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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70年代，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工业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其中，韩国这个面积、人口规模均不大的国家，培育出了三星、LG、现代等全球知名品牌。
韩国经济崛起的“汉江奇迹”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从科技创新成果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在电子、汽车、钢铁、化工、造船和纺织等重要产业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三星、现代、LG、SK等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更重要的是，21世纪的韩国抓住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次技术变革，在信息技术方面抢占了先机。1998—2001年，韩国信息技术产业附加值的年均增长率达16.4%。信息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8.6%增长到2000年的12.3%。在智能终端领域，三星已经跻身全球智能手机第一梯队，远远超越了日本企业。
坚持自主研发是韩国企业能够在白热化竞争的全球市场争得一席之地的不二法宝。现代汽车副会长朴炳载有一句名言：“第一是自主开发，第二是自主开发，第三还是自主开发。一家汽车企业最重要的不是做生意，而是建立自己的研发能力。”
韩国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对其品牌的提升有积极作用，如LG将“为顾客创造价值”及“尊重人的经营”作为经营理念，以“正道经营”的行动方式，努力实现“一等LG”的发展目标。因此，从经济贡献、科技创新、价值观塑造等方面来看，这些大型企业所锻造的知名品牌无愧为韩国的国家品牌。
韩国第三任总统朴正熙开启了韩国快速工业化时代，初期的韩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为主。1973年，韩国提出“重化工业宣言”，从日本、美国大量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1981年，韩国重工业产值比重超过轻工业，完成早期工业化。
20世纪80年代，韩国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资，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环境工程、文化技术产业领域成为技术创新的重点。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鼓励企业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等“最高附加值产业”投资，1998年韩国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产业政策方向及知识型新产业发展方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给韩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重创，为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政府启动了“绿色新政”，旨在发展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文化创意等绿色产业。在韩国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采用强势主导的方式，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金融法规、税收政策等手段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行引导，政府尤其重视民族产业的自主创新。
以产业和科技政策为例。韩国政府在鼓励技术引进的同时，加强对自主研发的扶持。1982年，韩国取消了对技术引进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韩国引进技术总量相当于战后以来引进各类技术的总和。与此同时，政府鼓励科技研发投资，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韩国先后制定了《国家科学和技术促进法》《工业技术开发促进法》《新技术产业化投资税金扣除制度》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1985年以后，韩国企业的科研投入资金占全部研发投入比重维持在80%以上。韩国的研发投入在2007年左右开始接近日本的水平。其每100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不仅远远高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还在2009年超过了美国并接近日本。2010年，韩国国内研发经费总支出达531.85亿美元，占当年韩国GDP比重的3.74%。
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感召下，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工业“国产化”。韩国企业早期主要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进入高科技领域，但这只是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过渡。1987—1992年，韩国制定了“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等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对汽车、造船、电子等产业的高科技产品实施国产化的政策。韩国企业也为国产化进程竭尽所能。在汽车行业，现代公司在1991年制造出国产化率达100%的国产车Accent，使韩国从此成为独立生产整车的国家。
财团经济是韩国经济结构最为特殊的部分。财团在韩国经济中影响之大，以至有人称韩国经济为“财团共和国经济”。20世纪四五十年代，韩国光复之后，民族工商业者通过购买归属财产形成一批早期的财阀，如三星、乐喜、金星、东洋等。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政府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在经济上实现快速赶超，对大集团进行扶持。1975年推行的综合商社制度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让一批纵向联合的大型企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借韩国经济起飞而成长为现代财团。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财团在国家经济中已经处于重要地位，逐步形成对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垄断。1983—1989年期间，韩国前50大财团的销售额与韩国当年的GDP相当；2000年，三星财团所缴纳的税额占韩国当年税收的7.5%。
必须承认，韩国在一些产业中夺得世界龙头地位与韩国财团的奋斗密不可分。韩国在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居于前列的知名品牌无一不来自大型财团，比如世界电子工业的翘楚三星电子、LG电子，居于世界造船业、钢铁工业前列的浦项综合制铁，以及汽车产业中的现代汽车等。在韩国，大财团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积极参与国家产业升级战略，在推动韩国民族产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早期轻工业时期，三星早在1954年便成立了“第一毛织”，开启了韩国自产布料的时代。而LG集团则在1954年凭借自主创新技术成功地开发出韩国最早的牙膏，并战胜了美国“高露洁牙膏”，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为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其后，又在1959年成立了乐喜油脂，开始了香皂和甘油的生产。这些基础消费品自给的实现为韩国经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在重工业时期，LG集团响应政府的产业导向，于1962年成立韩国电缆工业，1967年成立韩国首家民营炼油厂湖南炼油。1974年，三星重工业公司成立。1977年，三星造船厂和“三星精密”（三星Techwin的前身）成立。这一时期也是财团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工程成为财团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1968年，政府所进行的工程额中有76%交给了现代，因此现代财团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四年间营业额增加了五倍，赚取了巨额利润。
在国家力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初，三星便开始生产电视、录像机等家用电器，20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半导体领域产品的研发，并日益成为行业领跑者。
在信息技术时代，三星抓住了智能手机的机遇，在移动互联网终端领域一举超越日本索尼，并以美国苹果为新的竞争对手，创建出与苹果不一样的垂直整合生产模式，在手机部件生产方面几乎不依赖外购，并在工业设计竞赛中屡获殊荣，连续数年成为国际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
韩国财团是韩国工业的火车头和主体，对韩国经济的兴衰及国际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财团经济也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端：韩国经济出现高度集中化和垄断化的弊病，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发展空间，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力；财团以“章鱼爪式”扩张，旗下企业林立，内部关联交易严重，财务极不透明；政商勾结，产生大量寻租空间，导致韩国政府执政动荡；大部分财团的负债率居高不下，金融结构非常脆弱，经济运行风险巨大。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韩国模式的特殊性与其民族精神息息相关。韩国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在经济发展上体现为强烈的赶超意识。
韩国政府在工业化初期扶持大集团的初衷，即集中资源，促进产业快速增长。韩国民众也身体力行，以消费本国产品为荣，对国内市场形成有力的支撑。
韩国大财团则以对标、赶超国际先进企业为企业的发展目标。比如，三星电子最初将日本索尼作为竞争对手，在数码相机、显示器、音响等领域与索尼展开激烈竞争，随后在智能手机领域又对标苹果公司，与美国顶尖企业进行直接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