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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史学的产生到19世纪末，中国古代史学依时代先后大致可以分为先秦时期史学、秦汉时期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隋唐时期史学、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史学和明清时期史学等六个阶段，不同时代的史学虽各有特点，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史学从单一到丰富、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先民对往事的代代相传。文字出现之前的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既反映了先民的历史意识，也存留一些史事的真实因素。然而充满了人们的想象、寄托、好奇、憧憬等期盼的口述往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更多地演绎为神话和传说，杜撰和虚构尚不足以作为可信的历史真实来看待，尽管这些神话和传说不乏些许真实的影子。
到了商朝，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因为甲骨文的内容以占卜的记载为主，又被称为卜辞。从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看，在殷商后期，对史事的记载已经具有了较为明确的日、月、年的时间意识，而同时具有文字、时间和内容的记载三方面的要素，应当是史学的最早形态，所以甲骨卜辞的发现，不仅有力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也成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历史的记录形式。金文是刻在青铜礼器上的铭文，也称钟鼎文。西周的铭文主要记述了祀典、征伐、赏赐、颂德等活动，多的可达五百字左右。金文比甲骨文有明显进步，在内容上分记事和记言不同类别，时间概念也更明晰。金文铭刻末尾常见“其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话，表明了保存器物，也保存历史记载的历史意识，这与甲骨文相比是不同的。
西周、春秋时代得以流传到后世的传世文献以《尚书》和《诗经》最具历史价值。《尚书》是一部先秦政治文书汇编，汇集了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基本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告。经考证，已认定有《今文尚书》28篇是可信的。其中《虞书》《夏书》共4篇，是春秋战国时期根据相传旧书整理或改写而成；《商书》5篇，《盘庚》最有文献价值，约西周早期成文；《周书》共19篇，除《洪范》作于战国时期、《文侯之命》和《秦誓》作于周室东迁后、《吕刑》时代待考外，余下的15篇作于西周。《尚书》保留下了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的记载，如《盘庚》是说服和动员商人迁徙的通告；《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被称为“周初八诰”，记载了周之东征、营建洛邑、封侯立国等举措；《牧誓》记载了殷、周政权更替之际武王伐纣的大致过程，反映“殷鉴”的历史观念；《顾命》写出了成、康交替时的政治状况；《无逸》《君奭》《立政》是王室内部的政论。《尚书》是早期中国历史记载的最重要的传世文献之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作品大约写成于宗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余年间。《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共305篇。《国风》160篇，按国编排，主要是各国各地的民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与大众生活风貌；《小雅》74篇，《大雅》31篇，主要是贵族享宴和讽谏的歌辞；《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主要是王室和诸侯的祭祀歌辞。《诗经》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作为历史记载来看，不免存在一些局限，但是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雅》《颂》部分有很多咏史篇章，如《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篇是歌咏周王朝先祖建功立业的文治武功；《下武》《假乐》等篇是歌咏周成王、周康王以下“率由旧章”“绳其祖武”的升平时期；《崧高》《江汉》等篇是歌咏周宣王的中兴业绩；《桑柔》《召旻》等篇是感叹、讽刺周厉王和周幽王时的暴政与衰败。如果把这些诗篇联系起来看，就是西周的兴衰历史。
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记述逐渐突破了官文书和诗篇的形式，诸侯国开始以时间、年代先后编年记载本国的国史。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可知诸侯国的国史各有其名。国史主要记载的是当时朝聘、会盟、征伐、筑城、祀典等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记载形式包括只记某时发生的某事、写出史事发展过程、记言记事相结合几种。没有一部当时的国史流传至今，后人只能从孔子据鲁国国史修订的《春秋》及相关记载中了解大致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国史在编纂形式上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记载的必备要素，人物活动和史实发展在记载上也有了连续性。国史较之卜辞、金文，以及《尚书》《诗经》等都有很大的进步。国史的出现，对中国的史书记载，尤其是编年体史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孔子修订的鲁国国史《春秋》，编年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间的鲁国史事。《春秋》因孔子赋予其“微言大义”而成儒学经典，也称《春秋经》，按时间顺序编排史事，记事简略，一般在年月日之下只记事目，记事最多的只有三四十字，最少只有一个字。《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比事”指按照编年体史书的时间先后要求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属辞”也称“书法”，指用规范的文字使记事简明扼要、用特定的语言表达作者对所记史实的褒贬态度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以此反映撰写者对事件性质的判断和态度。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说明《春秋》在后人眼中，其教化功能超越了史学意义。
大致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左传》，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较成熟的编年体史书。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左传》曾被视为注解《春秋》之书而与《公羊传》《穀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但是现在人们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部独立于《春秋》的史书。《左传》全书大约19万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下限比《春秋》晚了13年，共255年。所记晋国史事最多，鲁国、楚国史事次之，郑国、齐国史事又次之，还有卫、宋、周、吴、秦、越、陈各国史事，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军事、政治大事，也记载了其他方面的社会情况和代表人物的言论。记载体例更为成熟，虽为编年体史书体裁，也使用了纪事本末的方式或传记体的写法，以弥补编年体史书体裁的不足，成功地勾勒出春秋时期王室及各诸侯国兴亡之迹和当时社会的状况。书中对战争的记载如齐晋鞌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均成为古代史书中记述战争的名篇。
