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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史学也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范围开展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唯物史观的教育活动。“从头学起”成为当时社会各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口号，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成为基本的学习内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适时出版发行。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新中国的历史学科从起步时起，就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目标。1949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研究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
由新史学研究会发展而成的中国史学会于1951年成立，郭沫若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致辞，指出中国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为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
这六个“转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以往史学的主要特征。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重点院校的历史学系进行重组，教学计划参考苏联高校的历史系课程重新制订，一般分为理论修养（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等）、工具的训练（外文、历史文选等）、基础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辅助课程（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等）四大类必修课，另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境内汉族以外诸少数民族史、苏联及东欧诸人民民主国家史、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史、亚洲史、国际关系史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学术杂志的主持者、负责人。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8月成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称第三所。1951年1月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刊《新史学通讯》，同时创刊的还有《历史教学》和《文史哲》杂志；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轮流主编；1954年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历史研究》杂志。这些措施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在形式上得以确立。在研究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新的规划和展望。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开展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改造运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和导向也逐步明确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展：对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近代史、各断代史、专史和各个专题的研究也渐次展开，都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论著面世；考古学研究成就突出；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获得重大成果。
因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出现的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之初就一直受到重视，不断引发讨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在新旧史学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去的背景下，认真梳理和探讨那些以往积累下来的以及不断出现的历史理论问题，不仅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客观条件，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其中前五个问题因受到更多的关注而成为这些历史理论问题中的焦点问题，被称为“五朵金花”。对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以宏观的视野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体，注重从纵向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考察其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尽管在讨论中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互动来划分社会形态，重视经济对社会变动及其形态产生的基础性影响，深化了人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理论认识，说明宏观的理论框架对人们把握长时段的、不断变化的历史整体进程的重要意义。对这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是以详尽占有史料为基础的，是宏观考察与微观考证并重的大规模研究和讨论，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有效实践。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问题，无不是着眼于中国历史、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的命题。运用跨学科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解读，也在讨论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诸学科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多被运用于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与古代社会。跨学科方法的使用与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相符，为中国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讨论还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生长点。在讨论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讨论的开启者，翦伯赞、吕振羽等老一辈史家在其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在如此广泛的讨论中，一大批以历史考证见长的史学家参与其中，他们大多是治学严谨、卓有成就的史学家，怀着对学术本身的真诚与执着，考证、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在不同见解的论辩交锋中贡献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思想观点、理论方法，既对讨论作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也对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通过讨论还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在理论运用与方法上也存在着教条化与“左”的倾向，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是不争的事实，其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走向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
1950年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开始组织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到1978年，共计出版了11个专题、总字数达300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包括《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太平天国》（向达主编）、《捻军》（范文澜主编）、《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中法战争》（邵循正主编）、《中日战争》（邵循正主编）、《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义和团》（翦伯赞主编）、《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除正文外，《丛刊》各专题还附有“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此外又陆续编纂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这些资料对推动国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培养近代史研究人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资治通鉴》的标点、整理工作先后由顾颉刚、聂崇岐主持，选择版本较佳的清嘉庆年间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并参考前人校勘过的宋、元、明各本，集历代校勘之大成。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点校“二十四史”是该小组成立后进行的一个重大项目。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有几百位学者，他们来自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整理工作自1958年开始，1966年被迫中断，1971年恢复工作。至1978年春，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这套3000余卷、4000余万言的史书，采取了统一的体例标点、分段，经过了全面的校勘，真正做到了超越前人，成为最具权威的定本。