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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出现以前的远古传说，包含了一些历史的“影子”。文字出现后，那些根据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被记述下来，流传至今的相关文献也可以被视为是最早的史学史资料，如《山海经》《淮南子》《诗经》《尚书》《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山海经》，今传18篇，由山经、海经、荒经三个部分组成。作者不详，从内容看应为战国人所作。治地理学者，尊其为现存最古之地理书；治神话学者，推其为古代神话之总结。《山海经》中对于饮食、起居、婚嫁、战争等的记述，在某些方面可以反映远古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片段，其所记地理范围十分辽阔，突破诸侯王国的行政区划，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比较普遍地注重到各地的物力资源，认为与国用有极大关系，这在历史观上是值得重视的。《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集体撰写。书中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淮南子》中的“览冥训”“本经训”等篇章中，也有一些记载远古历史的文字。《诗经》中的若干篇章，如《商颂》中的《玄鸟》、《大雅》中的《公刘》，以及《尚书》中的有关篇章对商、周先祖的一些记述，与历史真实更为接近。《史记·五帝本纪》以文字史料与调查材料相互印证记载了上古世系，反映了司马迁著书时的审慎态度。在司马迁看来，中国历史从黄帝写起，不仅有文献上的根据，有民间传说的参考，而且寄寓着史家本人对于历史的深厚情感。司马迁笔下的黄帝时代，象征着力量、智慧、勤劳、统一。以黄帝开篇，意味深长，其历史影响历时愈久而愈强烈。
西周至战国时期，《尚书》和《诗经》等传统典籍都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尚书》以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等十种文体及其变体写成，为古代帝王的命令、公告、誓词和谈话记录等，是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西汉初，《尚书》存28篇，由伏生所传，用西汉通行的文字书写，称为《今文尚书》。后又增入《泰誓》一篇，合为29篇。西汉中期，从孔子旧宅壁中得一《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用汉以前的古代文字写成，称为《古文尚书》。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亡佚，直到东晋元帝时梅赜奏上《古文尚书》58篇，除由《今文尚书》29篇析成的33篇外，多出25篇，后经宋、明、清三代学者的反复考证，断定其为伪书。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尚书》，可以不必过分牵涉今古文真伪之争，更宜重视对无争议的《今文尚书》部分进行分析。《尚书》中的《周书》留下了周公在摄政期间的一系列文诰，告诫周初贵族要借鉴夏和殷灭亡的教训，反省治理朝政的经验。《诗经》是上古的诗歌总集，共收诗305篇，由《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组成。《国风》多数是民歌，能据以考察宗周、春秋时期各地的社会政治风貌。《大雅》为宗周时期歌颂先王业绩及讽刺厉王、幽王政治缺失的诗篇，能据以考察宗周的社会政治，也能看出周人在思想意识上的重大变化，其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被认为是古人重要的“殷鉴”思想的流露，对后人有深远影响。《小雅》有贵族作品，也有民间歌谣。前者多写贵族的狩猎、习武等生活和娱乐，后者多流露出对剥削压迫表示不满的怨愤之情。三颂为周、鲁、商的后裔宗庙中祭祖的乐歌，其中有可资参考的历史风貌的描述。
《春秋》是孔子据鲁国国史修成，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涉及各国史事而以鲁为主，一万八千多字。尽管它记载简略，但在史学发展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全书着重从人事角度记载政治活动、得失成败，同时它还开创了史家在史书中表明政治观点、寄托政治理想的传统。在历史编撰上，《春秋》创立了按照一定体例编撰史书的格局，开私人修史之先河，书中所谓“春秋笔法”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有着深远影响。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曾游历齐、宋、魏等国陈说政见，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后人汇为《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11篇，今存7篇。在《孟子·离娄》等篇中，可以看出对史事、史文、史义以及历史观等方面的见解，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流传至今的先秦时期史籍数量有限，几部重要史书都是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左传》是一部初具规模的编年体史书。起自隐公元年，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左传》可初步判定成书于战国前期，不排除后人有所增益。《左传》非出一人之手，最初传授者应为左丘明。《左传》记载史事丰富详实，对晋、楚两大国及鲁国事记载甚详，书中对春秋时代的历史大变动持肯定态度，对齐桓、晋文的争霸表示赞许，还大量记载了政治家、思想家关于“重民”和“民本”的言论。《左传》对编年体已使用熟练，并且糅合了纪事本末体的因素，是早期史著中历史与文学结合的典范，尤长于写战争。所记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学的追求目标。《国语》是一部记载宗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周王朝与鲁、齐、晋等国历史的国别体史书。《国语》是逐步汇集周与各诸侯国所录之“语”编纂而成的，非一人一时之作。《国语》全书21卷，包括《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其编纂次序是按周与各国关系的亲疏、“诸夏”与“蛮夷”的区别来安排的。《国语》在内容上突破了当时国史的限制，以论述历史形势为特点，视野更为开阔。在编撰体裁上，是分国记言，记载各种政治言论，包含不少很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记言体史书，记载战国时期说客辩士的权谋和军政大事。为战国时人所撰，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战国末年初步编成，后经西汉刘向重新整理编次，厘为33篇，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在表述上有一定的成就，善于写辩士的说词，能以生动的语言酣畅淋漓地铺陈形势的利害。在史事的叙述上，也写得有声有色。
