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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它要解决的是一个学科如何认识世界、构建社会事实、解释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问题。不同学科的差别，往往不仅仅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别，而且是由于认识事物的研究方法不同所致。所以，每个学科都有与本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以及所持有的认识论相适应的特殊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最核心的研究方法就是田野工作法，这一方法的特殊性，奠定了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础。作为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工作法是其成为人类学家的必须接受的学术训练，也是其从事人类学研究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而这一方法中包含的人类学的价值取向、学术抱负、理论自觉和操作技能，是人类学方法论的精华。所以，本节的内容将以田野工作法为中心，进而介绍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包含着规则和标准的田野工作法是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方法出现之前，人类学家也有很多调查活动，如探险、旅行、访问、考察等，但是，这些活动往往是个性化的、无统一范式的活动，而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在于，他用自己的田野工作实践、民族志成果为人类学家树立了一套基于整体论立场，能够保证调查质量和效率，具有完整性和操作性的田野工作方法。
既然田野工作法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的实践和经验，那么我们有必要用追溯的视角，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田野调查，了解田野工作法的来源和内容。
1914年，30岁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师马林诺夫斯基成为马雷特（R. R. Marett）教授澳大利亚考察项目的助手，并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随大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会议。会议结束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国分为两个阵营——同盟国和协约国。马林诺夫斯基虽然是波兰人，但在法律上却是属于同盟国中奥匈帝国的国民；而英国和澳大利亚属于协约国的成员。交战双方充满敌意，对不同阵营的国民也严加提防，如果马林诺夫斯基回英国或是留在澳大利亚，都有可能面临被拘留的问题。所幸的是，开明的澳大利亚政府允许马林诺夫斯基去靠近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做研究，而后马林诺夫斯基又得到来自英国的捐赠和奖学金，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和个人的资助，使得他能够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活动。1914—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了三次调查，其中，第一次是1914年8月—1915年3月，第二次是1915年5月—1916年5月，第三次是1917年10月—1918年10月，调查时间持续两年半多，除第一次是8个月外，第二、三次都是一整年。另外，他在第一次调查中聘请了翻译，但自己也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并掌握了当地语言，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调查中，他已经能够自如地与当地人交谈，而不需要翻译了。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一书的导论“研究课题、方法与范围”中，结合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田野调查的实践，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田野工作法的内容和规范。因此，这里我们采取“回到原著”的方式，直接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原著来呈现其创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法的规范和技能。
以下内容均摘录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
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亲身观察、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现给学者的，它与最后权威性结论的提出，往往存在着极其巨大的距离。民族志学者从涉足土著人海滩并与他们接触的一刻起，到他写下结论的最后文本为止，不得不以长年的辛劳来穿越这个距离。略述一下一个民族志者的磨难，比如说我自己的，要比任何冗长的讨论更有启示作用。
那么，一个民族志者唤起土著人的真正精神，展示部落生活的真正图景，靠的究竟是什么魔法呢？一如常理，成功只能靠耐心以及系统地运用科学法则，而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方法原则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的价值和准则；其次，学者理所当然必须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收集、处理他的证据。
但如果你是独自一人住在村落中，附近没有白人，你会寂寞地花上个把钟头散步，再回来时你会非常自然地钻到土著人的圈子里，这回则是为排遣孤独了，就像你有和别的伙伴在一起的愿望一样。通过这种自然的交往办法，你学着去了解土著，逐渐谙熟他的风格和信仰，这比把他仅仅当成是个领报酬的而且常常是很无聊的资讯人要好得多。偶尔钻入土著人群和真正地同他们接触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后者意味着什么呢？就民族志者方面而言，它意味着他的生活就在村落中，开始时是位稀客，有时不大愉快，有时则饶有兴味，不久就采用相当自然的方针与环境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
