继阿塔纳修斯之后，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338—397年）是拜占廷帝国早期另一位著名的基督教会领袖。在374年成为米兰主教后，他与阿里乌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此不惜多次与皇帝发生冲突。在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379—395）统治时期，他拒绝让镇压塞萨洛尼基起义的皇帝进入米兰教堂并最终迫使后者认错的行为更进一步提升了他在教会中的影响力。目前安布罗斯存世作品的英译本众多，其中最为完整的译本收录于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中 。此外，还有帕克等人翻译的《安布罗斯信件选集》 等英文资料可供参考。

与安布罗斯同时代，在帝国东部的基督教会中则有被称作“卡帕多西亚三杰”的三位著名的希腊教父——瓦西里（Basil the Great，330—379年）、尼萨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335—394年）以及纳西盎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en，329/330—390年）。三人是当时东部基督教会的精神领袖。他们不像安布罗斯那样持有强势的政治态度，流传的作品也多为神学文章。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中收录了他们三人的作品集 。

在卡帕多西亚教父之后，东部教会出现了一位被称作“圣金口”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John Chrysostom，340—407年）。此人出身叙利亚地区，才思敏捷，文笔和演说才能尤其出众。在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期间，他大胆地批评帝国官员甚至皇室成员的奢侈生活，得到了首都民众的拥戴，但也因此被皇帝两次放逐。他留下了大量的神学论文、布道词和书信。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共收录了他的6卷作品，其中第1卷的文选对研究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最有意义 。

5世纪初期，拜占廷基督教会内部出现了聂斯托利宗教争端。聂斯托利（Nestorius，386—451年）原是安条克地区的教士，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之后，他提出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分离，分别构成两个位格，其人性是由玛利亚所生，其神性是来自上帝的神学观点。在431年的以弗所基督教大公会议上，聂斯托利的观点被斥为异端，他本人也被流放。聂斯托利现有一些神学论文和书信存世，并被译成英文 。在与聂斯托利的斗争中，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378—444年）脱颖而出。他联合罗马主教说服皇帝塞奥多西二世将聂斯托利罢免，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像一个政治家而非神学家，这一事件本身也体现了拜占廷各大教区为了争夺基督教世界领导权所进行的激烈争斗。西里尔传世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5卷本的《斥聂斯托利书》 。此外，2000年，西里尔的部分作品选集由拉塞尔翻译成英文后被收录于《早期教父文集》中出版 。

继聂斯托利宗教争端之后，基督一性论宗教争端成为5—6世纪拜占廷基督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埃瓦格里乌斯也用大量笔墨描绘了这一争端的发展变化。围绕这一神学问题，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各持己见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罗马主教利奥（Leo I，？—461年）是争端初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激烈地反对基督一性论并竭尽全力争取皇帝的支持。在卡尔西顿基督教大公会议上，他提交的《利奥大卷》被会议奉为正统，而一性论则被斥为异端。除了参与宗教争端外，利奥还极力维护罗马教会在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多次写信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和皇帝，用激烈的言辞重申罗马主教的地位和权力。利奥作品的英文译本也被收录在尼西亚和后尼西亚教父文集中 。

随着一性论争端愈演愈烈，在冲突最为激烈的东部地区，一些教会人士开始谋求和解之路。代表调和政策的《联合诏令》即出台于这一时期。当时东部教会的领袖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卡西乌（Acacius，？—489年）和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Peter Mongus，？—490年）的和解对这一诏令的出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二人之间的部分信件已被现代学者翻译成英文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一性论争端中，一些一性论派教士最终被国家定为异端分子并遭到残酷的迫害，安条克主教塞维鲁（Severus of Antioch，465—538年）就是代表之一。他在担任安条克主教期间积极支持一性论，后来遭到皇帝的罢免和放逐。塞维鲁留下了大量信件，成为从一性论派教士角度研究当时教会问题的重要资料。目前他的118封信件被布鲁克斯翻译成英文后出版 。

圣徒传记

与神学作品相关的另一类辅助资料是拜占廷早期为数甚多的圣徒传记。随着基督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基督教会中的圣徒日益受到普通民众的崇拜，林林总总的圣徒传记也陆续出现。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后，圣徒传记由先前主要记载殉教士的事迹转向更为宽广的领域。虔诚的皇帝、主教和修道士等都被囊括在内。这些圣徒传记不仅对研究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化进程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其中保留了该地区大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况，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