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汉初学者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撰写的若干政论文，与史学有着重要关系，是反映当时人对史学功用认识的材料。如西汉政论家、辞赋家陆贾，随刘邦定天下，常在刘邦前称说《诗》《书》，刘邦命其著书论秦亡汉兴的原因，成《新语》，引据历史经验，论述人主用人的重要性，认为用人犹如居高履危所用的拐杖，必须仔细考察，又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以德治民得人心、一味尚刑失人心。陆贾善于运用历史知识来为政治服务，反映了汉初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又如，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其政论文《过秦论》是探讨秦朝兴亡原因的专论，认为并兼天下靠诈力，这是战时形势使然，而治理天下则须行仁义，这是因为形势变了，必须审时度势，应时变化。贾谊行仁义的说法是儒家的传统观点，而“变化应时”的见解也值得重视。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以治《春秋公羊传》著称，他的著名的《贤良对策》（天人三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君主的权力系上天所授予，天道、人道和治道是永恒不变的，天是仁慈的，故人君应以道德教化人民，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的事，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繁露》是一部系统论述天人感应的书，论及天道、伦理、人性、名实等问题，为加强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也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汉最重要的史著当然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历代正史之首。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阔宗旨，创造了纪传体这一形式，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来表述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不但记载了历史大事和历史人物，还能把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情况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中。《史记》以“寓论断于叙事”为主要特点，在各个篇章和“太史公曰”中反映了司马迁“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等丰富的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太史公自序》是《史记》总序，也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为历代史家必读之文，司马迁历数太史公世谱家学，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临终遗言，介绍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集中阐述了《史记》继承《春秋》之旨、述通史之义、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的。《太史公自序》还集中了全书130篇之各篇小序，为《史记》全书的总纲。保存在《汉书》中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信。司马迁在信中陈述了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获罪于此后他的艰难处境，通过引证历史上的事例表达了他之所以受此大辱仍然“隐忍苟活”的原因，以周文王、孔子等先哲自况，阐释了他发愤撰写《太史公书》的原因，是了解《史记》及司马迁著《史记》的宝贵材料。
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等奉命校定皇家藏书，经过多年的努力，大批散佚古书得以复其旧观，无数残篇断简得以整理完善，众多尘封秘籍得以传世行远，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成就，于历史学的意义亦尤为重要。刘向、歆父子据此做成的《别录》《七略》，是写出每一部书的叙录，再将群籍的大小序汇辑而成，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略），各类之下再分小类（种），形成了学术门类观念，也是目录学成熟的表现，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入门方法，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滥觞，亦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不可不研读的基本材料。《别录》《七略》都已亡佚，虽有辑佚本却也缺失较多，所幸《七略》由班固删节后，编为《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一窥原书面貌。此外，刘向的《战国策书录》是刘向校书后所写，既能看出他校书所下的功夫，也能看出他对周秦之际历史演变的看法；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他要求列《古文尚书》于学官而给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信中申述了古文经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看法。