先秦时期的史学名著还有《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世本》等。《国语》是一部分国别的记言体史书，以记述政治人物的言论为主，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是了解春秋乃至西周后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时期说客辩士的权谋和军政大事的书，也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善于以生动的语言，酣畅淋漓地铺陈形势的利害与辩士的意见，展现了历史人物的论辩智慧和思维水平。《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年出土于战国后期魏襄王墓中的一部由战国后期魏国人撰写的编年史，所记史事自上古至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是现今所知最早的具有通史性质的史著，经西晋著名学者束晳、荀勖、和峤等人整理抄录保存，其记载的一些史事与《尚书》等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此书约在宋代亡佚。元代以后流传的《竹书纪年》2卷，为《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等学者证其为伪书。又有清代学者朱左辑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再辑《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古本均非西晋出土时原文，其史料价值虽难定论，却也不失为了解先秦历史的参考书籍。《世本》也是一部久已亡佚的史著，由帝系、本纪、世家、传、谱、氏姓、居、作等部分组成，是一部内容广泛的综合体史书。司马迁著《史记》创造纪传体这一新的史书体裁时，在形式上似受到它的启发。
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的产生阶段，早期传世经典的记载显示了历史传播的初始状态，《春秋》初步确立了史学的价值评判原则，《左传》是记言与记事结合在一起的较为成熟的历史著述，国史是史官制度的产物，战国时期私家修史开始出现。在先秦时期史学中，史学求真与史学致用功能的矛盾随着史学的发展而趋于明显。先秦诸子据历史建立其学说，以史为鉴的意识则成为先秦时期的史学精神之一。
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权，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的大一统局面，但是因文化高压的专制政策而使史学付之阙如。
西汉政权建立后，汉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统治思想的转变，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促进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汉初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学的重视。司马迁撰著《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撰史宗旨，将中国古代史学陡然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史记》本名《太史公书》，司马迁受到其父司马谈的影响，立志撰写一部历史著作。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便开始了《史记》的撰写，不久因李陵案获罪受刑，他忍辱负重，终于用毕生心血写成了千古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全书52万字，所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二千多年的史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规模宏大的通史巨著。《史记》为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纪传体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组成。“本纪”以编年的形式记载历代帝王或具有最大权势者的政治事迹，实为全书的纲领，即按年代记述一代盛衰大事；“表”分世表、年表、月表，分别以谱表方式记录某类历史现象的变化，有一目了然的作用；“书”，后来史书多称“志”，记载典章制度或经济文化等现象，属专史性质；“世家”融合本纪、列传两种形式，记录诸侯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家族或集团历史；“列传”记载那些在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和少数民族及域外政权。各篇附“太史公曰”，发表议论、补订史迹。在《史记》之前虽然出现了多种历史记述形式，但是《史记》有意识地借鉴以往不同的记载形式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评价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影响最大、使用率极高的史书体裁，是正史“二十四史”一直沿用的史书体裁形式。
《史记》将远古到汉的历史大体划分为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汉五个阶段，通过纪传体的形式把二千余年的历史发展变化大势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清晰有序地表述出来，用通史形式记录古往今来的历史，是司马迁的伟大创举，也成为中国史学注重通史撰述和历史贯通意识的典范。从内容上看，《史记》记载了中原地区以及西到中亚、北至大漠、南至南越、东至大海这一广阔地域内，各民族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历史活动，几乎囊括了社会历史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所记人物则包括社会各阶层，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卜者、游侠、医生以至农、工、商、贾，都在书中得到反映。近代学者评论《史记》：“这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2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
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思考，是《史记》中更值得重视的方面。司马迁不完全认同上天决定人间祸福的说法，对于天道鬼神表现出怀疑的态度。他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多次指出人心向背是成败兴亡的关键。在影响社会与历史的诸因素中，司马迁对社会经济予以特殊的关注，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集中论述了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司马迁重视历史变化，把历史看作一个从古到今的有始有终的整体过程，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的历史眼光观察历代政权的治乱兴衰。
因为有了司马迁，才使中国史学在整体上具备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器识；因为有了《史记》，才使中国的历史撰述在内容的连续性、形式的丰富性等各个方面具备了持续发展的无限潜力。
《史记》之后直到《汉书》出现的近二百年间，没有产生能够流传后世的著名史著，《史记》在汉宣帝时流传开来后，吸引了许多学者对《史记》做补续和评论。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汉初“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汉成帝年间已经积累了大量书籍，然而大量古籍编残简脱、零篇单行、讹误重复、纷然淆乱，不加以全面整理，无法阅读使用，难以流传后世。河平三年（前26年）汉成帝命刘向总揽全局，刘歆等人协助工作。刘向去世后，哀帝命刘歆继承父业，直至全部完成。他们首先整理定本，即对每种书先广求异本、择善而从，再去复补缺、整齐篇目、校正文字，补足脱简，最后命定书名、缮写定本。之后又撰写每种书的叙录，介绍作者，略述全书大旨及评价，写成《别录》和《七略》，按照图书内容分类编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共6类38种。清代学者章学诚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他们对文献典籍的整理、分类及校书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对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流传有筚路蓝缕之功。