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始于对清末学者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后来由改绘转而决定新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谭其骧主持全面工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断续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2-1988年出齐全部8册，包括20个图组，共304幅地图（不计插图），地图全部采用古今对照，成为历史地理学和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民国时期处于准备和草创时期，高校中的外国史课程大多集中于西洋史，即西欧和北美领域，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大洋洲史，乃至东欧史基本是空白状态，教材基本编译自外国学者的相关著述。真正建立起世界史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各高校的历史系相继建立了世界史课程，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设立了世界史专业。1962年，在周一良、吴于廑主持下，集全国众多世界史学者编写的《世界通史》完成出版。虽然该书有着受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影响的痕迹，但是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和世界史学科的见解，反映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产生了广泛影响，长时期成为许多高校历史系的世界史教材。这一系列举措，使世界史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明显加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由此真正建立起来。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又在各地成立了考古研究所或文物研究所。不久即举办了数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来自各地的学员进行田野考古培训，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各级考古工作组织架构。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置考古专业，此后又有十余所高校的历史系设置了考古学专业，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
1949年至1966年间的中国史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现实因素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出现偏差。如1958年因经济领域的“大跃进”波及史学界而掀起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随后形成的所谓“史学革命”，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等口号，造成了历史教学和科研的极大混乱。
“文革”期间，历史学成为重灾区，吴晗、翦伯赞成为首先被迫害的对象，一大批史学家遭遇厄运，正常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活动完全停顿，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求的原则被彻底抛弃。“文革”后期对所谓“儒法斗争史”的宣扬和“评法批儒”闹剧，把一些历史学家牵连其中，历史学再次蒙受灾难。中国史学所遭遇的种种破坏，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才得以改变。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史学，经过拨乱反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开始步入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强调研究工作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积极拓宽研究领域，在更新研究理念和深化课题意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新的气象。文化史是新时期史学研究中最早形成的热门研究领域，从大部头、多卷本的文化通史到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类别的文化史论著相继出版。“文化热”可以看作拓展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种突破，然而随后便出现了泛文化现象，以致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与人们的期望值不成正比，“文化热”也逐年消减。社会史是紧随文化史研究而兴起的又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热潮也是出于拓宽史学研究领域的基本要求而出现的。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主要表现在把研究重点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还表现在有意识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等方面。在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也各有研究成果面世。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史成为新的研究重点。民族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各研究领域对本学科在20世纪的百年发展进程作了回顾和总结，对当前和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向作了评估和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继续发展，成为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其他学派和理论的存在与发展。坚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各种新的历史理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应当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在兼容并蓄中显示自身的优势；同时，还要善于分析鉴别他人之长，而不是全盘照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在这种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中体现出主流史学的作用，引导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新的繁荣。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西方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史学不可能置身事外。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方法研究历史，使中国史学不断有所收获、有所创新，中国史坛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陆续形成了一些有特点的史学思潮与流派，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正在呈现出新的生机。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无论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讨，还是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总结，都表现出更加尊重历史实际的研究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学人的思想世界里，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的踪影。虽然他们对已经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极其反感并努力摆脱，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精髓，已经融化入他们的血液中，变成了一种思维理性和思维习惯。”
摆脱西方历史解释框架的强势影响，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总结并构建基于本土经验之上的历史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史学越来越迫切的要求。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还是在具体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进展。一些学者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之争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史两种解释体系的争论，是对中国近代史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基本线索等重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将革命和现代化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探寻并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不断拓展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方法，这些正在成为近代史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民国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都成为史学界的主要研究领域。
新的社会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对社会史学科理论的讨论，促使社会史研究能够不断地自觉与反省，着眼于更大的学术目标与追求的课题意识，结合政治史、传统史学与社会史的关系，反思社会史研究的新的出路。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逐渐形成潮流，较为突出的是以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相结合为研究特色、以田野研究调查和地方文献分析为主要研究手段、以华南一带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华南学派”的基本理念和研究群体的形成。社会史与文化生活史研究的日趋融合，也为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基于抗战时期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不断修订而成的《中国通史》5编10册于1995年出版，蔡美彪又主编补写了11册、12册，内容下延至清朝灭亡，至此，12册《中国通史》于2007年全部出齐。这部中国通史，因其前身《中国通史简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通史体系的开创之作而受到广泛关注。最终完成的这部《中国通史》很少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文句，基本不见有教条式的空疏议论，主要是结合史实具体分析和阐述，以显现中国历史特点为最主要目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于1958年开始编写，编写缘起是为便于各级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经过几十年的修订和续写，《中国史稿》共7册于1995年全部出版。这部通史记述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重视吸收史学界和考古学领域的成果，并配以《中国史稿地图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通史撰述的研究水准，当然也带有时代的印记。