继《史记》之后的另一部重要史书是《汉书》。《汉书》以西汉皇朝兴衰为断限，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含纪、表、志、传四个部分，创造了反映一代皇朝史事的纪传体断代史撰述形式。与《史记》相比，《汉书》以“宣汉”为宗旨。全书上下洽通、详而有体，与《史记》齐名，后人并称《史》《汉》、“马”“班”。《汉书》中的“过秦”“宣汉”以及皇朝大一统的观念等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汉书》的论赞部分反映了班固对历史的看法。如：《高祖纪赞》和《武帝纪赞》反映了班固的正统史观和对独尊儒术的肯定；《食货志》概述中国古代食、货发展的历史和西汉的社会经济状况，论述了“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地理志》反映了班固的大一统思想和学问的博洽；《艺文志》总序概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春秋类序交代了东汉以前史书发展的情况。《汉书》原文照录了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东汉末年史学家、政论家荀悦，著有《汉纪》《申鉴》等。《汉纪》记事起于刘邦之兴，迄于王莽之败，而以班彪著《王命论》、班固撰《汉书》事为殿，改纪传为编年，内容大部分综合凝炼《汉书》而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皇朝史。荀悦著《汉纪》有“达道义、彰法式、著功勋、表贤能、通古今”等五志，以儒家“三纲”为核心，维护汉皇朝的成规，着意考察西汉皇朝政治统治的得失，有明确的以史为鉴的思想。该书编年断代的史书体例，也值得重视。
《史记》和《汉书》成为后世通史与断代皇朝史撰述的先驱和楷模。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了几部正史：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魏收的《魏书》以及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西晋灭吴后，陈寿开始撰《三国志》。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在编撰体例上，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史事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以一部纪传体史书兼记同时存在的三个王朝的历史，是为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陈寿的史才还表现在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以及叙事简洁等方面。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补充了大量史料，且不乏对史事的评论。南朝宋史家范晔撰纪传体东汉史《后汉书》，除纪、传为范晔所撰外，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中八志注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后汉书》无论对史事的整理，还是于史事的评论上，“皆自得之于胸怀”。《后汉书》对传记采用类叙法，增加党锢、文苑、独行等类传，篇末的“论”“赞”等，皆有特色。北朝史家魏收所撰《魏书》，体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史学活动，可以说是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保存了拓跋部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资料，也反映了当时北方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概况。魏收特创有《官氏志》和《释老志》，前者不但详记官制、阶品，还列举拓跋部及其所属部落的姓氏，是反映北魏统治门阀化以及研究姓氏、民族融合等问题的重要文献。另如沈约《宋书》中的律历、天文、五行、州郡等志，萧子显《南齐书》中的礼、乐、州郡、百官、舆服等志，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种类更为丰富。如东晋时常璩撰《华阳国志》，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三国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的局面，是一篇重要的史论。北魏杨衒之撰有《洛阳伽蓝记》，以追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沿革为主要线索，所记寺庙55所，奢侈壮丽，可见北朝佛教之盛。《洛阳伽蓝记》虽为寺庙而作，但涉及内容颇广，凡政治、人物、风俗、地理等无不详载，可补正史之不足。品评人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社会风气推动了人物品评理论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三国时魏人刘劭所著《人物志》，其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是以五行说与人体的自然本质骨、筋、气、肌、血相配，认为人的才性出于自然，再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作为判断人物才性的根据。《人物志》对于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历史人物在才性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南朝梁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其中的“史传”篇是较早讨论史学问题的专文。文中先对古代史官制度的设立和史官的职责及史书修纂的历史过程作了简要叙述，又对历史撰述中的修史方法、史书体裁优劣、史书得失等方面进行评论，总结了“史传”的研究状况。刘勰强调“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即史书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性，肯定了《春秋》《史记》《汉书》等的史学价值，批评了史书中存在的诸如“俗皆爱奇，莫顾实理”等现象，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直笔”精神予以肯定。《文心雕龙》除“史传”外，其他篇章中也涉及对史学的评论，是史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资料。
唐初成八部正史，分别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晋书》，其中的前五部史书又称“五代史”，《隋书》十志也称《五代史志》，记五代典章制度。《五代史志》自唐太宗时开始修纂，至唐高宗时成书，褚遂良、令狐德棻先后任监修，书成后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写的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均为学有所长的知名学者，《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等质量上乘。《隋书·经籍志》是《七略》《汉书·艺文志》以来最重要的目录书，是唐以前目录书的总结性成果。它把前人的四部分类法和按经、史、子、集分类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文献分类格局。除有总序外，各部有大序，各部所划分之类均有小序，其概括、总结与评价均见功力。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类。《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了四部分类法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其史部也可以视为是史学史的雏形。