良好的理论训练以及对其最新成果的熟悉，与“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同。假如一个人出去考察，决定要证实某种假设，若是他不能在证据的压力下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并弃之如敝屣，不用说，他的工作将毫无价值。但是，他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这些问题是通过观察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当然，他可能同时既是理论家又是田野工作者，因而，他能够从其自身汲取理论激励，然而，这两种功能是分开的，在实际研究中，也要在不同的时间和工作条件下进行。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他必须首先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这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而不要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独一无二的事情，或等而下之，找那些滑稽可笑和离奇古怪的事情，把土著人当作一幅扭曲了的、孩子式的漫画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忍受这种描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幅图画是虚假的，而且，像许多谎言一样，它也被科学戳穿了。田野民族志者进行的严肃、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括部落文化每一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
确定了上述非常一般的原则之后，让我们更细致地考虑一下方法。如前所述，民族志者在田野工作中面临的任务，是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然而，这些东西尽管是具体而固定的，却不是现成的。不存在写好了的或明白表述过的法律准则，整个部落传统、整个社会结构，被隐藏在所有材料中最扑朔迷离的材料——人——之中。甚至在人的意识和记忆中，这些法则也不可能是现成的。……有鉴于此，民族志者不得不寻求一个权宜之计来克服这个困难，那就是收集具体的证据资料，并为自己理出大体的推论。这个办法看似容易，但在受到科学训练的人员接手田野工作之前，尚未发现或至少尚未在民族志中付诸实施。
尽管我们不能向一个土著人询问抽象的、一般性的规则，但我们总可以打听某一给定的案例是如何处理的。……从那里开始，就不难引导他们继续谈论其他相同的案例，回忆其他实际发生的事件，从而使他们讨论这些事件的全部内涵及方方面面。从这些材料之中——当然，这些材料应尽可能穷尽实例，经过简单的归纳就可得到推论。
我发现构思工作与实际观察之间相互增益是极有价值的，缺少这点，我想我是不可能取得真正进展的。我提及这点微不足道的个人经历，仅仅是为了表明，以上所说的一切绝非纸上谈兵，而是切身体验的结果。本书提供的，是对一种大型制度的描述，这一制度与诸多活动相互联系，并呈现出诸多特色。任何人想一想这个课题都会明白，对于一个如此复杂、分支众多的现象，没有构思立论的尝试与经验核查之间的穿插照应，就不可能获取任何程度的精确与完备的信息。
每一现象应该就其具体表现作尽可能广泛的研究，每一研究都应对详细例证作穷尽的调查。如果有可能，应该把结果简化为某种图表，既用作研究的工具，又用作民族学文献。凭借这类文献和这类实际的研究，土著人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框架，以及其社会的构造，就能以清晰的轮廓呈现出来了。这种方法可以称作具体证据统计文献法。
居住在村落里，没有别的事务，只是追踪土著人的生活，你就能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风俗、庆典和交易，你就能得到土著人赖以为生的信仰实例，抽象结构的骨架也就能很快得到实际生活的血肉来充实。这便是为什么在上述条件下工作的民族志者能对部落体制的粗糙轮廓增添某些关键的东西，并以行为、场合及细微事件的详细内容来为之补充的理由所在。……换言之，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现象不能用询问或计算资料的方式记录下来，而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状态中观察，我们不妨称之为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
实际生活与典型行为的不可测度方面，要用具体的方法在田野中观察和记录。毫无疑问，在这里，观察者的个人能力要比收集定型化了的民族志资料显得更为重要，但即使在这里也必须力求让事实本身说话。如果你每天走在村里，发现某些细微的事件，如人们进食、交谈、干活的特别方式，总是频频出现，就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在研究一个地区的过程中，应尽早地开始记录印象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某些微妙的特征在新奇的时候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旦习以为常就不再受到注意了。而其他的东西，只有相当了解当地情况后，才能被觉察到。从事这类研究时，做民族志日记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应该系统地贯穿于考察的整个过程中。……在观察仪典或其他部落事件时，民族志者不仅要记下由传统和风俗规定的行动过程的核心事件和细节，而且，也必须细致而精确地记下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行动本身。……再者，在这类工作中，民族志者偶尔也要把照相机、笔记本和铅笔放在一旁，亲自参与到事件中去。他可以参与土著人的游戏，可以跟着他们串门和散步，坐下来倾听他们的交谈。
除了部落组织的固定轮廓与定型化的文化项目（它们形成了骨架），除了日常生活与普通行为的资料（它们是血肉），还存在着必须予以记录的精神——土著人的观点、意见与说法。这是因为，在部落生活的每项活动中，首先存在着由风俗和传统规定的常例，其次存在着行动得以实施的具体方式，最后存在着包含在土著人观念中的对行动的评论。……田野工作的第三个戒条便是：找出典型化的思想和情感，使之与某一给定社区的习俗和文化对应，并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理清结论。
在这一章的最后，马林诺夫斯基总结了关于田野工作的论点，他说：