东汉初期，出现了又一部对中国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史著——《汉书》。班固的父亲班彪撰有《史记后传》，班固在整理其父遗稿时决心完成父业，此为班固撰写《汉书》的直接动机。班固去世时，《汉书》并未全部完成，其妹班昭及同郡马续继写八表和《天文志》，完成全书。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从汉高祖初起到王莽败亡的西汉（包括新朝）230余年的历史。全书80余万字，后人析为120卷。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汉书》承《史记》而来，沿用了纪传体史书体裁，却改通史为断代，专门记载持续二百余年的大一统西汉皇朝的历史，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断代为史正符合中国历史王朝更迭的特点，《汉书》创建的断代史得到历代史家的认可，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导形式，正史“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绝大部分是断代体。班固对《史记》的纪传体也做了调整和改变。“本纪”部分明确以帝王为中心编年记载王朝大事，确立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表”的部分新增加《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前者为后世相关史书不可或缺的部分；改“书”为“志”，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目，《汉书》十志结构严整、内容博洽，成就最为突出；合并“世家”“列传”为“传”，诸传编排更为规范。论证汉朝的存在上合天意、下为正统的“尊汉”思想是《汉书》的主旨，但是在记载中，班固能够坚持如实直书，对西汉统治不乏揭露与批评，对皇朝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等方面都作了专门论述，可见他对古代社会及历史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历史见解。章学诚评价：“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从这个意义上看，《汉书》对后来史著的撰写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
东汉一代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是东汉各朝前后相续撰写的当代史，修撰者有几十人，贡献较大者是班固、刘珍、蔡邕等人。《东观汉记》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史学中的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开创了后世官修国史之例，形成了官修本朝史的传统。《东观汉记》在撰写阶段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布很广，人们曾把它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书久已亡佚，现有辑本行世。
东汉后期战乱不止，建安年间汉室衰微，献帝喜好读史，希望吸取经验教训，因感到《汉书》“文繁难省”，便命荀悦用《左传》那样的编年体对《汉书》加以改编，荀悦用了三年时间写成《汉纪》30卷，该书成为中国史学史上首部编年体断代史。《汉纪》材料多取自《汉书》，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帝纪，在各帝纪下编年记事，使全书纲举目张，充分体现了编年体史书的特点。通过对《汉书》所载西汉史事的再次剪裁编纂，“撮要举凡，存其大体”
，把一代兴衰大势清晰地展现于史书中，又着力反映其盛衰转折的关键所在，《汉纪》重新将编年体史书成功地再次运用于历史撰述中，形成“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的局面。此后，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体获得了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地位。
通史巨著《史记》和断代史巨著《汉书》的出现，使秦汉时期形成了中国史学的初步规模，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短时期统一外，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朝代频繁更迭的局面中，民族关系在冲突、矛盾与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这个时期的历史学，既要记载各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又要反映复杂的社会面貌所带来的新的历史内容，还要承担愈来愈受到重视的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加之造纸术的发明和纸的使用，史学因此得以蓬勃发展，除记载更迭频繁的王朝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注等多方面，都出现了重要史著。
据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东汉历史的史著有十余种，今存有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和袁宏《后汉纪》；记载三国历史的史著也有十余家，今存有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与本书共存；记载两晋历史的史著数量最多，后因唐官修《晋书》问世，他书逐渐失传；记载十六国历史的史著约有二十余种，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最为知名，已失传；记载南朝历史的史著，亦不下二十余家，今存者，仅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记载北朝历史的史著较少，今存有魏收等撰写的《魏书》。同时期的历朝起居注的编纂也十分丰富。
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因被纳入正史二十四史中而最为知名。《三国志》成书时间早于范晔《后汉书》。陈寿在西晋灭吴后历经十年撰成《三国志》65卷。鉴于由蜀入晋的陈寿的思想感情以及对三国时期历史的全盘考虑，《三国志》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分《魏书》《蜀书》《吴书》，既协调了正统问题的困扰，又显示出三足鼎立的历史格局，彰显出陈寿的史才。《三国志》叙事简洁、注重实录的特点也十分突出。裴松之注《三国志》，补充了大量相关史料，并于注中对史实发表评论，开史注之新风气。南朝宋人范晔不满意当时的各种东汉史撰述，自己撰写了纪传体史书《后汉书》，完成纪、传部分的90卷后因他事获罪入狱身亡。南朝梁人刘昭注释范晔《后汉书》时，将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共30卷附于其后，到北宋时合为一书。范晔著史，在材料整理上博采诸家，在对史事的评论上见解深刻独到，这是《后汉书》的最大特点。《后汉书》的许多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传的序、论，如范晔所说，都写得“笔势纵放”，颇多精彩之处，为后人所称道。沈约《宋书》100卷，志的部分几乎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其中的《律历志》《乐志》《州郡志》等颇有新意。萧子显《南齐书》60卷，志也有一定价值。《宋书》和《南齐书》的作者都是南朝很有才华的文人，两部史书的共同缺陷是崇尚华丽空洞的文辞。此外，二书充斥着天命、神秘主义观念，相比之下，更可见范晔《后汉书》的高明之处。魏收的《魏书》是古代史学正史中第一部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朝代史。《魏书》130卷，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包括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和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发展。其《食货志》《释老志》《官氏志》各有特色。魏收在史书中对一些史事的如实记载，触怒了当时的门阀大族，其书被称为“秽史”，但是经千百年的时间流传，诸家魏史尽亡而魏收《魏书》独存，证明了它的价值。这个时期还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刘义庆的《后汉书》、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鱼豢的《魏略》、臧荣绪的《晋书》、徐爰的《宋书》、谢吴的《梁书》等断代纪传体史书。