刘知幾是唐朝杰出的史学家，他率先对史学及史学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自觉的反省，撰成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史评著作《史通》。《史通》20卷，包括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52篇。其中内篇中有3篇亡佚，全书今存49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史通自序》重点述及刘知幾习史、治史的经历及其本人对《史通》一书的期许，文中直言监修大臣的干预对修史造成消极影响，以至于修史者无法施行自己对史书编纂的诸多见解，不得不辞去史职，独自撰写《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对中国古代史学有着重大贡献，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唐代史论十分发达，是了解古代史学与政治间的关系的基本材料。唐初学者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是一部记帝王之事略、论帝王之贤愚的著作，采用问答体的形式，阐述了对于君主的认识，其价值不在于“略”而在于“论”，在评论历代君主或由此而涉及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评论方面，不论在见解还是在方法上，都有理论上的价值。唐朝史学家吴兢撰《贞观政要》，“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按照专题分类，每篇都有一个论述中心，每卷也大致有一个论述中心，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独特的成就，是反映唐代贞观年间政治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中，吴兢明确交代了撰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和目的。朱敬则在武则天时曾兼修国史，“尝采魏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从中可看出这位史论家的深刻见解。中唐时期学者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对此前关于编年体、纪传体孰优孰劣的辩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视作此类评论最精彩的一篇，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柳宗元撰《封建论》，以说明历史而审视现实。《封建论》提出了“不初，无以有封建”和“封建，非圣人意也”两个前后相关联的论点，还提出“势”这个历史范畴来与“圣人之意”相对立，反复论证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是必然的趋势。柳宗元阅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后写的《与韩愈论史官书》，讨论了史官的修史态度等问题。
杜佑的《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下有细目，以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主。杜佑既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学家。《通典》一书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佛教僧人作出了突出贡献。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印度取经，跋涉5万余里，返回长安后撰成《大唐西域记》，记录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实况。玄奘西行到过110个国家，他游踪所及，考察当地的山川风土、习俗人情及物产气候，此书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和域外交通的重要史著。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关于唐朝全国地理总志之书，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故名，该书是现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古代全国总志。这些史著是唐代大一统局面的客观反映，也是史学史研究在中外交流、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基本材料。
史注的发达是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之一，在史学史研究资料中占有重要地位。魏晋以后，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都有了注或新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史注名作。《史记》有南朝宋人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引”和张守节的“正义”，习惯上统称为“《史记》三家注”；《汉书》注之集大成者是唐颜师古注；《三国志》有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注。其中裴松之《三国志注》属补充史事一派，他广搜资料，精心撰作，征引书多达二百多种，所注内容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论辩”，主要是史事上的补阙、存异、惩妄；《史记》三家注和《汉书》颜师古注则属训释史文一派，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都没有脱离注音释义这个基本方法，颜师古的《汉书注》是这一派史注中成就最大的，在字音、字义的注解上一丝不苟，功夫艰深，且不脱离原著，反对“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
