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近代史学（20世纪初—1949年）

20世纪初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而形成的“新史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在文中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此前，他曾计划以“近世史家”的眼光“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 ，但是发现沿袭旧史学根本无法达到救亡图强的现实需求。“新史学”的目标，是以社会进化史观为理论，将近代“国家”“民族”等观念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编撰中，并对旧史学作出各种变革。《中国史叙论》一文讨论了“新史学”中关于“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史前时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划分等一系列传统史学范畴不曾涉及的在史书体例、研究内容等方面的问题。《新史学》对旧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新史学”的主张，在当时得到了不同政见和不同学术派别的很多人的认同。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以后，新式学堂出现，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中小学校教育制度已初步建立。在高等学校，以西式学科分类为基础的专业设置逐步规范化，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高等院校中被设置为专门的教学系或研究院，成为新的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的历史观点编写新式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成为时代要求的反映。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新史学”思潮。

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留学欧美的中国留学生陆续归来，中外史学交流更加频繁，西方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阐明“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实际上是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

还是在“新史学”思潮期间，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等新史料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通过新史料对殷周历史的考证研究开辟了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路径，郭沫若认为：“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以整理、运用新史料为主要特点，以“求真”为研究目标，以“科学方法”为串联中西史学的纽带，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的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的主流。

王国维随罗振玉赴日本，治学方向转入中国古史史料、古文字、古器物、音韵学等研究领域。王国维的古史考证研究直接受益于殷墟卜辞等新发现的史料。王国维一方面考释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等新史料的文字字义，另一方面用甲骨文等新史料考证历史文献的记载，他在1917年撰成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论文，考证了殷代先公先王13人的名号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史记》袭《世本》所记的商代世系基本无误。同年完成的《殷周制度论》指出殷、周制度的三个重大不同之处是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王国维在研究中实践并总结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是对研究方法在理论层面的概括，因而具有近代史学的史学方法论意义。

胡适不断地宣传倡导“科学方法”。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统计约在百万言以上。 在近代史学家中应属独一无二，也构成了胡适最重要的学术特色。胡适所说的“科学方法”以他的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一般认为，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主要是结合西方现代科学理念，阐发清代乾嘉考据学已经具有了的“科学”精神，“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 ，其中心内容，可以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总起来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治学的精神和态度。真正具有“方法”意义的内容，是他根据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科学法则加以贯通，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论著，对于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傅斯年从欧洲学习归国后，于1928年10月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历史、语言和考古三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陈述了他的学术理念：一是尊重并保持前辈学者“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的传统；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史料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中心：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学术口号便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可以看出其回归历史学实事求是基本功能的诉求，是将历史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努力，也反映了现代考古学的迅速兴起致使史料范围的扩大以及史料观念转变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理念，从史语所的学术实践及其对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所产生的作用上看，的确有着独到的意义。然而，史料和史料学毕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傅斯年主持撰写的《东北史纲》，就是为了证明东北自古属于中国领土、驳斥日本的侵略谬论、激励国人抗日信心的“书生报国”之作。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两篇代表作分别是《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认为中国历史上古三代及三代以前的民族分东系的夷、商和西系的夏、周，此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构成了上古史研究的新视角，可以看作是傅斯年在古史考证中的历史“疏通”之作。

1917至1923年，陈垣先后完成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后来合称“古教四考”，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研究空白，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陈垣关于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成果还有《释氏疑年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后三书又合称“宗教三书”。他在1923至1927年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从选题到材料，从方法到内容，达到了当时历史考证研究的最高水准。这部著作从文化传播、交流与融合的角度，对元代文化发展状况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内容包括元代西域人在儒学、佛教、史学、礼俗、文学、美术等多方面的成就，并结合民族迁徙、中西交通、西北史地的研究，通过阐述元代西域各族接受汉文化的事实，纠正了明以来轻视元代文化的倾向。《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学术意义已不限于历史考证本身，如陈寅恪誉其“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限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陈垣还在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史源学和校勘学等方面均做出了开创性成就。他校勘《元典章》得出各种各样的谬误一万二千余条，于是取其有代表性的校补实例分类示之，作《〈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总结出“校法四例”（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胡适评价这“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

