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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福利视角出发探究最优城市规模问题，结合福利经济学中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界定标准，以经过基尼系数调整后的人均收入、HDI构成指标来衡量社会收益，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环境污染、城市失业率衡量社会成本，构建社会福利视角下的成本效益函数，并根据经济学均衡理论分别对城市规模求偏导，得到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效益相等点时的最优规模表达式。随后，运用2012—2015年间中国地级市的抽样统计数据，通过采用引入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进行验证。模型结果表明，所谓“最优”城市规模并非唯一恒定的数值，而是根据不同城市社会福利水平所决定的，禀赋可容纳的、具有差异化的最优人口数量。人均收入和综合福利水平为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潜力，而外部性成本、环境污染和社会安全等问题则抑制了这种集聚的趋势，这种由社会福利所引发的集聚与分散效应，共同决定了城市的动态最优规模。
从预测结果来看，中国超特大城市目前的规模普遍超过了由其社会福利所决定的最优人口数量。依照边际收益递减原理，城市的社会净效益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而逐渐下降；相反，大部分规模在500万人以下的大城市与中小型城市则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可通过城市化或优惠政策吸引人口流入，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这一结论的得出，也为中国城市规模布局和空间规划提供了政策性启示。一方面，一些超特大城市现有人口规模已超过社会福利水平，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增加，由人口集聚引发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失业率问题越发严峻，使居民所获得的幸福感增长率边际递减。从城市管理角度，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稳步增长，这些超特大城市需要采取系列措施，限制人口无序增长的同时，保障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社会福利水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而对于如北京、深圳两座超特大城市，虽然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但其城市规模还未达到均衡水平，需以效率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张自然,2015），优化产业与人口结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具有相对优厚社会福利条件的大城市或中小型城市，可通过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和长期稳定的治理规划，吸引人口流入参与到城市经济运行中，实现对超特大城市过剩人口的疏解，缓解城市资源压力，降低社会边际成本，实现帕累托改进。
然而，人口本身具有动态变化性，城市规模是地理区位、历史文化、经济、技术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社会关系和民族文化因素也会影响人口的空间集聚，将这些无形、抽象的因素纳入最优城市规模的社会福利模型中，也是进一步优化的方向。随着技术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边界也会不断向外延展，最优人口规模也会随着城市社会福利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相应变化。对于城市管理而言，政府的治理行为能够对由经济引起的人口规模变动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因此对最优规模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提高社会福利角度，为地方政府制定城市治理政策提供一些政策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