拜占廷建国后，最初一篇重要的圣徒传记是尤西比乌斯所著的《君士坦丁传》。尤西比乌斯在作品中通过记载君士坦丁的所作所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只有遵循上帝意愿，才能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取得最终的胜利。此外，作品中记载的君士坦丁大帝的许多言行对研究拜占廷初期皇帝与教会的关系有一定的作用。目前《君士坦丁传》的英译本众多，除了上文提及的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外，卡梅隆版是一个较新的版本 ，该书的中译本由林中泽教授翻译 。

修道士的圣徒传记在拜占廷建立之初的4世纪已然大量出现，阿塔纳修斯所著的《安东尼传》就是代表作品之一（收录于上文提到的阿塔纳修斯文集中），它记载了修道生活的创始人安东尼的生平。5世纪后，各类圣徒传记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难以一一尽数，笔者只择代表性作品加以分析。

高柱修士西蒙（老）（St.Simeon Stylites the Elder，388—459年）是5世纪上半叶拜占廷东部地区最著名的一位圣徒。西蒙生于叙利亚北部地区，16岁进入修道院。后为进一步修行，他登上附近的一座石柱，过着独居苦行的生活。这一开创性的行为受到了当时民众的普遍尊敬，他也因此获得极高的声誉。当时的拜占廷皇帝和安条克主教都和他有密切的往来。459年他去世后，遗体被安放在安条克，成为城市的守卫者。西蒙的生平对研究5世纪拜占廷东方修道生活十分重要。由于他的影响力，在拜占廷的时代有多篇他的传记存世，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由上文提及的塞奥多利特所著。现代学者多兰将塞奥多利特等人所著的3篇西蒙传记译成英文，并作注后出版 。

在西蒙之后，拜占廷帝国又出现了多位著名的修道士圣徒，其中5世纪的高柱修士丹尼尔（Daniel the Stylite，409—493年）和6—7世纪的塞奥多利（Theodore of Sykeon，？—613年）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前者和西蒙一样，独自一人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个石柱上修行长达33年之久。后者出身于小亚细亚一个卑贱的娼妓家庭，但是自幼虔诚尊奉上帝和圣徒乔治，后成为修道士和阿纳斯塔修斯堡主教。他的德行受到了拜占廷皇帝和民众的一致尊重。他们二人的事迹都被当时人所记载，著名拜占廷史学家贝恩斯等人将他们的传记与7世纪圣徒约翰主教合在一起，用英文译注后出版 。此类现代学者编译的英文圣徒传记史料还有塔尔波特主编的《拜占廷圣女》等 。

除了正统教会承认的圣徒之外，一些基督教的异端派别，如基督一性论派等也有自己的圣徒。这些圣徒多是因为坚持己见而被国家或教会惩处的神学领袖或信众。这类圣徒传记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该时期拜占廷教会的历史。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以弗所主教约翰所著的《东方圣徒传记》。该传记正文共58篇，记载了58位遭官方迫害的一性论信徒的事迹，对研究东方地区一性论运动的发展有极其关键的作用。目前该作品有布鲁克斯译注的英文与古叙利亚文对照本 。

除此之外，上文提到的安条克主教塞维鲁也是一性论信徒尊崇的对象，有多篇关于他的传记传世，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由前文提及的扎卡里亚主教所著。目前此作品没有英文译本，只有库格纳的法文与古叙利亚原文对照本 。

法典、诏令、宗教会议记录与政治文献

最后，还有一类重要的原始文献是拜占廷早期的法典、皇帝诏令、各次宗教会议的会议记录和政治文献等档案性文件。拜占廷早期第一部重要的法律文献是《塞奥多西法典》，该法典编纂于塞奥多西二世期间，438年正式颁布，共16卷。该法典真实反映了4—5世纪拜占廷社会与政治生活的风貌。其中法典第16卷全部为宗教问题的法律，体现了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后，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发展变化，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塞奥多西法典》原文为拉丁文，现有菲尔译注的英文本是比较优秀的版本 。该法典的中译本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董晓佳教授翻译完毕，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随后，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诞生了另一部极有价值的法律文献，即查士丁尼主持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 。该文献由《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编》《法理概要》和《查士丁尼新法》组成。这部法律文献改变了之前帝国内成文法非常混乱的情况，对研究帝国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上述两部法典外，拜占廷历代皇帝还多次颁布涉及教会和信仰问题的法令和宗教诏令。历史学家诺顿编译的《罗马国家和基督教会：法律文献汇编》 一书共分3卷，收录了从基督教诞生之初一直到535年间罗马和拜占廷皇帝颁布的652篇法律文件，为研究该领域的重要史料。

