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大家庭中，史学史显得有些“小众”。史学史既非叙述历代王朝成败兴亡、治乱兴衰的过程，也非叙述那些具有各种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亦非叙述那些宏大叙事视野之外的阶层、群体、个体等的历史存在，史学史叙述的仅是历史学这门古代的学问、现代的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或许就注定了史学史即便是在历史学领域也未必能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更遑论在人文学科或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史学史因此就无足轻重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且不说各学科发展史的意义之于本学科的重要性，如文学史之于文学、哲学史之于哲学，即如从史学史的学科特征和研究内容来看，它大致包括对不同时期史书史家与史学流派的总结与评价、史学成果及其内在的史学观念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的深层作用、史学发展在不同时期与当时社会的互动关系、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间的渗透和影响等，这些基于历史学各个研究领域的具体成果之上所具有的总结、反思、批评、评估、展望等基本属性，都是本学科其他领域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那么，史学史的重要性则是不言而喻的。如此说来，史学史不仅是历史学研究层面所必需的，同样也应为初学历史者或历史爱好者应该大致了解的，因为，过往的历史是赖于历史学者的记载而流传下来为大众所知的，只有明了古往今来的学者是怎样记载历史的、客观历史在历史学家笔下何以呈现如此之样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不是真实全面的、前人对历史的评价是不是恰当客观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才真正有助于人们更正确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和评价历史。因此，史学史研究或许显得“小众”，但从史学史研究中所得到的认识与启发是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或目的，主要是要讲清楚中国史学是怎样发展的、中国史学给人们提供了怎样的历史知识、中国史学有什么特点、中国史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什么影响等问题。笔者并不奢望通过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能够找到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但是却坚定地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是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史学乃至认识中国历史的一种有效途径。朱维铮指出：“中国的史学遗产，以它在世界文库中无与伦比的丰富程度令人惊叹，更以它绚丽多彩的记录形式令人眼花缭乱。它的门类，照十八世纪目录学家的区别，便有正史、别史、杂史、传记、政书、史评等十五类。它的体裁，照古代历史学家自己的命名，大的有纪传、编年和纪事本末，小的有笔记、野史、家乘、谱牒等等。”“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历史编写形式，都已被我们的先辈所发现，至少创造过某种雏形。” 先辈史家历史撰著的数量与种类趋于无与伦比的丰富程度，在编纂形式上几乎穷尽中外史学上的已知各种编纂形式，达到如此程度的基本动力就是为了更好地记载历史、认识历史，以此为研究对象，是中国史学史的基本任务。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或研究内容，除梁启超、金毓黻、蒙文通等先辈学者的论说之外，近几十年较有影响的一是白寿彝提出的“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之说，一是朱维铮提出的“历史编纂学史”“历史观念史”和“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三个方面之说。白寿彝所说的历史理论，又被人们解释为对客观历史的理论认识和对史学自身的理论认识两个方面，前者可称为“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后者可称为“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更偏重于哲学范畴、“史学理论”更偏重于史学范畴，史学史当以“史学理论”的研究更受关注；史料学即历史文献学，作为史学史研究内容之一自是题中之义，但是历史文献学属于目前学科目录中的二级学科之一，已自成一个研究领域；历史编纂学是史书的表现形式，是史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历史文学，在这里特指历史撰写的文字表述（非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准确、凝练、生动”为标准，然而近年来受到关注的历史叙事、历史书写的文本属性等理念，更重视渗透于历史书写中无处不在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其重要性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与此相比，朱维铮所提出的史学史的结构不包括前者的“史料学”和“历史文学”，增加了“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与白寿彝提出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相近，朱维铮也提出了历史编纂学史和历史观念史，朱维铮的解释亦有其特点：历史编纂学史“既需要继续探究各类历史记录形式的递嬗与衍变，厘清与重要作品攸关的人和事的历史实相，还需要深入考察与作品作者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和重大事变。从事后一项工作，尤其需要克服种种非史学的干扰，诸如古为今用、以术代学、以论代史、惟权是尚的等等”。历史观念史是“在社会历史中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的复杂历史认知的存在，那复杂性就在于这类认知总是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错综交集的特色”，“观念未必形成理论。