我们的研究表明，要达到民族志田野的工作目标，有三条必由之路：1. 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大纲必须是以具体的、统计性的资料的方式提供。2. 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型（type of behaviour）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3. 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这三条路线都导向最终目标，一个民族志者对这目标要时刻铭记在心。简单地说，这目标就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
概括地讲，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田野工作法，其规范性的要旨是：以整体论的思想为指导，对研究对象进行为期不少于一年的田野调查，调查者应当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调查对象的语言，田野调查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贴近和深入到被调查者的生活中，收集和记录一切能够反映被调查者社会组织、文化构成和思想及情感的资料，继而构思和写作民族志文本，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如果以田野工作法为核心，我们可以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一个大致的概括。
人类学的整体论立场来自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整体论要求，首先，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应当收集反映当地社会生活全貌的资料，而不能仅仅将收集材料的范围限制在某一具体问题之上。其次，人类学家在审查和构思民族志材料时，应当从整个社会的配置上来安排田野调查的材料，即应当将调查材料置于社会整体中来认识该材料反映的社会情况。再次，人类学家在对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解读时，应当用其掌握了的全部必需的资料来回答该问题，并把这些资料结为一体。最后，在民族志中，应当在全面准确地呈现被研究者社会情况的基础上，从社会整体出发，理解和解释所研究的问题。
参与观察是指研究者贴近被研究者，通过参与被研究者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近距离地观察和记录被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深度访谈是指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较为随意、不设目的的交谈，了解被调查者对社会事实的观念和情感。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相辅相成的。参与观察只能看到被调查者的外部行为，而深度访谈则能了解被调查者的内心所想。所以，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通过深度访谈知道了被调查者的观念和情感，再通过参与观察，可以发现被调查者的行为是否与他讲的一致，或者被调查者的观念和情感被隐藏的原因。
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是人类学家获取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在时间和距离上有严格的规范，在语言和技能上也有细致的要求，这些规范和要求，在上文引用的马林诺夫斯基著作原文中已经得以展现，这里不再赘述。
通常，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生活不同方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其起始点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或被描画的社会环境中的小地方生活的详细研究，因此，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从一些小地方的研究中提出人类学家对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观点。尽管这个特色随着世界和学科本身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对人类学的一个准确的描述了，但是，它仍然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策略。
人类学关注小地方的缘故，与田野调查的方法相关。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往往是一个人的行动，限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要求，他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进行田野调查，只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方展开田野调查。然而，人类学家的学术抱负并不局限在对小地方社会生活的描述，他的学术抱负是通过小地方的研究，理解单个社会内部的关系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揭示和解释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
在学术传统上，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差别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前者研究的是小规模的非西方社会，后者研究的是大规模的现代社会。当然，随着当代人类学展开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两个学科间的这个差别已经很模糊了。不过，在研究中，以他者的眼光来进行研究的旨趣是人类学的一个特点。
“他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人类学家来说，非西方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是一个他者，与人类学家在族群、阶层或语言等方面不同的被研究者也是他者；而相对于被研究者来说，人类学家是他者，西方社会对于非西方社会也属于他者。
对他者的研究，在传统上主要指对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当然也指研究不同于人类学家本土文化的文化，这种存在文化差异的文化被称为异文化。人类学认为在对异文化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敏感性能够帮助他认识文化的差异，进而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