拜占廷早期多如牛毛的大小宗教会议的会议记录也是研究教会问题的关键资料。其中基督教历史上重要的7次大公会议的会议记录是重中之重。基督教大公会议的记录原文为拉丁文（Acta Conciliorum Oecumenicorum），大多数国内学者目前使用其进行研究尚存在一定困难，所幸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中收录了这7次大公会议及其他部分重要宗教会议记录的英文译本 ，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历史学家斯蒂文森编译的《信经、会议与宗教争端》 一书汇编了337—461年间基督教会内的236篇重要文件，其中多有一些是在非大公会议的其他宗教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因此是大公会议记录的有益补充。

最后，早期拜占廷帝国还有一部重要的政治文献，即6世纪吕底亚人约翰（John Lydian）所著的《职官录》。在这部文献中，约翰记录并解释了帝国东西部许多官员的名称。此著作是研究拜占廷早期官僚体系和政府系统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料。目前该作品有卡尼的英译本 。

以上，就是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一些拜占廷重要文献综述。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提到的数十种原始资料，仅仅是拜占廷早期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且为了方便国内读者使用，以英文译本居多。尚有一些其他西方文字的译本，以及与本书联系不甚紧密的拜占廷早期史料便不在综述中一一说明，而将在参考文献部分列出。此外，为方便更多国内读者了解并使用该时期的拜占廷史料，笔者列举了一些已经出版或有望近期出版的中译本信息，限于能力所限，如有遗漏或错误，在此向译者和读者表示歉意。

三　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国内外学者在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或晚期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廷帝国）历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大量重要的成果，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择其精要，挑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论著加以介绍，由于学术水平有限，不免挂一漏万，敬请读者谅解。

在西方学界，将晚期罗马帝国或早期拜占廷帝国的历史置于“古代晚期”这一研究视角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突破。英国学者卡梅隆教授的《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395—600年）》 从宏观角度上将地中海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旨在介绍东西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绝大部分篇幅都围绕东地中海世界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展开。另有彼得·布朗所著的《古代晚期》（150—750年）》一书 ，主要关注地中海世界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与卡梅隆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位史学名家是“古代晚期”这一学术概念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对于这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早期拜占廷帝国史的综合性著作中，前文提及的前南斯拉夫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拜占廷国家史》无疑是受到称颂最多的一部作品 。除了奥氏的作品外，英国史学家琼斯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 也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不可缺少的著作。书中对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经济问题的论断上颇具独到之处。英国史学家伯里的《晚期罗马帝国史》 也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必备参考书，书中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原始资料。美国学者特雷德戈尔德所著《拜占廷国家社会史》 从最新的史料出发，对拜占廷帝国早期的历史，尤其是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数据。西里尔·曼戈教授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集合了欧美多位拜占廷史研究精英，以倡导重新解释和质疑公认观点的态度对拜占廷史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 。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是研究拜占廷历史的大家，尤其擅长拜占廷早期历史的研究。他的《拜占廷国家史》 第一卷详细研究了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前的拜占廷历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同名著作在拜占廷早期史记载方面略显简略的遗憾。

另外，瓦西列夫的《拜占廷帝国史》 、贝恩斯和莫斯的《拜占廷：东罗马文明概论》 以及施泰因的《晚期罗马帝国史》 等经典著作的出版日期虽已略显久远，但是依然对拜占廷早期历史的研究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在该时期东地中海世界转变的各专题性问题研究中，西方学者最为关注的是早期拜占廷的基督教问题，而这一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话题则是拜占廷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被认为是该时期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对于很多西方学者来说，拜占廷皇帝对基督教会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控制与他们熟悉的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为此，在西方学界曾经产生了一个定义拜占廷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特殊名词——至尊权（Caesaropapism）。按照权威的《牛津基督教词典》定义，至尊权是指“皇帝对教会各个方面，甚至包括教义等通常属于教会管辖范围内的事务享有的绝对控制权”。 这一定义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得到了拜占廷和基督教史学界的普遍认同。然而，随着对史料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一概念提出异议，最终反对这一定义的声音成了西方学界的主流 。1991年出版的拜占廷学名家卡日丹主编的《牛津拜占廷词典》一书，在“至尊权”词条中已经明确写到“这一概念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否定，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对拜占廷政治状况错误和不准确的阐述……总之，至尊权这一概念夸大了教会对国家实际控制的程度”。