五代宋元时期史学继续向纵深发展，史学史资料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五代后晋官修《旧唐书》（原名《唐书》），因成书仓促、撰述不精而多有讹误，但是，因多采唐人《国史》、实录，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亦成为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正史。百年之后，北宋以欧阳修、宋祁为首官修《新唐书》。《新唐书》无论在史料采择还是在考证精审方面都更胜一筹，志写得丰满充实，表多有创新，但过分注重“春秋笔法”，且对原始材料都有删削润饰，反而影响到史料价值。新、旧“唐书”各有优长，其得失之故，可为史学史研究所借鉴。宋代还有《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两部正史，前者为官修史书，取材于五代实录，后者为欧阳修一人独撰。新、旧“五代史”间的短长与新、旧“唐书”类似，都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北宋时期最重要的史著当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从政失意，退而治史，他与刘恕、范祖禹、刘攽共同编撰成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另有《目录》《考异》。《通鉴》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所记千余年史事，连贯而丰富。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重点，对各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也有丰富的记述。书中的“臣光曰”在解释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善恶、是非的过程中，反复提示君主应讲求仁义，克遵于礼，慎于抉择，善始慎终。《通鉴》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通鉴》在严肃撰述历史发展中成败兴亡的基础上，典型性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资鉴”思想和功用，是古代史学史资料的核心部分之一。《通鉴》还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表述上，《通鉴》对战争及历史场面的描述都十分出色。司马光作为与司马迁齐名的大史学家，其主持编撰的巨著《资治通鉴》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通鉴》的成功，也引发了编年体史书编纂的热潮，南宋初年，出现了一批编年体当代史，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汇编》等，无论在材料还是在编纂上，都属古代史学的上乘之作，成为宋代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
南宋朱熹根据《资治通鉴》编纂成《资治通鉴纲目》，其用意是使“义例益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纲目》的大经大法“莫不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纲目》义例精密，它的编写凡例有统系、名号、即位等，各类有关的史事记载，行文有讲究，连文字上的遣词用句都是微词奥义，通过这种办法达到辨名分、正纲常、示劝戒的目的。在编纂形式上，《纲目》创立了纲目体。该书虽不是以史料价值见长的历史著述，但是流传甚广，应为史学史研究所重视。另一部因《通鉴》而成的书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完成，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该书的材料虽取自《通鉴》，但是袁枢因此而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在中国史学的史书表述形式上有重大影响，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中国史学的三大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以《资治通鉴纲目》和《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因其在表述形式上的变化和在编撰目的上获得的认同，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向社会的传播，同样是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
南宋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含帝纪、年谱、略、世家、载记及列传。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其“二十略”多有创获，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艺文、校雠、金石、草木昆虫诸略，多为郑樵所创立或拓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志》在史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的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反复强调“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强调古今“相因之义”以贯通历史的联系，重视历代损益以揭示“古今之变”。《通志·总序》还对“二十略”作了详尽介绍，自信能够“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使“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贯通”意识是中国史学的主要特点，郑樵的“会通”思想是继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后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资源。
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继承和发展了杜佑《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他不仅补充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而且增加了门类，扩大了典制体通史内容的范围，继承了《通典》各门之间的逻辑体系，强化了以食货为首的历史见识。在《自序》中，马端临对于《通典》各门、对“文献”之意都作了说明，并指出了《文献通考》撰写的宗旨，是“会通因仍之道”，对历史“相因”说有新的认识。《文献通考》与之前的《通典》《通志》在史学史上合称“三通”，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续三通”“清三通”，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著述系列，为史学史的基本材料。
