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中国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的明显不同之一，是近代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而纳入新式学科体系。在近代历史学的学科化过程中，史学史明确成为一门学科史或者专史，准确地说，史学史学科是在近代史学中才逐渐清晰并开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较之古代史学史，近代史学史的资料因其学科独立而在概念上可能更为集中，又因独立的历史学科开拓了更多的研究领域而在资料内容上会更为广泛。这里仅就中国近代史学史的若干重点资料作简要提示，不免挂一漏万，仅供参考而已。

20世纪初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倡导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序幕。《中国史叙论》包括“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等内容，率先从近代的世界观念和近代历史学范畴的角度对中国史学作了阐述。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以“新史氏”自居，激烈抨击旧史学，用社会进化论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还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体进化史》等文章，集中反映了建立中国“新史学”的迫切愿望，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最初的重要资料。章太炎《訄书·哀清史》的附录中收入了他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主张新型中国通史的宗旨是“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即注重理论，把握历史变化“之所原”；应以事类为经、时代为纬，互相补充；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由典、记、考纪、别录、表五体而写成一部综合体的中国通史。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中国近代史学初期的主要研究材料。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又名《中国古代史》）是“新史学”思潮在通史撰述上的重要资料。该书首次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把中国历史发展作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的划分，对历史演进作了纵向的梳理，对各个时代的制度、思想、风俗、民族等社会生活领域作了横向的记述。全书按篇、章、节叙述，同时又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以通史著作的形式贯穿了进化史观，在撰述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出了“新史学”的特征。另如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以及后来的吕思勉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顾颉刚和王锺麒合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等，都从各个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在通史研究方面的最初面貌。

王国维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发表的一些文章，如1905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6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11年《国学丛刊序》、1919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对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论述，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现、运用新史料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的热点。1910至1911年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前编》刊行。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出版。1915年罗振玉撰成《殷虚书契考释》。在此前后，王国维完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1917年）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古代历史的研究。1925年王国维为清华学校暑期补习学校作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介绍了新史料的发现过程和当时的研究状况，分析了新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展望了新史料所带来的大有发展前途的研究前景，是新史料与历史学方面的重要文献。王国维在1925年将他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任经史小学导师的讲义编订为《古史新证》出版，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对新史料的意义从方法论层面作了总结。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该书对传说中的古史采取“截断众流”的处理，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盛赞此书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等四大长处。胡适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元典章校补释例序》等一系列著述，倡导“科学方法”，对历史考证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文献材料。

1923年，《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阐述了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和学术语境下的研究方向。胡适提出的“中国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他希望通过“整理国故”逐渐用现代学术体系来取代“国故”，构建中国史学的新体系。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阐述了他主张的学术理念：“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提出了著名的学术口号：“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些观点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近代史学史研究需要认真研读的基本史料。

1923年，《读书杂志》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引发古史论战，形成了怀疑和推翻不可信的、杜撰或伪造的古史系统和建立真实可信的古史体系的研究热潮，这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顾颉刚等人把阐述和论辩古史问题的文章汇集为七册《古史辨》，成为近代史学史研究“古史辨派”的重要资料，《古史辨》第一册由顾颉刚撰写的“自序”达7万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代史学有“史学二陈”之称的陈垣和陈寅恪，他们的学术建树和史学思想同样是史学史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重要资料。陈垣的“古教四考”“宗教三书”、《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著作，反映了近代史家研究传统史学所取得的杰出成就。陈寅恪是最具史识的近代史家之一，他所提出的对历史“了解之同情”、“预流”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观点，不仅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是近代史学思想史方面的重要材料。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自序”表示，罗振玉、王国维对新史料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纪元”，而“整理国故”运动则很难认清“国学的真相”，借助于唯物史观是达到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由“实事求是”到“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正确研究途径。该书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端的重要资料。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该书后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著作，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基本材料。此外，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言》、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等著述，均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

中国近代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需要明确历史学的学科理论和学科功能，需要阐述历史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需要论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还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学科史。近代中国史学出现了一批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史性质的著述，都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择要录其书目，见下表。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主要学术理念取自西方史学思想，而论述内容则是中国古代史学资源，包括研究历史与编纂史书的范围和目的，史料的采集、考辨和使用，史书的编次，对旧史书的改造，史家的修养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也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基本材料。李大钊（守常）的《史学要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阐发他的史学思想的史学名著，该书不仅介绍阐述了他的史学思想，而且从理论上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首次系统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局限性问题、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性原则、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历史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等，是对起步时间不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结，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续发展壮大作了理论准备。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归纳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等十个方面，是反思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成果。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论著（该书完稿于1939年）。其他相关著述各有特点，水平高下不一。