在对异文化的研究中，人类学要求研究者用他者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他所研究的异文化社会。所谓他者的眼光，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土著眼里的世界”，指的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应当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用被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被研究者的社会和行为，避免因研究者的主观性带来对异文化的误读和曲解。
主位与客位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结构语言学家派克（K. L. Pike）从语音中的音素和音位引申出来的两个概念，其中，音素反映的是语音的物理属性，音位反映的是语音的社会属性，所以，主位与客位分别指语音之间的客观关系和语音的意义。后来这两个概念被引入人类学研究中，作为对文化进行研究的两种进路。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主位观察指当地人或被研究者的视角，是由当地人或被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经验建构的社会事实。客位观察指人类学家的视角，是外部观察者通过观察和分析而建构的社会事实。这两种观察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陷，所以，同时采取两种观察法来建构社会事实，有助于建立可比较的社会模型。
然而，人类学界对于人类学家能否建构主位观察的事实存在争论。有人质疑说，尽管人类学家的目标是用受访者的感知方式复制现实，但是，由于语言翻译的失真、口述与文字转化中的意义改变和人类学家与访谈人的差异性，人类学家的主位观察的结果不可能成为一种主位描述，唯一真正可能的人类学主位描述只能是由当地人所写的东西。
反观自省是指人类学的反思性，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在文化比较中实现对西方社会的反思，进而改善西方社会的制度与文化观念。对西方社会的反观自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在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事实中，树立文化平等的观念，对西方中心论进行反思和批评。其二，承认人在认知上的局限性，揭示人类学在文化分析中存在的固有弱点，从而打破既有观点的稳固地位。其三，通过对人与自然的重新定位，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和批评。
反观自省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就是要求我们要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展望世界，对于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地位要有‘自知之明’。21世纪，中国人类学要得到发展，不仅要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对话中解释‘文化自觉’的问题，而且还要以学科的‘文化自觉’为己任，对中外不同知识传统展开‘补课’和学习。”
这里，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将自身的文化放到世界文化之中进行反思，以达到对自身文化的正确认识；二是反思中国人类学的不足，虚心学习中外不同知识传统。
民族志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书面成果，它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同时又是人类学家对田野调查材料的解读、构思和安排，以文本形式呈现的人类学家关于社会和文化的认识。由于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围绕着民族志展开，所以，人类学家又将自己称为民族志者或民族志学者。
民族志的文本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记述，它展现的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获取的实证材料；第二，这些实证材料的呈现不是简单的堆砌材料，而是人类学家在整体论的指导下，通过分类、构思和解读，按照一定的秩序安排呈现给读者的；第三，民族志一般采用叙事的风格记述社会事实，人类学家以讲故事的方式用田野材料构建社会事实，从而使民族志具有文学（诗学）的风格；第四，民族志一般以定性研究作为研究的取向，通过对材料的记述和解读，达到对社会和文化的本体及其性质特点的认识；第五，民族志文本反映了写作文本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质量和其对社会文化整体的呈现与理解能力；第六，在当代，民族志除了记述社会事实之外，还具有深描的责任，即对社会事实的文化意义进行阐释。
对于民族志的写作，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有很多讨论，也取得了一些共识。
例如，在理论和政治对民族志影响的问题上，“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志或有关人的写作不可能不通过理论对我们选择所描述的事件，以及我们描述这些事件的风格进行引导。理论并非是中立的。它们总为某种目的而被选择，或为引起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注意，或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以及为对提出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虽然我们的渴望可能简单地被当成尽我们所能完整描述社会生活，我们的写作却带有一个目的，即使在更广或更小程度上，从我们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滋生出来。我们应永不忘记我们所写的应该引导或证实他者在未来的活动。理论与政治有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我们对理论在人类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理解越透彻，越能充分意识到它的危险性与它的有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