编年体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撰述的另一种常用体裁，比较知名的断代编年体史书有张璠《后汉纪》、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陆机的《晋纪》、干宝的《晋纪》、裴子野的《宋略》、吴均的《齐春秋》、刘璠的《梁典》等书。孔舒元的《汉魏春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书，是跨出一个朝代的编年体史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数量大大增加，史书种类明显增多，官私修撰的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之外，地方史志、人物传记与族谱、史注、史评类著述纷纷出现，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史学的繁盛局面。
东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华阳国志》12卷，因该地区为《禹贡》所记之梁州，有“华阳黑水惟梁州”一语，故以“华阳”名书。卷一至卷四，记“华阳”地区历史概况，述及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风土、物产、民俗、文化等历史；卷五至卷九，编年记述东汉末至东晋中“华阳”地方政权的兴替；卷十至卷十二，记载该地区的历史人物共300余人。全书自成体系，将历史风貌、政治变迁和历史人物三个部分有机地组织在一书之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南地区各族的历史、风俗、地域分布的珍贵史料。
北朝东魏人杨衒之有感于洛阳佛教与佛寺从昔日繁荣到时下衰败的变化，撰写《洛阳伽蓝记》5卷，“伽蓝”即佛寺之意，通过对洛阳城内曾经有过的40多个大型佛寺、40多个中小型佛寺的记录，涉及北魏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习俗、人物诸方面的历史情况，以及神话、异闻等，是重要的地方史和宗教史著作。
人物传记方面的进展表现为家传、谱牒和别传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家传29种，多为两晋南北朝时人撰写，南朝梁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用家传有5种未见著录于“隋志”。《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包括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共41种，而实际上的数量当比这要大得多。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与门阀士族及九品中正制有直接关系，划分士庶、有司选举、品藻人物都以谱牒为据，谱碟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谱牒，以确保门当户对。《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别传，着重以“名教”观念为本和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论行迹为主的别传记载原则，都是时代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
史注的繁荣与史评的兴起，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之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是当时史注和地理学成就的代表作。《水经》原书记载了水道137条，而郦道元的注文，大至江河、小至溪津陂泽，总计达1252条水道，不仅叙述了水流的发源和流向，还述及水道流经区域的山脉、丘陵、陂泽以及水道的变化、流域故墟的历史遗迹等。作者还在注中加入了他自己实地考察和访问所获得的资料，为中国古代地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该时期的史书对所记历史多有评论，以范晔《后汉书》的史论成就最高；对史学本身的议论也有间或发明，而南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则在史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此外，古史考述、通史编纂、典制记载、故事杂记等类的著述，均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丰富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史家史著明显增多、史学影响迅速扩大、史学走向多途发展的重要时期，史学也开始摆脱文史不分的局面，在古代学术体系中逐渐形成了独立为学的态势。十六国后赵元年（319年）石勒立宗庙、创制度，史载：“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召雷次宗至京师开学馆，“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
；南朝宋泰始六年（470年），“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
。当时的“史学”与今天的史学之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史学已经在当时的学术体系占有了一席之地，当是不争的事实。当初刘向、歆父子著《七略》，《汉书·艺文志》沿用其分类方法，史书因数量较少，仅列于“六艺略”下“春秋家”里。西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将群籍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的丙部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相当于历史类，说明史部书籍已经从六艺中独立出来；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大体沿用荀勖的分类法，不同的是将《中经新簿》中的乙、丙两部互换前后位置，史书成为乙部之书，最早以经、史、子、集的内容为序形成四部分类法。唐初官修《隋书·经籍志》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最权威的分类体系，史学在其中的地位赫然可见，这是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所致。
隋唐时期再现大一统盛世，历史学在整体上表现得既有气势又具规范。设馆修史成为定制，官修史书成果突出，史学评论独树一帜，历史撰述从形式到内容多有创新，中国古代史学继续向纵深发展。
隋朝短暂统一期间，隋文帝曾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但是他又关注于史书中东魏、西魏的正统问题，肯定了魏澹的《魏书》以“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
的做法，目的在于通过阐明西魏、北周系统的正统地位而最终证明隋朝政权的合理性，真实反映了统治者利用史学达到现实目的的用意。
唐初，唐高祖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贞观三年（629年），实施官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计划，同年，设立史馆，宰相负责监修，成为定制。此后的历代修史机构大致袭用此制，中国古代修史绵延不断，史馆和专职史官的设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贞观十年（636年），五部史书同时修成：《梁书》56卷、《陈书》36卷、《齐书》（后称《北齐书》）50卷、《周书》50卷、《隋书》55卷，史学史上亦称为“五代史”。其中，《梁书》和《陈书》的作者姚思廉、《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其书其学都有家学渊源，《周书》《隋书》具有更明确的官史性质。
