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数值分析与模拟仿真

根据以下参数赋值做数值分析：

起始点分别取（x,y,z）=（0.5,0.5,0.5），（x,y,z）=（0.7,0.7,0.7），（x,y,z）=（0.2,0.2,0.2）。

在模型中代入上述假定参数，分析可以得到不同博弈主体的演化路径（见图3-2）。具体来看，图3-2中的（a）图为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三者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在不同初始概率（决心或者强度）下的演化博弈结果,0.2、0.5、0.7分别表示三者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概率。在现有的参数分析下，无论初始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决心和力度是强烈还是一般，最终演化博弈的结果均是放弃城市精细化管理。图3-2中的（b）图给出了在初始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概率为0.5的情况下，从三者演化博弈路径可以看到三者最终都会选择不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

当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逐一分析不同参数变量变化对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演化博弈的结果。

（一）公众监督成本参数变化的影响

为了分析公众监督成本参数的变化对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博弈结果的影响，将该成本从0.03降低到0（具体结果见图3-3）。在初始参与概率为0.5的情况下，最终演化博弈结果是公众会选择监督，而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选择不参与，但是二者最终策略会受到公众决定的影响。而这一结论，从图3-3的（a）图得到进一步验证，当改变三者初始参与意愿时，最终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愿并非完全趋近于0。由于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意愿受成本影响，所以降低其参与成本，则能够鼓励其参与积极性。但是从目前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现实看，由于公众偏好不尽相同，若要降低全社会公众的参与成本，甚至完全取消，不太切合实际，可操作性不强。

（二）特别税收参数变化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特别税收的变化对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博弈结果的影响，考虑增加政府对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不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征收特别税收，具体数值从0.03提高到0.3（结果见图3-4）。图3-4的（a）图给出了在不同初始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愿下，提高特别税收数值对最终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影响。当增加对非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税收后，在较高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参与意愿（0.5、0.7）下最终实现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但是在较低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参与意愿下则没有影响。从图3-4的（b）图看，在初始城市精细化管理参与率为0.5的情况下，提高特别税收力度能够激励政府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决心，激励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实现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但不改变公众参与监督决定，公众最终选择不参与监督。

（三）补贴政策参数变化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补贴政策参数变化对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博弈结果的影响，考虑提高政府对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补贴，具体参数值从0.02提高到0.2,最终效果类似于增加特别税收带来的影响（见图3-5）。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初始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愿均比较强烈，能够实现三者最终均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生产，但如果三者参与的决心不是很明显，补贴政策变化并不能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对公众参与监督与否没有明显改进。

（四）政府鼓励公众参与参数变化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政府鼓励公众参与参数变化对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博弈结果的影响，将鼓励公众参与参数从0.01提高到0.1（见图3-6）。从图3-6的结果可知，当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参与决心比较强烈（0.7）时，增加对公众参与激励（参数提高为原来的10倍）能够最终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目标，但是当三者参与决心不是十分坚决的时候（0.5、0.2），鼓励公众参与参数变化对最终的博弈结果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博弈过程中会对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的决策带来扰动。

（五）指令型（环境政策制定成本）城市精细化管理参数变化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指令型（环境政策制定成本）城市精细化管理参数变化对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博弈结果的影响，将该参数从0.01提高到0.1 （见图3-7）。当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共识度（0.7）比较高的时候，提高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行政命令（参数提高为原来的10倍），有利于最终实现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三者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愿均不是很强烈（0.5、0.2）时，单纯提高行政命令，采取指令性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手段不能实现最终城市精细化管理。

（六）政府城市管理直接投入参数变化的影响

政府城市管理直接投入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相关参与者的参与意愿，为了考察该指标的影响，将政府城市管理直接投入参数从0.02提高到0.2（见图3-8）。从图3-8中的（a）图可以看出，提高城市管理投入（提高为原来的10倍）会产生比较复杂的演化博弈效果。虽然在三者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愿不是很强烈情况下，提高城市管理投入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但是只要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当城市管理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时，提高城市管理投入即便不能最终实现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三者合作的局面，也能够较好地促进各方深入推进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从图3-8中的（b）图可以进一步分析，从政府角度来看，其存在较大意愿提高资金投入来进行城市精细化管理，这是因为提高资金投入不仅能够提高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积极性和力度，迎合公众环境城市管理的呼声，同时还能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经济、社会、技术创新的多维共振效果。从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和公众角度看，根据其博弈路径的演化可以发现，二者的策略选择并非一成不变，但总体充分调动了二者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的决策并非完全同步，甚至在大部分时候是在“唱反调”（波峰与波谷不一致），说明政府增加城市管理投入对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对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影响较为直接，而对公众的影响有一个时滞效应。

（七）公众对城市管理混乱承受度参数变化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公众对城市管理混乱承受度参数变化对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博弈结果的影响，将该参数从0.05提高到0.5（见图3-9）。从图3-9中的（a）图可知，公众对城市管理混乱从感官感受不能忍受到最终付诸督促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参与治理存在一定的“梗塞阻”。即使将城市管理混乱对公众损害参数不断调高，也难以最终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社会共识。原因可能为如下几方面：第一，可能是城市管理混乱对公众的危害性是慢性的，公众对此感知时间较长，加上每个个体行为偏好不同，对城市管理混乱的忍受度亦存在差异。第二，由于公众个体异质性比较复杂，在涉及城市精细化管理这样社会公共话题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场效应”，行动难以协调。第三，可能从全社会看，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对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

（八）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绿色生产成本参数变化的影响

从城市精细化管理总体角度看，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是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主体，技术创新的收益是其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原始动力。为了考察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绿色生产成本参数变化对不同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博弈结果的影响，将其生产成本参数从5降低到1（c 1 /c 2 成本从0.05/0.01降低到0.05/0.05），具体影响结果见图3-10。不难发现，降低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绿色创新成本，能够有效地激励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力度，促进政府、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公众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演化博弈中形成良好互动。

（九）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对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公众参与监督反馈参数变化的影响

为了检验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对政府、公众规制反馈参数变化的影响，将该参数从0.5提高至50,具体结果见图3-11。结果发现，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对公众和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反馈，只有当全社会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共识度比较高（参与概率为0.7）的时候才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这也不难理解，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即使城市活动主体的消费品供给者很在乎政府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公众监督的影响，在生产中努力迎合政府、公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过度重视城市秩序和环境维护，最终会影响到生产的积极性，没有足够的产品剩余用于新的技术创新，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