除此之外，英国拜占廷学名家仁西曼爵士的名作《拜占廷神权政治》 一书也是研究拜占廷教会与国家关系的重要专著。此书以君士坦丁大帝建国为始，分6个阶段分析了拜占廷皇权与教会权力合作斗争以及相互消长的过程。作者认为，拜占廷帝国直到最后衰亡的时刻，皇帝始终是拜占廷人眼中上帝在人世的代理人。这一特性与神圣罗马帝国截然不同，同时也和穆斯林哈里发有所区别，因为哈里发不会将自己视为神在人间的映象。同时仁西曼也承认，尽管这一理论比较清晰，但是具体的实践显然更为复杂。罗马的传统，希腊的文化都对这一理念产生了制约，同时教士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一观点，因此在研究拜占廷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时要注意到这些实际因素的影响 。

研究拜占廷帝国早期教会与国家关系问题尚有其他两本重要专著，即格林斯雷德的《从君士坦丁到塞奥多西的教会与国家》 和卡兰尼斯的《晚期罗马帝国的教会与国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的宗教政策》 。前者的作品主要研究4世纪拜占廷教会与国家关系，作者认为，在这段时期内，二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发展为教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进而提出教会与国家平行的二元理论，最终在4世纪末期，教会与国家关系开始向教会的优势地位演变。卡兰尼斯的作品则把视角完全集中于阿纳斯塔修斯皇帝身上。他提出，与前任和后任相比，阿纳斯塔修斯更能认识到东方地区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能够制定出相应的宗教政策，由此需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阿纳斯塔修斯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能够保证东方地区利益的宗教政策，为此不惜受到罗马主教等卡尔西顿派教徒的反对。如果这一政策能够最终生效，那么它就可以团结起东方的基督徒，并在未来阿拉伯人入侵时起到有效的抵御作用。但是阿纳斯塔修斯死后，这一政策没有被延续，最终导致了帝国东方省份的分裂和沦陷 。卡兰尼斯的著作虽然出版于1939年，但是其中睿智的观点与翔实的史料使其至今仍是研究阿纳斯塔修斯时期教会与国家问题最重要的作品。然而，作者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一个皇帝的宗教政策上，目的并非从宏观角度勾画拜占廷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走向，因此从研究角度来说，其作品与本书的方向并不完全相同，但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与补充。

除此之外，西方学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基督教问题的其他领域。如在早期基督教教义发展和争端问题上，格沃特金的《阿里乌主义研究》 、卢福斯的《聂斯托利及其在基督教教义史中的地位》 和弗兰德的《基督一性论运动的兴起》 三部著作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拜占廷早期基督教会内部最重要的三次异端运动。其中英国史学家弗兰德所著《基督一性论运动的兴起》一书尤为重要。该书大量使用原始资料，记载了一性论兴起的背景、经过和结果，是研究早期基督教教义发展不可或缺的辅助资料。在研究拜占廷早期基督教与政治思想问题上，巴克的《拜占廷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德沃尔尼克的《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廷的政治哲学》 以及布朗的《晚期古典时代的权力与信仰》 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涉及拜占廷早期基督教会的重要人物时，有巴恩斯的《阿塔纳修斯与君士坦提乌斯》 、杜登的《圣安布罗斯及其所处的时代》 和弗兰德的论文《安条克主教塞维鲁和一性论派的统治集团》 等论著。关于拜占廷早期重要宗教会议的问题，塞勒斯的《卡尔西顿会议》 和海费尔的《教会会议史》 等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基督教化问题之外，笔者还要提及一些关于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统治体系，即早期拜占廷国家制度建立的研究论著。在此领域，上文提到琼斯的《晚期罗马帝国》中的第11—17章是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作者对拜占廷帝国的政府、元老院和军队等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前文所述德沃尔尼克的《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廷的政治哲学》不但是关于早期拜占廷基督教的重要著作，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考查了拜占廷的皇帝制度。除此之外，特雷德戈尔德的《拜占廷及其军队（284—1081年）》 对拜占廷军队的组织结构、数量、征募手段、报酬以及军队同拜占廷国家和社会的联系进行了专题研究，是早期拜占廷军队研究最重要的著作。