“五代史”均只有纪、传而无志，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诏修《五代史志》，褚遂良、令狐德棻先后任监修，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学有专长者参加撰写，十四年后书成，包括10篇共30卷：《礼仪志》7卷，《音乐志》3卷，《律历志》3卷，《天文志》3卷，《五行志》2卷，《食货志》1卷，《刑法志》1卷，《百官志》3卷，《地理志》3卷，《经籍志》4卷。《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因附于《隋书》之后，又称“隋志”。《五代史志》是公认的典制史的上乘之作，而合数代典制记于一书的做法，也为后来的典志体史书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总的来看，“五代史”对所记王朝改变了以前如《宋书》《南齐书》称北朝为“索虏”、《魏书》称南朝为“岛夷”的敌视态度，把他们视为同等地位的历史存在。“五代史”中以魏徵主持的《隋书》中的史论最有价值，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成败兴亡之故的探究等方面，均极具见识。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发《修晋书诏》，诏令重修晋史，其中强调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之语，尤其凸显唐初统治层对历史学的重视程度。鉴于所存“十八家晋书”有着各种问题而不能令人满意，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启动重修《晋书》的工作，参与者主要有许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李延寿等二十余人，两年后书成，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叙例、目录各1卷。因唐太宗亲自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全书曾总题为“御撰”。《晋书》记载西晋、东晋史事，并仿《东观汉记》之例设“载记”部分，将大致跟东晋同时存在的十六国政权的君臣事迹置于“载记”中，力求在正统观念与如实记事矛盾关系中做出更妥善的处理。
《晋书》成书11年后，李延寿秉承家学撰成《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李延寿发挥了其父李大师的撰史思想，突破时人断代为史的固定思维，分别连缀宋、齐、梁、陈四代之史为《南史》，魏、齐、周、隋四代之史为《北史》，既在史书中将流行的视南北朝为华夷对立的态度变为更客观的政治对峙的历史态度，又在撰史观念上一定程度地重拾通史撰述的传统，整体格局更胜一筹。
唐初官修“五代史”及《五代史志》《晋书》，加上《南史》和《北史》，此八部史书均被列入正史中，占全部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可见唐初正史修纂的突出成就。此后，正史撰述开始趋于程式化，质量也相应有所下降。唐代官修史书的工作还包括纂修本朝国史、本朝皇帝起居注和实录，这些举措也大多被后代所继承而形成定制，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盛唐时期，刘知幾参与了史馆修史工作，于史书纂修有颇多见解，又深感史馆修史的各种弊端，终于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
《史通》20卷，包括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52篇，今存49篇。内篇以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并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外篇以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以及史家、史著得失为主。刘知幾在《史通》中所申论的主要观点是：首先，针对长期以来史书中存在的“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假人之美，藉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等种种现象，刘知幾给予严厉批评，写了《直书》与《曲笔》两篇，指出造成“曲笔”的个人和社会等多方面原因，阐发“直书”的重要性，表彰历史上那些“直书其事”“务在审实”“无所阿容”的史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明确了史家治史所必须坚持的真实原则，这种强调“直书”、反对“曲笔”的意识在古代史学中尤显可贵，是中国史学维系其学术底线得以长期发展的基本保证。其次，总结分析历史编纂学之得失、方法和原则。刘知幾非常看重史书编撰的规范性，在《史通·序例》中明确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将以往史书归纳为“六家”“二体”几种形式，分别指出其不同特点及长短得失，对设篇立目、载文、书事、记人、文字表述等各个方面的义例、原则、方法等都提出评论意见。中国史学发展到盛唐时期，经过刘知幾的梳理与评价，得以在史书编纂方面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反思，《史通》正是通过史学评论来检视以往的史著，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识。第三，提出对史家资质的要求，首次明确了才、学、识作为史家“三长”的重要性。《史通》的《覈才》《鉴识》《辨职》等篇中，不断强调史才之难得、史家所需的素质和能力等问题，《旧唐书·刘子玄传》完整记载了刘知幾对此问题的主张：“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冀，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一般说，史才，指的是史家著史的编纂水准和表达能力；史学，指的是掌握史料和具备学问的程度；史识，指的是史家撰史、论史的见识。“史才三长”论已成中国史学千百年来的不刊之论，对史学家的如此要求，从理论上保证了中国史学和史著所应该具备的品质。第四，历史学究竟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长久以来不断被追问的问题，《史通》中的《辨职》《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篇多处论及，刘知幾最经典的回答是：“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把史学之“用”和“利”贯彻于从个人到国家的“急务”和“要道”的不同层面，历史学的作用被表述得既准确、实在又明确、大气。《史通》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刻的，与刘知幾同时代的学者徐坚评价《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评价亦未过时。
唐代的官私史著数量众多，种类也十分丰富。杜佑的《通典》就是一部非常有特点的重要史著。杜佑历仕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历任三朝宰相，他明确表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是政治家治史的典型代表。《通典》200卷，记载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的历代典章制度，兼及与此相关的言论，创典志体通史的记载形式。《通典》记事以“食货”开其端，在“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基础上，依次记载选举制度、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兵刑制度，在此基础上，再记州郡、边防的具体措施，全书的结构安排有新意。为了更好地表达从历代典制中所得出的经验与启发，《通典》中有序、论、说、议、评，都是阐发著者史论的部分。《通典》“礼”的部分占全书卷数之半，且忽略正史志书中的天文、律历、艺文等内容，说明杜佑作为政治家治史，虽器识颇可称道，但视野未免有局限。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撰成《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也是唐代地理书撰述的代表作。唐德宗时，苏冕撰唐《会要》，是一代典制和类书相结合新的史书形式。域外史地的史书，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最为有名。
五代、两宋、辽夏金和元代，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非常重视历史学，以两宋史学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关于历史的认识和史学的观念既宏阔且深入，历史撰述方面的贯通气质更为突出，在具体研究方面也更为丰富和更加精致。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在正史、通史、本朝史、史书编纂体裁、史学中的义理与考证、历史评论以及少数民族历史撰述等方面都有重大进展。