上述类型的史学著述，有相当部分都涉及介绍、引用、转述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而对晚清民国时期史学影响甚大的、已经译成中文的同类西方史著，应该是何炳松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李思纯翻译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以及陈韬翻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这类译作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主要材料。

晚清民国时期史家辈出，他们在通史、断代史、专史等研究领域完成出版的各种研究著作，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丰富资料。在著作之外，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各种学术杂志中，因此，学术杂志也属于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学术杂志既方便了学者及时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和了解研究状况，也是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辩论的平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与学术刊物所起到的前所未有的媒介作用有直接关系。某一种学术期刊可以吸引学术旨趣大致相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切磋，进而形成某种思潮和学派；一个时期的学术期刊则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该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和走向，为当时人了解学术动态提供方便，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较为充分的资料。民国时期较为重要的史学期刊见下表。

上列史学（与地学）期刊中的很多种，因为主办方的经费或其他原因，存在时间很短，出刊期数也很少。只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后，史语所虽几经迁徙，仍出版不辍，至1948年史语所迁台之前共出版20本。该刊至今继续出版。顾颉刚、谭其骧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和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两份杂志，对历史地理学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起到了开宗立派的作用，对近代史学的这两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此外，主要反映以柳诒徵为首的南高东大史学群体的治史特点与研究成果的《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地丛刊》、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办的《史学年报》等杂志，也有一定影响。

一些重要的高校主办的学报类杂志，也是发表史学论文的重要园地。由于高等学校有一流的教授，又缘于高等学府的学术声誉与地位，许多非任教于该校的知名学者也积极投稿。加之高校已建立了初具现代规模的系、院两级史学人才培养体系，高校的学报或所属刊物发表的史学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国学季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月刊》、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清华学校的《清华学报》、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论丛》、辅仁大学的《辅仁学志》、东南大学的《国学论丛》等。许多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著都是在这些杂志上首发，这些杂志更值得关注。

受到西方近代科学及学术制度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也成立了不少史学研究机构，主要是以高校建立的研究院、所为主，近代学术研究机构基本情况见下表。

上列史学研究机构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研究规模和研究水平、人员编制、主管机关的经费投入等也各不相同，但是，这些机构在其研究成果、人才培养、运作机制等方面的资料，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领域都值得重视。

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这方面的情况及相关资料，同样应被视为近代史学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历史学专业学会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校历史学会的大致情况见下表。

近代学者对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十分重视，一些重要论著，既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资料。如1941年周予同在《学林》杂志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从经史关系的角度由清代史学的演变追溯新史学的渊源，对近代中国史学作了“史观”“史料”的划分，史观派包括“儒教史观派”和“超儒教史观派”，“超儒教史观派”则分为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他们都脱离了经学而独立存在。“‘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 该文着重从经史关系的角度把近代史学的发展视为逐渐走出经学的过程，由此考察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较早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重要论文。

又如1947年南京胜利出版公司出版的由顾颉刚与方诗铭、童书业合著的《当代中国史学》，阐述了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全书包括“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三编。本书认为：自鸦片战争至民国成立，中国史学主流仍沿续乾嘉以来的治学路数，以考证、续补或改作历代正史为主，同时也产生了几种新的趋向，即金石学的考索、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以及经今文学的复兴。民国初至抗战胜利时期，由于输入了西洋近代的科学治史方法、输入了新史观如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等，加之新史料的发现、新文化运动兴起等原因，中国史学出现了考古学和史前史、中外交通史、蒙古史、敦煌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和社会史等六方面的新的研究领域，“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 该书是全面梳理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化、阐述近代史学发展面貌的重要著作。

再如1949年齐思和在《燕京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长文《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对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进行总结，认为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使史学界发生了一场革新运动，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是新史学的产物。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变动也深刻影响到了历史学，“古史辨”运动是其产物。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研究得以展开。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代表五四时期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史学。郭沫若、李大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的史学也在文章中被重点提及。

中国近代史学史资料还包括史家和相关学者的日记、书信、文集、回忆录以及各种关于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研究机构、学术杂志、史学活动等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除已经整理出版的之外，尚需要学习者和研究者去搜集、整理。 75rHr0cL8aYlV6Jpflcn95D4DZKCOBHgoPdVobTa/9tJxtPP8Irv5LXKlsdjec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