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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在1951年举办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致辞，明确了中国史学新的发展方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既需要普及，也需要提高。《学习》《新建设》《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文史哲》《光明日报·史学》以及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等杂志和报刊，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文和指导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文章，是新中国初期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对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文章公开发表在各类报刊中，一些重要文章被汇集成册出版，主要有《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先秦秦汉史研究方面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宽《战国史》、安作璋《汉史初探》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有岑仲勉《隋唐史》、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等；两宋和辽夏金元史研究方面有邓广铭《王安石》和《岳飞传》、漆侠《王安石变法》、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等；明清史研究方面有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王钟翰《清史杂考》、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等。专门史研究方面有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胡寄窗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等。有关这些著述的基本内容和观点、它们在著者本人学术成就中的地位及在该领域学术研究中的价值等资料，都是史学史研究所重视的。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了近代史研究“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线索的讨论，使近代史的理论研究得以深入。较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包括郭沫若主编、刘大年负责编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等。此外，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等近代历史大事，均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中，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资料。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民国时期处于准备和草创阶段。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学历史系相继开设了世界史课程，又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设立了世界史专业。这一系列举措，使世界史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明显加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由此建立起来。1962年，在周一良、吴于廑主持下，集全国众多世界史学者编写的《世界通史》完成出版。虽然该书有着受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影响的痕迹，但是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和世界史学科的见解，反映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产生了广泛影响，长时期成为许多高校历史系的世界史教材。吴于廑、郭圣铭、林志纯（日知）等在世界古代文明史领域，齐思和、耿淡如、戚国淦、刘启戈、蒋相泽等在世界中古史领域，蒋孟引、沈炼之、王荣堂、吴廷璆、杨生茂、黄绍湘、张芝联、齐世荣、刘祚昌、孙秉莹等在世界近代史、地区史与国别史领域，王辑五、何肇发、朱杰勤、陈瀚笙、季羡林、周一良等在东方史领域，杨人楩等在非洲史领域，耿淡如在西方史学史领域，丁则民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领域，都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世界史学者的学术建树，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和研究对象。
1950年8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考古研究所或文物研究所，举办了数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来自各地的学员进行田野考古培训。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置考古专业，此后有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等11所高校的历史系设置了考古学专业，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夏鼐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以建设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作为主要学术目标，结合考古学文化、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理论，建立了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和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此后，在继续丰富和完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同时，考古学者将研究重点扩展到史前至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人们生活状况和古代社会等方面。考古学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考古学者十分重视考古学史的研究，相关资料十分充实，这也应当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资料的组成部分。
汇集一流文史学者集体标点整理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古代历史文献典籍，是历史文献学领域的重大成果。谭其骧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断续努力，终成8册出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这些成就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标点本“二十四史”各史的“校勘记”、谭其骧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代疆域》等文章，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中国史学会成立后，很快着手组织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1951-1958年间，完成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10个专题共11分册，字数达3000余万字。范文澜为总负责人，翦伯赞、向达、白寿彝、齐思和、邵循正、柴德赓、范文澜、聂崇岐等为分专题主编。各专题设“序言”“书目题解”“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序言”阐述编纂思想，“书目题解”介绍所辑录资料的价值，并附有未选录资料名录并说明未选录缘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被评价为具有明确的编撰方针、近似类书的编撰方法、缜密的史料采撰、罕见史料的辑录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宗旨、编纂方法、编纂团队的形成、对材料的选择与整理、各专题的序言和题解等内容，都是史学史研究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文革”期间，历史研究和教学活动受到严重破坏，既无史学可言，亦无史家可言。影射史学把以往的历史当作现实的政治的隐语或注脚，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求的原则被彻底抛弃。这一特殊时期里史学和史家的遭遇所具有的警示意义，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不应忽略的，只是目前研究十分薄弱，资料也十分缺乏，希望今后能够有所加强。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史学，开拓新领域，吸纳新观点，人才培养体系化，中外史学交流日益频繁，研究成果空前丰富，中国史学进入了全方位多元发展的崭新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各类历史研究成果空前繁荣，令人目不暇接。在资料整理方面也成果显著，对古代史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和数据化处理，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近代史学资料，包括晚清民国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种史著、期刊、报纸，几乎均为各种数据库所囊括，近现代史家、学人的日记、书信、全集、专集、文集、选集相继整理出版，相关档案文献资料逐渐公开。如全集、文集类：《傅斯年全集》（全七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傅斯年全集》（全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范文澜全集》（全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胡适全集》（全四十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翦伯赞全集》（全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陈垣全集》（全二十三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国维全集》（全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顾颉刚全集》（全六十二册，中华书局，2011年）、《吕振羽全集》（全十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吕思勉全集》（全二十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全三十三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刘大年全集》（全十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日记类主要有：1993年辽沈书社出版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全十册），内容起自1920年3月6日，迄1960年4月20日，共约550万字；2007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顾颉刚日记》（全十二卷），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共约600万字；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全集》中含《顾颉刚书信集》（全五册）、《顾颉刚日记》（全十二册）；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夏鼐日记》（全十卷），起自1931年1月1日，止于1985年6月17日，430余万字；201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大年全集》中含《日记》（上下册）、《书信》（上下册）；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册），起1938年1月1日，止1946年7月14日，约86万字等。其他类如《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全十四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郭沫若年谱长编》（全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等。中国史学史研究资料也和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资料一样，呈日益丰富的态势，相信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此基础上会有更为明显的发展。
1949年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史学研究各有特点，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史学研究具有十分雄厚的实力，取得明显收获。这方面的史学史资料，因笔者了解有限，暂且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