五代十国时期，虽战乱不断，政权鼎革，诸朝却并未停止设馆修史的工作。后晋官修《唐书》（后称《旧唐书》）220卷，保存了丰富的唐朝原始材料，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北宋建立之后，宋太祖诏修五代史，仅一年多时间完成《五代史》（后称《旧五代史》）150卷。《旧五代史》以梁、唐、晋、汉、周各为一书，各为《本纪》《列传》若干卷；又有《世袭列传》《僭伪列传》，记述“十国”历史；又有《外国列传》，记述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史事；十“志”内容也很详备。近一百年后，欧阳修撰成《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74卷，全书结构严谨、选材讲究、考订详实、文字凝练，此为其长处，但是在内容、编排、评论诸方面都刻意讲求“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微言大义”“尊王攘夷”，利弊俱存，后人评价不一。数年后，宋仁宗诏命重修《唐书》，欧阳修主持其事并撰写本纪、志、表之序等内容，宋祁作列传，范镇作志，吕夏卿制表，经过约十六年时间的努力，完成《新唐书》（原名《唐书》）225卷。《新唐书》虽成于众手，因材料更为丰富，撰写者皆为当时名家，是具有较高水准的宋代史著，被评价为“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一些志、表作得尤其令人称道。《新唐书》同样贯穿着欧阳修师法《春秋》的撰史宗旨，行书法，寓褒贬。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同为二十四史之列，“旧书”在保存历史文献原始面貌等方面，“新书”在编订的周全、内容的详瞻、观点的深刻等方面，各有对方所不可替代之处。
北宋时期成就了一部几乎可以与《史记》相提并论的著名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曾撰《通志》8卷。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开始，身为反对新法的领袖人物，司马光辞官居洛阳修史15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撰成《资治通鉴》294卷。协助司马光撰史的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皆为成名史家。《通鉴》编撰分排列“丛目”、编纂“长编”、勒订成书等三个主要步骤，形成了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互相协调、由司马光总其成的严密合理的修史模式。司马光及其他参加者“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全力投入于《通鉴》的编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编年记述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前403年）、下至五代末年（959年）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全书以“资治”为中心，重视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把历史上治乱盛衰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人治”而避免附会于灾异、符瑞、图谶等虚妄之说，直书历史上政治的腐败、帝王的昏庸和残暴、社会的动荡、百姓的疾苦等相关事实，论证“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通鉴》能够合理运用编年体的记载形式，且叙事艺术高超，尤善于写战争，留下了“淝水之战”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书中“臣光曰”评论历史人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陈说长治久安之道，集中表达了司马光的政治和历史思想，在《资治通鉴》中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资治通鉴》对当时和其后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续补、改编、注释、仿制、评论之作相继出现，形成“通鉴学”。在改编的著作中，《资治通鉴纲目》和《通鉴纪事本末》最为流行，它们各自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南宋思想家朱熹据《通鉴》以纲目体形式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于纲、目之间将史事、史论、评价分别纳入其中，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系名教观念为示范，分行文格式定历代政权之正统，虽行文简明扼要，眉目清晰，但教化功能胜于史学意义。南宋史学家袁枢因《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且因编年记事难以连贯记载历史事件，遂以《通鉴》原书为本，提取历史大事之始末过程，分类编辑，“因事命篇”，按时间先后编成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创立纪事本末体，被评价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三大史书体裁之一。《资治通鉴纲目》和《通鉴纪事本末》均因《资治通鉴》而产生，由于其形式内容更适合人们的阅读理解，故普及率甚高，反倒成为时人及后人了解历史的流行读物，影响极大。后续作成的各类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亦蔚为大观。
唐宋以来，在断代皇朝史撰述久盛不衰的情况下，通史撰述重获重视并逐渐兴盛。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外，南宋时期郑樵撰写的纪传体通史《通志》也是通史撰述的代表性史著。《通志》的优点不仅表现为在记载内容上古今贯通，更在于郑樵对通史观念的理论阐发。郑樵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撰成《通志》200卷。在其书《总序》中，郑樵对“会通之义”作了阐发：“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他提出，通史之作一方面要汇集文献史料而能融会贯通，一方面要具有“极古今之变”的“会通”意识，不但在时间上要古今贯通地看待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要具有对于历史的通识。除了提倡“会通之义”，《通志》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二十略”，郑樵自称为“总天下之大学术”，其中的《氏族略》《艺文略》《校雠略》《昆虫草木略》等尤显独到之处和学术价值。与前述之《通典》《通鉴》比之《通志》，可以明显看出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兼史学家（杜佑、司马光）与身为布衣的学者（郑樵）在撰史宗旨、著史旨趣和记载内容等方面的各自特点。
两宋之际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以及战和问题、变法问题等都需要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获得正确认识，因此，南宋时期涌现出大量的私修本朝史，以探求北宋灭亡的历史原因和回顾南宋初期“中兴”历史为重点，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以40年心血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记事起自建隆，迄于靖康，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编年体皇朝史，史料来源丰富，特别是对于那些有争议的历史大事，重视荟萃不同史料以互相参照。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北宋徽宗、钦宗二朝及南宋高宗朝这“三朝”史事，“北盟”指宋金“海上之盟”，以宋金关系为主要的记事线索，以丰富的史料反映了两宋之际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编年体裁记载高宗一朝36年历史，李心传有意把其书当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续作，全书网罗宏富，采撰精审，受到好评，如四库馆臣认为：“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