白寿彝在1975年酝酿着手编纂中国通史，至1999年，12卷22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记述了从远古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历史，所述各时代分序说、综述、典制和传记四部分，涵括了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的演进历程，各分卷主编均由在相关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担任，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在理论认识和体裁创新等方面有较大突破。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了全面的、全方位的发展历程，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已成常态。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正在努力改变以往那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状况，逐步进入到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阶段，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不断寻找并确定自己的学科特色，力图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著作。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以全人类的历史发展作为考察对象，提倡以全人类一体化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期标准，将世界历史分为古代（1500年以前）、近代（1500—1900年）和现代（1900年以后）三个时期，采用大区划排比叙述法，着重研究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和文明类型之间的联系、交流与碰撞，全书章目的最小单位也是东亚、西亚、东欧、西欧、北美等地理区域，鲜见对某一国家的单独叙述，体现世界的一体性和时代的主流。为超越以往“国家本位”的世界史框架，摒弃以往用地区国别历史的拼凑来充当世界历史的做法，全书使用了诸如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化世界、儒佛文化世界、游牧世界、农耕世界、工业世界、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第三世界等大文化地理范畴。该书成为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一直以来是高校历史学专业普遍使用的教材。国际关系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冷战史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等世界历史的专门史研究受到格外重视。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还就全球史和全球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全球史观将“互动”视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念，是对“欧洲中心论”的颠覆。全球史将气候、环境、一切生物和微生物统一纳入人类“生态圈”来考察的尝试，以及由此带来的交叉学科研究特性，给世界史研究开拓了更为广泛的认识空间。
考古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结合考古学文化、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理论，夏鼐、苏秉琦等考古学家建立了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此后，在继续丰富和完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同时，考古学者将研究重点扩展到史前至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人们生活状况和古代社会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后的中国考古学者将历史学意识与以往研究器物本身形制及其变化为主的研究内容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研究历史本来面目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努力方向。“‘透物见人’，注意研究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当时人的意识、行为以及相互关系，已经逐渐成为多数考古学家的共同研究理念。”
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的出版，都显示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熟时期的到来。中国考古学无论在史前考古还是历史考古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使其在世界考古学界中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学术地位，并赢得了外国同行的承认与尊重。中国正在从考古资源大国转型为考古研究大国。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既互相依存又纷争不断，各种文明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更为频繁和激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史学面临新的挑战，必须承担起新的职责和新的历史性使命。中国史学需要重新认识世界的历史和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和方法，用丰厚的学术著作、研究成果，反映和阐发这一理论体系，使之在世界史坛上产生影响，以至在一些领域引领世界历史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在精神文化方面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前，历史学门类被划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在这样的学科框架下，各学科更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互相借鉴、互相融通，使中国史学在新的形势下获得更大的发展。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中国史家正在努力推进中国史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创新，使中国史学成为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学术重镇，提升中国学者在本领域的话语权，形成本土特色鲜明的中国史流派。中国史研究要与中国的现实相适应，使历史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道德建设。诸如民族史、社会史与区域史、古代制度史、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人口史、近代社会与近代变迁、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古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世界等传统或新兴研究领域，都需要着重加以研究并力图作出显著的成绩。
在世界史研究方面，首要任务是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构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有鉴别地吸取当代国际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考察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根据中国的世界史各分支学科研究状况，已经有较好研究成绩的欧洲各国史、美国史等领域，应该加强专题史的研究，推出使外国学者关注、认可的研究成果；着重加强薄弱学科的学科建设，在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方面，选择条件不同的国别、地区、专题，合理规划研究力量，提升各分支学科的水平。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大国，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已经从以中原为主扩展至过去相对薄弱的边疆地区，并开展对邻境国家和地区的考古研究。加大旧石器时代考古在整体考古中的比重，完善历史时期考古在时空框架的构建，逐步改变历史时期考古基础研究落后于史前考古的现状。中国考古学要与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合作，重视开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的研究，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出贡献。考古学还需要继续加强与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质学、古地理学等学科合作，进一步开拓现代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促使考古学研究从单纯的文化史研究转向更广泛的多领域、多层面、多角度的历史研究。
中国史学已经充分关注并重视到了史学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史学社会化一方面指的是历史学从重点关注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社会精英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信仰、交往等广大社会公众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另一方面指的是历史知识通过不同形式的现代媒介传播方式为大众所了解和掌握。前者以研究层面为主，后者以通俗层面为主。中国的公共史学研究方兴未艾，口述研究成为热点。无论如何，史学社会化趋向使历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进入了更为广泛的群体中。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社会公众也有条件更便利地在历史学中被发现、被确认、被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有必要传达更为准确真实的历史事实，有责任阐发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念，有义务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
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山东济南举办。这是创建于1900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走进中国，说明了在历史学的世界学术版图中，中国史学所拥有的地位，也是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坛赢得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声誉，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中国史学界应当系统整理和继承中国优秀的史学遗产，充分展示中国史学从概念到方法为世界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