元朝修成的三部正史是《辽史》《金史》和《宋史》，质量已不可与前“四史”相提并论，显示出官修正史的颓势，但是《辽史》叙事简洁、《金史》撰述规范、《元史》材料充实，也各有特色，而元修正史所反映的多民族历史内容的丰富性，是古代史学中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要资料。
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研究有进一步发展。北宋吴缜的《新唐书纠谬》针对欧阳修主持编撰的《新唐书》中存在的谬误一一予以纠正，又针对《新五代史》撰《五代史纂误》。“纠谬”和“纂误”之书，开订正、考证与评论某部史书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新形式。元代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集训解名物制度、校勘史文、考订史事、补充阙遗、训释音义、评论历史等于注释之中，为史注中卓有成就之作。
明清时期史学的整体发展趋向有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方志兴盛、稗史增多，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史方面的专题史种类丰富。方志方面，明代全国总志类的如《大明一统志》，各省的通志如《山西通志》《山东通志》，各府州县志则不计其数，还有边关志、边镇志、卫志等门类的方志。清代方志更为兴盛，《大清一统志》是历代全国总志中空间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部帙最多的巨制，各级地方志书更为兴盛。清代修志的成就促成了方志学理论的研究，清人章学诚在《修志十议》《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及《第二书》等文中，对方志修纂理论作了阐述。稗史主要指野史和相关记述历史琐闻、社会风貌的笔记、札记等，明清稗史中保存了大量朝野史料，亦不乏各种历史和史学评论资料。经济史方面如治河、漕运、水利、农政、盐政、荒政等著述较之以往也大幅增加，如《河防一览》《农政全书》《漕和通志》《赋役全书》《户部漕运全书》等。
明代官修《元史》，不足一年即告完成，虽取自元朝实录而颇具史料价值，但因成书过于仓促，错讹多端。明官修政书如《大明会典》等，记载了明代典章制度，保留了明朝行政法规方面的珍贵文献。清代官方修史制度更为完备，顺治朝开始修纂《明史》，至乾隆朝初年刊刻成书，经官私名家多年锤炼，《明史》质量上乘，受到好评。清朝开实录馆、玉牒馆、起居注馆、国史馆、《明史》馆、会典馆、“三通”馆、四库馆等，编纂了大量各类书籍。
明清之际史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顾炎武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等，或以经世致用为务，或对专制制度作了深刻反思。黄宗羲等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分别记明代、宋元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是一部具有独特形式的学术史专书。
明代的历史考证成就突出者，有王世贞《史乘考误》、胡应麟《四部正讹》等。明清之际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马骕的《绎史》、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等著作，虽以文字音韵、辨识古书、历史地理等为研究对象，但均以考证精审著称，开清代考证学之风气，其中顾炎武的影响力最为突出。另有明末清初顾祖禹以二十年之功，十易其稿，撰成《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历史地理著作，全书包括历代州域形势，此为历史地理部分；全国各地方舆，此为政治、军事地理部分；总叙全国山川分布，此为自然地理部分。《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这些研究成就，是结合历史考证与经世致用于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材料。
清代乾嘉时期考证学极盛，历史考证同样成就卓著。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考证史家所记典制、事迹之“实”为重点，对十七部正史的文字的考订和历史事实如典制、地理和职官等方面的考订尤为用力。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重在考订诸史志表，其中于天文、律历、地理、职官、艺文等志的考订最具学术价值。赵翼《廿二史札记》于考订诸史中特别重视发挥对于历史的见解，关注“治乱兴衰之故”，这是不同于其他考证著作之处。赵翼对史书的考订，重点不在于文字的校勘，而在于史书所记内容的异同和得失。崔述《考信录》以宗经而疑传注、诸子、杂说等对于历史的解释和杜撰为主，由怀疑而辨伪，由辨伪而考信。崔述的辨伪和分析，从许多方面考证出战国以后尤其是西汉以后一些“铺张上古为事”的文字是不足为据的，它们紊乱了人们对于古史的认识。崔述的辨伪工作是为了恢复上古信史的面貌。清代历史考证学的突出成就，对近代历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也是清代和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清代目录著作的代表作，也是古代目录学之集大成者。清乾隆年间，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分别为著录及存目的一万多部书籍撰写提要，其中包括作者介绍、书籍内容和流传情况，并论述书中得失，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汇集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之下列类，类中有子目。各部有总序，各类有小序，类后有跋语，子目有案语，论述学术流变及分类旨趣。《四库提要》在区分类别及论述学术源流、评价各书优劣等方面，条目分明，间有新意，是学术史、目录学的重要资料。章学诚所撰《校雠通义》，是对目录学的总结之作，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任务，不只是甲乙丙丁地排列书目，更重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起到引导读书治学之门径的作用。对于编目的体例也有论及。《校雠通义》在目录学上多有创见，值得重视和研究。