最后，学者们还尤为关注该时期地中海世界的中心东移现象，这对该时期东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都有重要的影响。上文提到的贝恩斯和莫斯的《拜占廷：东罗马文明概论》等综合性论著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以研究晚期古代经济问题见长的金斯利和戴克主编的《晚期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与贸易》 一书则就经贸问题对该时期拜占廷帝国东部的历史研究做出了补充。此外，利伯舒茨与迈克尔·格兰特这两位晚期古代史的名家的《晚期罗马帝国的变革（从戴克里先到阿拉伯人征服时期）》 与《从罗马到拜占廷：公元5世纪》 通过对该时期东部帝国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在西部帝国灭亡的同时，东部帝国得以生存和发展之原因。迪尔教授的专著《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社会》 则从另一个角度全方位地考证了西部罗马帝国衰落的情景，从而揭示了帝国中心东移的必然性。此外还需提及的一部名著是格兰维尔·唐尼的《从塞琉古到阿拉伯征服时期叙利亚的安条克史》 ，这部作品是研究东地中海重镇的安条克城历史最为重要的著作。作者以约翰·马拉拉斯、埃瓦格里乌斯和埃比法尼亚的约翰等叙利亚当地作家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安条克城在阿拉伯人征服前的历史做了全面的研究。关于该城的城市规模、人口以及风俗的个案研究对本书极有帮助。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更新和对新史料的解读，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开始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对古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解读。在该时期东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引起学界关注的是“查士丁尼瘟疫”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利特尔教授主编的《瘟疫与古代世界的终结》 ，这部著作将瘟疫问题与帝国的历史发展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地震研究方面，目前拜占廷学界的研究程度尚不能与“查士丁尼瘟疫”相比，尚未出现集中研究该问题的专著，但是很多学者，如卡梅隆和曼戈教授等人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注意到了地震等自然灾害对当时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唐尼教授的论文《324—1453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的地震》 详细梳理1100年间君士坦丁堡地区的重要地震灾害，是为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作。

四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与西方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相比，尽管我国的拜占廷研究启动较晚，但是在近三十余年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关于早期拜占廷帝国的历史研究中产生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的《拜占廷帝国史》《拜占廷学研究》和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教授的《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在4—6世纪基督教问题的研究中，陈志强教授在《拜占廷帝国史》中就专辟章节研究了拜占廷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他指出“拜占廷国家世俗权力和东正教会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能够联合，而在利害相互冲突时，则激烈斗争……从理论上讲，皇权和教权的结合是拜占廷君主权力的基础……最初，皇帝对教会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随着教会实力的增强，这种权力被侵害……皇帝们维护其至尊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他在论文《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 中用这一思路指导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的研究，并指出这一重大冲突实际上是由拜占廷世俗君主与基督教会在宗教、政治和经济诸领域复杂的矛盾造成的。徐家玲教授也在专著《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中研究了相关问题。她特别指出，“拜占廷皇权与教会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是4—5世纪拜占庭政教关系的典型特征”。

此外，在教会与国家关系以及皇帝的宗教政策领域，也有一系列论文成果。例如徐家玲教授的《早期拜占廷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 为较早的代表性作品。陈志强教授与马巍博士的《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 系统研究了这位重要君主给予基督教保护和合法地位背后的非信仰原因。张日元教授的《四至九世纪拜占廷帝国的教俗关系》从宏观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 。刘宇方博士的《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反犹政策原因考》 和疏会玲博士的《保护与限制的双重性——查士丁尼犹太政策初探》 集中讨论了查士丁尼大帝的犹太教政策。笔者也在《拜占廷皇帝朱利安宗教政策的经济社会原因分析》一文中探讨过所谓“背教者”皇帝的政策原因 。