陈寅恪留学欧美十余年，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多年海外留学的经历，让陈寅恪掌握了多种域外语言，更让他能够在历史研究中融会多种语言的文字史料，以更为宏阔的史料观扩展历史研究的视野，探索历史现象的深层内涵，洞悉中外史学的特点，进而提出以民族本位、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精辟识见。陈寅恪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对于研究历史、评价古人及其著述，陈寅恪强调“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所申明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是他贯之始终的学术理念。陈寅恪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不古不今”当指中国中古史时期。他在佛教史考证、唐史研究、诗史互证、六朝史论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属中国中古史范畴。陈寅恪在民国时期发表的部分文章收录在《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还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著作。

以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为代表的史家，不仅在其各自的历史考证研究中取得了杰出成就，而且在引领、推进近代中国史学的不断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新历史考证学为主的民国时期史学研究趋势，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学科，扩大了历史考证学的研究范围。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新学科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中外交通史、中西交流史、科技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受到格外重视。在古史考证、宗教史考证、民族史考证、历史地理考证、学术史考证等领域，有意识地使用甲骨文、金文、简牍等新发现的史料，并结合笔记、杂史、档案、方志、域外史籍等文献史料，以及石器陶器、石窟壁画、墓铭碑拓、玺印封泥、兵符唐尺等实物史料，突破了以往多以传统文献资料为主的局限。在文献史料方面也出现了校勘学、年代学、史讳学、史源学等。在历史考证的具体选题和内容成果上，或超越前人，或发前人所未发，解决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近代史学中的通史、断代史、各类专史以及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撰述是建立在这些具体的、专题性的历史考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此外，历史考证的研究动机与研究内容也不是全然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赋予现实关怀。如顾颉刚创办的《禹贡》杂志，其办刊宗旨从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转向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抗战时期陈垣在沦陷区北平也借历史考证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等等。一批以历史考证见长的史学家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的重要研究力量。如古史研究领域的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吴其昌、徐中舒、徐旭生等，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劳幹、贺昌群等，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陈寅恪、周一良、岑仲勉、唐长孺、严耕望等，宋辽金元史研究领域的聂崇岐、冯家昇、邵循正、陈述等，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孟森、李华晋、吴晗、萧一山、王崇武等，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张星烺、冯承均、向达等，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谭其骧、史念海、王静如、韩儒林等，宗教史研究领域的陈垣、汤用彤等。历史考证学以其严谨、扎实、广征博引、实事求是的研究手段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历史考证毕竟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对史料的考证、弄清史实也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部分，“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 。仅凭历史考证还难以作到对宏观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还难以上升到对客观历史的一般性认识的层次。

民国时期史学在新旧中西间的张力中还表现出了其他多种发展趋向。

1918年底至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目睹了一战后西方的实际状况，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实际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对曾经大力提倡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也改变了以前激烈否定传统史学的态度。此后，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而对于政治则放在其次，“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 这是他一生数次变化中最重要的一次。他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过程，评价了三百年间众多主要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既勾勒出了学术思想演变的脉络，又对重要学者和论著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基本的学术理念来自于西方史学，而论述内容则以中国古代史学为学术资源，包括研究历史与编纂史书的范围和目的，史料的采集、考辨和使用，史书的编次，对旧史书的改造，史家的修养等。梁启超晚年自忖，“假如我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 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在史学方面有着全面的规划。梁启超后期的学术建树既具有总结性又具有开创性，为中国史学转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3年5月出版的《努力》周报所附《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他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此后，他又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引发了古史论战。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斩除思想上的荆棘，指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信，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史学的窠臼，迈出了以史学独立、史学“求真”为宗旨的近代史学学科建设的实实在在的一步。1926年6月，汇集了讨论古史的信件与文章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一年中重印了二十版，疑古学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至1941年，共出版了7册。在《古史辨》系列中支持、赞同并声援疑古学说的学者被称之为“古史辨派”。顾颉刚还创办了《禹贡》杂志，成立了禹贡学会。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禹贡学会将研究方向转移到边疆史地和民族学方向，恪尽学者报效国家的职责。顾颉刚培养的历史地理学人才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镇。顾颉刚整理的《吴歌甲集》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组织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开民俗学田野作业之先声，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则首次将传说故事纳入学术研究领域，这些学术业绩使顾颉刚成为中国民俗学的领路人。