中国史学中的当代史撰述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宋代学者在金石学、考据学方面亦有创获。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是代表性著述。前者是迄今可见最早的金石学专书，记录欧阳修搜集的器铭碑刻；后者记录著者搜求所藏的两千余件金石铭刻的目录以及为其所撰部分金石铭刻跋尾，书后有李清照撰写的跋文，文辞婉转，寓意深沉。金石学的迅速发展对历史学产生重要影响。宋代考据学发达繁盛，对史书的考异、纠谬、刊误十分突出。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的同时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汇集了《资治通鉴》考证史料时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专门摘举《新唐书》的谬误并总结其致误的原因。此外，宋代还出现很多针对前人史书进行修订、刊误之作。
五代以后，北方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这些政权都有本民族的文字，有独具特色的史官制度，有本民族的史家，用汉文或其民族文字撰写出许多史书。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忽必烈即大汗位，设立翰林国史馆，编修国史并着手编纂《辽史》和《金史》。元朝统一后，翰林国史馆纂修实录、后妃及功臣列传，而《辽史》《金史》和《宋史》的修撰却一直议而不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确定在史书中如何处理辽、金、宋三朝地位。“或欲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各持论不决。”
拖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有大臣进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
顺帝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右丞相脱脱为总裁，脱脱正式确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定下“三史”纂修的格局，经过三年多的时间，《辽史》116卷、《金史》135卷和《宋史》496卷全部完成。三部史书虽成书仓促，讹误较多，但因前朝史料多有保存，各书在材料和质量上颇有可取之处，尽管频遭后来学者诟病并屡有学者欲重修三朝史，却也未曾出现可以替代元修三史的著作，是为元朝官方史学的重要成就。蒙元官修史书，如《蒙古秘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书，都是重要的历史著述。“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修史意识及修史过程中反映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也是值得重视的。
以宋遗民自居的马端临，在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前后开始撰述《文献通考》一书，历时20余年完成。《文献通考》记事起自上古，至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共348卷，凡24门，继承了《通典》的规模而分类更加完善和细化，扩大了典制史的范围。《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被称为中国史学上的“三通”。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明清时期史学已处于后期阶段，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古代史学从此走向“衰落”“终结”。时代与学术趋向的变化，影响着明清时期史学不断形成其新的特点，明代私人修史的繁荣、明清之际学者对历史的深沉思考、清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及史学理论的建树等方面，较之以往都有明显进展。
明代官修《元史》因成书仓促而成就有限。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得《元实录》等文献材料，明太祖随即下诏修纂《元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告成书。明太祖急于诏修《元史》，目的之一是通过撰写前朝史书证明明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朱元璋不时督导史局，申言自己的意志，史臣在巨大的压力下只能“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不敢轻发议论，“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而已。
《元史》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编纂最草率、问题最多的一部正史。有明一代先后修有13部实录，合3045卷，系统记载了除崇祯朝外所有15朝史事，然而史官时常篡改于统治者不利的记载，加之明代党争突出，个人恩怨也往往被带入编纂之中，致使《实录》“史之曲讳甚多，不可枚举”
。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代私撰史著的数量之多，是以往各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明代私人历史撰述以本朝史居多，本朝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大量出现，无论是在编纂实践，还是在理论认识方面，都留下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到了明后期，出现了以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生活等国计民生各方面奏议汇编而成的史书，从正德、嘉靖之际到明末，先后编纂刊刻的经世文著作20余种。与此相关的是在制度专史撰述的拓展上，出现了专门记述漕运、盐政、赋税、厂库、关榷、荒政、学政、茶马、钱法、矿业、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专史。此外，还有众多被称作“别史”的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的私修史著以及数以千计的记载王朝掌故、历史琐闻和社会风俗等内容的笔记。这些存留下来的著述，方便后人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明代历史，然而各类著述的撰述者水平参差不齐、撰写动机亦各不相同，歪曲、隐讳、编造、夸饰、阿谀、好异之词充斥其中，不仅促成了恶劣的学风，也严重影响到了这些著述的史料价值。
明代的官私方志编纂数量巨大、编修区域普遍，明代共修成各类志书2892种，是宋、元方志总和的五倍。有反映全国面貌的“一统志”，如《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这样的巨帙志书；有反映各级行政区划状况的“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乡志”乃至“里志”等；有反映军事区域兵事、武备的“卫志”“所志”等；有反映边关要塞重镇形势及军备的“边志”“关志”等；有反映少数民族地区风貌的“土司志”，以及一些山、水、书院、寺庙等不易归属的“杂志”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方志，从不同层面生动地展现出明代的社会发展，展现了明代方志编修空前繁荣的局面。
明朝兴办学校，奖掖读书，各类通俗性史书广泛刊行于世，形成了历史知识普及热潮；历史知识还通过小说、戏曲等形式传播于社会，其与史学的劝诫、教化等观念相得益彰；士人热衷于史论、史评，富有创见的观点裹挟其中，真知灼见亦值得重视。
面对明代史学发展与普及的状况，明后期有人开始重视强调史学的经世之旨和强调史学的严肃性，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也受到关注。嘉靖、万历年间，王世贞和胡应麟是这种趋向的代表人物。王世贞有《弇山堂别集》等多种著述，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命题
，说明对“史”的认识的深化。他对几类史料的不同价值分析的十分到位：“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缵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胡应麟的论述集中于《少室山房笔丛》，在历史文献与历史编纂方面多有新见。李贽著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这些著作中的历史评论富有批判精神。