在4—6世纪基督教神学异端及基督教与多神教的问题上，徐家玲教授的《论早期拜占庭的宗教争论问题》 、董晓佳教授的《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 、郭云艳博士的《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 、龚伟英和林中泽教授的《从“团结诏令”之争看5—6世纪初拜占庭与罗马之关系》 ，以及笔者的多篇论文 ，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基督教早期如阿里乌、聂斯托利和基督一性论异端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等多方面内容。郑玮副教授的《雅典：从古典城市走向基督教城市》 研究了这座古典时期地中海世界文化中心从多神教到基督教的转变过程。董晓佳教授的《早期拜占廷帝国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共存与交流探析》 探讨了塞奥多西二世之前东地中海世界基督徒与多神教徒的关系。笔者的《论5—6世纪拜占庭史料中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分歧》 则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关注了多神教与基督教史料中围绕君士坦丁大帝形象的争论。

在4—6世纪基督教修道主义与圣徒崇拜兴起的问题上，田明教授的著作《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 关注了该时期埃及基督教发展的诸多方面内容，其中用大量篇幅研究了埃及地区修道运动的兴起及其对东地中海世界的重要影响。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篇论文系统研究了拜占廷早期的基督教修道运动 。吴舒屏教授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廷时期的发展》从理论上研究了拜占廷早期修道理念形成与发展。 张日元教授的《论公元4—9世纪拜占廷帝国圣徒崇拜》一文系统研究了该时期东地中海世界圣徒崇拜活动兴起的始末 。

关于早期拜占廷帝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问题，我国学者同样有优秀的成果。例如在对拜占廷皇帝继承制度的研究上，陈志强教授的《拜占廷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 运用了计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相关历史数据系统地分析，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描述，从而概括出拜占廷皇帝继承制度的多样性、不稳定性和激烈性三大主要特点。此外，董晓佳教授的《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和笔者的《450—584年“无皇子时期”的拜占廷皇位继承特点》 以450年为界，分别研究了该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早期拜占廷皇位继承制度的变化。

在拜占廷早期官职问题上，陈志强教授的《六世纪拜占廷职官考辩》 一文通过对普罗柯比《秘史》的详细梳理，从而对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的拜占廷主要官职进行了细致的考证。除此之外，徐家玲教授的《早期拜占庭执事官职能探析》 和黄良军副教授的《早期拜占廷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 两文就拜占廷早期的重要官职——执事（长）官（或译为总理大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早期拜占廷的军事问题上，刘榕榕教授的《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拜占廷帝国皇权与军权关系的一个范例》 和张晓校教授的《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 研究了早期拜占廷帝国两位最重要君主对军事领域的影响。马锋博士的《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 和笔者的《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军队的缺陷刍议》 关注了该时期帝国军队的整体变化及其后果。而董晓佳教授的《斯提里科与晚期罗马帝国政局——基于“反日耳曼人情绪”视角下的考察》 和《反日耳曼人情绪与早期拜占廷帝国政治危机》 则从蛮族军事将领的角度，观察了这股势力对拜占廷早期政局的影响。

在东地中海世界中心东移的问题上，上文提到的陈志强与徐家玲教授的作品同样有所涉及，例如陈志强教授在《拜占廷学研究》中探讨拜占廷帝国起始年代时，特别将帝国首都东移到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主要标志。

在具体的研究上，王三义教授的《东罗马帝国得以延续的原因分析》 分析了地中海世界中心向东迁移的必然性。邵召颖博士的《6世纪拜占廷帝国东部边境要塞初探——以达拉要塞为例》 和王云清副教授的《查士丁尼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建筑研究》 对该时期东地中海地区城市建设进行了两例个案研究。笔者的《论拜占廷帝国早期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的形成》 重点关注了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宗教中心转移的过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紧跟学术前沿性研究，对4—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生态环境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陈志强教授、崔艳红教授和刘榕榕教授都曾以查士丁尼大瘟疫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对拜占廷帝国的影响，其中陈志强教授的多篇论文奠定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基石 。笔者和刘榕榕教授还就该时期东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中的地震问题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在该研究领域的不足 ，而刘榕榕教授的《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 一书则成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品。

总体来看，在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上，国外学者由于起步较早，加之拥有语言和资料方面的优势，因此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则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寻找着自己的突破方向。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4—6世纪东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依然存在一些空白或研究不足之处。笔者希望能尽自己所能，对我国的拜占廷帝国早期或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的历史研究做出微薄的贡献。 ZHywqdq8/Q4c6uqMZ8+7/VU/RSh6LCrTJJWu1m/6zFphZrn20ey2YwaIWsBVE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