柳诒徵早年曾编写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在东南大学期间，主办《学衡》《史地学报》等杂志，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这些杂志上。柳诒徵不赞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诸如白话文学、浪漫主义、实验主义。他明确表示：“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 他反对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即如《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柳诒徵更多地倾向于尊崇和维护传统，也主张汲取和融化西方的思想文化。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以近代史学极为关注的文化史视角，辅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贯通古今地阐述中国文化发展。柳诒徵的另一部代表作《国史要义》，以归纳传统史学理论范畴、阐释国史要义为主体，虽难掩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但通篇以中国史学资源为素地。全书共十篇，先后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分专题依次申论。其书历时愈久，其蕴意愈可回味，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吕思勉以淹博的学识，完成了数量宏富的历史著作。他的《白话本国史》是民国年间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材，被誉为“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还撰写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以及民族史、社会史、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等多部专史，并在历史研究法、史学评论等方面多有心得。在以专精考证为主要史学趋向的民国时期，吕思勉坚持以贯通的眼光考察历史的宏观发展进程，关注历史上的制度沿革、风俗变迁、文化嬗递、朝代更迭，集观点与考证于不同体例的通史撰述中，表现出了突出的历史见识和深厚的史学功力，形成了以“观其会通”为特色的治史格局。钱穆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主刘歆遍伪群经以助王莽篡汉之说提出怀疑并予以辨正。《先秦诸子系年》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通过对材料的曲证旁推、纵横贯通诸子而非拘于某一流派的考证方法，对诸子的出身行实详加考订，探明各家的学术思想渊源。《国史大纲》是钱穆在抗战时期完成的中国通史撰述，全书从上古三代至清代共分八个部分，以纲目体行文，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民国时期的又一通史名著。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唯物史观已经开始被介绍进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杨匏安、李达等人，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和宣传者，他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和历史发展，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1916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要论》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阐发他的史学思想的史学名著，全书分六个部分，言简意赅地论述了关于史学的六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书中反映的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史学与社会，与人生观之间的联系的重视程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前途何在、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等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知识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论战的参与者都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取得了重要地位，产生了广泛影响。1931年创刊出版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直到1933年停刊，该杂志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阵地，各家各派陈述自己的观点，相互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论战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有什么主要特征？第三，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深入与延续。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结果，对革命者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明确革命的对象、任务、前途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得到人们的共识。

1930年，流亡于日本的郭沫若完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著作以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通过考释甲骨文、金文，将对古文字的研究心得运用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诸阶段，首次在研究中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的结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开创之作，被评价为“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建立。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规模与研究群体。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通史、古史分期、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研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延安，范文澜撰写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党史和民族史也是延安地区史家的研究重点；在重庆，聚集了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史家，郭沫若撰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吕振羽撰写了《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撰写了《中国史纲》（翦伯赞此前完成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撰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体系和话语系统初步形成。

总的来看，开始于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中国近代史学，在历史观念、撰述形式、研究方法、学科建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救亡图强的时代主题成为中国史学转型的直接原因，世界眼光、国家和民族意识促使近代史学在整体上突破了古代史学视中国为“天下”的传统视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民国时期史学崇尚“科学”的历史学、追求史学“求真”。西方史学不仅是中国史学学习和追赶的目标，也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学走向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民国时期史学的各种研究趋向、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都或多或少地与西方史学的影响有关系，而怎样看待、借鉴和继承传统史学，也同样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问题。中国近代史学在学科设置、历史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组建研究机构、创办学术杂志等诸方面的举措，使历史学学科化建设趋于完善，近代中国史学成为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的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历史研究中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对新史料的重视与利用，使民国时期史学发展以历史考证为主流。唯物史观史学在探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以明确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的努力中逐渐成长起来，唯物史观史学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对历史研究的宏观把握、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视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特点，都与历史考证学有着明显不同，是民国时期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ZhUWoseZCNDwmW2UhumKHDvelMPLHbvnrr4RotkzOqi6cj9LypedmtDdd+HxJK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