清代的史评成就斐然。在历史评论方面，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他根据《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展的历史观、精于辨析的兴亡论、重视以史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是它的历史价值的几个主要方面。《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亡治乱，一是指出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二是指出不重“积聚”，“无总于货宝”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三是指出“风教之兴废”与皇朝兴亡的关系。《叙论》篇阐明了作者的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中在历史理论方面不可或缺的材料。
在史学评论方面，最重要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其中，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论“史德”，论“史意”，是涉及全局性的几个史学理论问题。章学诚把古往今来的史书划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系列，而圆神、方智分别是其特点，这一认识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创见，在《书教》篇中有集中的阐述。章学诚还发展了“史家三长”论，明确提出“史德”这一理论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心术”论，详见《史德》篇。论“史意”与“别识心裁”是《文史通义》对《史通》之继承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答客问》篇有相关表述。《文史通义》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方面的最高成就，与《史通》一样成为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宝贵材料。
龚自珍的历史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乙丙之际箸议》《古史钩沉论》《尊史》等篇的论述中，将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相结合，触及到了历史必变的时代脉搏，蕴含着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反映出传统历史观念的嬗变趋势。龚自珍还针对乾隆以来“号为治经则道尊，治史则道绌”的观点，提出“尊史”说，强调史学的重要性，指出“经子皆史”，认为“史”与人类前途和国家民族关系密切，必须提高史家的思想和认识。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魏源撰《圣武记》，历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败之道，兼及有关军事制度，阐述了关于练兵、整军、筹饷、驭夷的见解和主张。为了倡导“开眼看世界”以了解西方，魏源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于1842年完成了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海国图志》。徐继畬撰《瀛环志略》，是近代早期介绍外国史地的又一名著。全书以亚、欧、北美为重点，涉及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纲目清晰，记载较为全面。
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边疆领土，一些学者开始注重边疆史地研究。相关史料主要有张穆撰《蒙古游牧记》，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其由今溯古、由地理而兼及相关史事的表述方法，反映出作者在撰述思想上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相结合的特点。何秋涛撰《朔方备乘》记载了历代北疆用兵利弊和中俄关系，考察了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沿革和攻守地势。姚莹撰《康輶纪行》，对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戍守多有记载，对外国侵略者对西藏地区的窥伺极为敏感，抱有深切的忧虑，反复强调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王韬曾游历英、法、俄、日等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书，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成为研究外国史地的先驱之一。《法国志略》既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又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紧迫性，详细记述了法国的历史、地理和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出作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态度以及对法国政治制度、科技进步以及社会文明的向往。黄遵宪曾作为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在日本居留近5年，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巨大变化所吸引，撰写了《日本国志》一书，反映出作者对于研究外事的强烈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当时士大夫固步自封的狭隘眼光的不满和忧虑。《日本国志》一书在历史认识上，肯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注重富国强兵、科技实学，主张汉学、西学兼而用之。这些都是近代早期中国人记述外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等。出于维新变法的现实目的，他用“改制”的观点重新解释古代学术史，动摇了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历史观。《新学伪经考》攻击“新学”，驳斥“伪经”。《孔子改制考》用“改制”即变法的观点重新解释儒学历史和整个古代学术史。他把公羊学的“三世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鼓吹当时变法所要实行的是由君主制变为立宪制，即由“据乱”变为“升平”。康有为的“三世说”中每一世又分为小三世，再划为更小的三世，历史必须经由这种差异极小的层次缓慢地“循序渐进”，表明其主张渐变和改良、反对突变和革命的态度。这些著述与时代和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也是考察近代史学思想的基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