明清之际是朝代更迭、社会剧变的时代，史学家面对明朝灭亡的现实反思历史，前一阶段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批判思想，在严峻的现实状况下，都得以深化，学风也更加朴实。曾亲身投入抗清复明活动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史家的著作和思想是这个时期史学的杰出代表，他们都主张学术经世致用，都将批判锋芒指向专制制度。顾炎武一生著述宏富，《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两书纂辑了社会经济、地理、政治的丰富资料，荟萃了他一生所学心得的《日知录》是其代表作。经世致用是顾炎武毕其一生所着力提倡的治学精神，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他重视实证与博学，继承并发展了宋人运用小学、金石学和版本目录学考经证史的方法，开启一代考据之风，为清代及后世学者所推崇。黄宗羲见复明大势已去，悉心编纂明代史料，所著《明儒学案》是一部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创学案体，按照时间先后以及不同学术授受统绪，将明代200余名学者的生平、著述及学术观点分17目19个学案记述下来。后又着手编撰《宋元学案》，未完而卒，其子黄百家继之，仍未完成，全祖望复以10年之功修订增补而成。黄宗羲治学强调学有宗旨和自得之学，力图做到不对任何学派刻意褒贬，力戒门户之见。王夫之一生著书多达百余种400余卷，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文字训诂、天文等多方面。所撰《读通鉴论》《宋论》是他的代表作。王夫之提出了“势、理相成”的理论以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认为历史发展中没有脱离“势”的“理”，也没有不表现“理”的“势”，“‘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
，理势合一的“天”，主宰历史发展而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王夫之的观点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认识的空前高度。
清前期还有几部私人历史撰述值得重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内容丰富、考订精审、体例严谨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全书以经世为务，“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
，尤重视军事地理的内容，是集古代历史地理之大成之作。査继佐的《罪惟录》、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等是记载明代史事的史书，而书中对南明历史的格外关注，均反映出明末清初史学面貌。
在清朝统一局面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官方修史机构也建立、健全起来，官修史书种类繁多，其投入之大，部帙之巨，都超过了以往各代。清代官修史书可分清当代史纂修和清前代史纂修。其中当代史著述重要者有《清实录》《清国史》《清会典》，诸《方略》《清一统志》《清漕运全书》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等，前代史纂著重要者有《明史》和续“三通”等。《明史》的修纂，前后历时近百年，历经顺、康、雍、乾四朝方告完成。因复国无望转而志在“存史”观念，一些汉族学者或直接参与，或“布衣”支持，形成“朝野合作”齐心著史的局面。明史名家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为最终成稿奠定了坚实基础。《明史》332卷，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年）。全书详略得体，繁简适中，对史实的考订用功极深，体裁完善且有创新，是公认的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臻于全盛，其范围广泛涉及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算术、舆地、声律、礼制等不同领域，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古籍得到了全面的整理，一向难以通解或真伪难辨的文献得以明辨，沉埋已久的古音古义得以复现。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以王鸣盛、钱大昕等为代表，他们的成就推进了史学从叙史向考史方向的转变，其中所蕴含的考证方法为近代史学所重视；崔述则以疑古考信独树一帜，开后世疑古之风。此外，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历代史书和以往史学的评论，赵翼等学者对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理论探究等，都是清代史学建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期还出现了一位以研思史学理论著称的学术大家章学诚，他的《文史通义》与千余年以前的刘知幾《史通》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双璧”。
章学诚一生多奔走于各地，或任教书院，或入幕协修史著，或在地方主持修纂方志，他认为，“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著《文史通义》，“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
《文史通义》8卷，兼论文、史，以史为主，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专论文史理论问题，外篇3卷，主要论述方志编纂问题。“六经皆史”说从明中期就开始盛行，章学诚将其作为他的史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问题进行阐发，认为《六经》不是“道”本身而是载道之“器”，从而申明了经史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论证“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的史学意义。与刘知幾一样，历史编纂理论也是《文史通义》的主要内容，区别在于，他声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试图从认识论的层面用抽象的史意去深化已经趋于固定或程式化的史书编纂形式、史事表述方法，形成了章学诚在历史编纂理论上的新见，史家对事与文要有“别裁心识”便显得更为突出。章学诚从整体上就性质把史书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别，分别指出“圆而神”“方以智”的不同特点和“撰述欲来者之兴起”“记注欲往事之不忘”的研究目的，“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
刘知幾提出史家需具有才、学、识三长，章学诚进一步提出“史德”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即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及道德品行修养，“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尽可能不以主观偏见代替客观史实陈述，将史家的主观影响克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他明确界定“方志乃一方全史”
，改变了“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
的局限。关于方志的内容，章学诚建议“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
，在编纂方志的过程中应遵循详近略远、载要简明、体例严谨、内容真实、文字雅洁等原则。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在传统史学依旧延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史坛受到时代变迁的刺激，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向。如：因列强侵蚀中国边疆领土而出现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史著即是代表；因魏源的《海国图志》带来的“开眼看世界”使中国人开始涉足于外国史地研究领域，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史著即是代表；因不断出现的社会危机，当代史撰述受到重视，出现了多种记述清廷平定各地武力行为的“方略”之书和对两次鸦片战争的记述等。这些新的趋向，预示着古代史学即将走完其漫长的路程，中国近代史学很快将开启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