但观念的萌生、分蘖、争存或荣枯，却是历史的整体映像，在历代史学遗存特别是非官方的载籍中多有踪迹。除了狭义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史学史还需要从更高层面系统考察历史观念史”。至于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虽“历代都有目治耳食的记载” ，但与中国史学有实质性互动还是要从19世纪后期开始，它更多地属于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部分。综合两家之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恐离不开广义的史学理论（观念）史和广义的历史编纂学史两个基本方面，从大处着眼，理论观念方面包含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思想、史学批评、史学评论等，怎样确定这些概念的范畴与内涵、如何阐释这些概念的古今要义、如何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大难题；历史编纂方面含历史记录的各种形式（史体）、私家著史的旨趣与特征、官修史书的体制与方法、历史叙事的取舍与考量、文本书写的隐喻与描述、社会因素对史书编纂的影响、文化因素对史书编纂的影响、相关学科对史书编纂的影响、特定时期史学所处的生态环境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以后，中外史学的比较与融通加入其中，构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三大板块。

中国史学史是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后的产物。将历史学作为近代学术分类中的一门学科，便会具有学科史的意识，中国史学史学科意识的产生仅百年左右，面对的却是有着两千多年漫长发展过程和厚重积累的中国史学，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怎样用学科化的历史学概念去阐述长时期并不具备近代学科化意识，而只是作为传统知识结构中的一门学问的古代中国史学。换句话说，无论是对历史学功能、性质、作用、意义等的认识，还是对历史学研究对象、史料范围、研究方式、成果形式等的理解，传统史学与近代学科独立后的历史学并不完全一致，作为一门学科史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更多的是在用近代历史学的理念梳理古今史学发展历程。由于中国古代史学往往文史不分、经史混同，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古代史学、史家、史学观念、史学著作，常会出现顾此失彼、以今度古、强制阐释等各种问题，于是有人主张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史学史，以避免单一学科史概念造成的对古代史学史研究内容的缺失，可是史学学术史研究视角又有可能忽略历史学的学科界限，出现史学史与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文化史不分的情况。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旨趣的把握也多有不同，中国史学史研究究竟应该以考察史家、史书、最近的史学趋势为主，还是以着重于史学在其发展中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为主，或是以强调影响史学发展的各种史学观念为主，各种意见不尽相同。这样的歧义表明，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学科理论尚需进一步充实与完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

本书名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入门”，除了介绍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基本资料、主要问题等，以便为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提供可能的“入门”帮助外，多少也会涉及若干前沿性问题和笔者的一些个人观点。按照本丛书的体例要求，本书主体部分以中国史学史概述、史料概述、研究史概述和重点问题四章为主。第一章“中国史学史概述”，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史学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的大致脉络。不论是对中国史学史整体发展的阶段划分、对不同时期史学特点的概括，还是对重点史家史著的介绍、对各种史学现象的评述，都以当前研究中大致相近的观点为基础，个别处或有一些笔者己见，也以服从前者为原则。第二章“史料概述”以叙述研究不同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基本材料为主，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史学史研究的性质，其“史料”往往既是史料也是研究对象，故这里的“史料”与“研究对象”多有重合。一些经过今人整理的史学史研究史料类文献，在本书“附录”的“学术资源”和“推荐阅读文献”部分另有介绍，建议读者结合这几部分的内容一并阅读、参考。第三章“研究史概述”较为全面地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从建立至今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考察、分析和总结。该章虽提及大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却也不免存在一些遗漏，对各个阶段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的分析与评价，难免存在偏颇之处，或有着继续讨论的空间。第四章“重点问题”主要是基于目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现状归纳出一些重点问题作进一步探讨，限于笔者的研究领域和能力，所提出的问题肯定不会全面、到位，对问题的看法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虽然这也属正常现象，但仍然希望能做得更完善一点。附录部分旨在提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学术资源”和若干重要概念的解释。最后的“推荐阅读文献”部分，提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部分重要论著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