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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现象和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直到今天，虽然全球经济有了根本性发展，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引起各种矛盾乃至冲突的、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世界进入工业化以前及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的贫困问题是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温饱难以保障，健康状况恶劣。其时的贫困可以称之为绝对贫困，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低下造成的。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世界经济迅猛发展，贫困虽一直存在，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之也产生了相对贫困的概念。
顾名思义，如果绝对贫困是一个绝对值的话，相对贫困就是一个相对值。低于绝对贫困线的穷人们无法维持基本的温饱与健康状况；而处于相对贫困的人们，大多数并不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只是与相对富裕群体相比，在日常、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差距较为明显。例如在发达国家，需要解决温饱、健康问题的贫困人口很少，大约只占到总人口的1%～2%；然而占总人口5%～20%的边缘人群是贫困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失业者或单亲家庭中的妇女和儿童等，这些人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但他们在拥有许多商品和服务方面被边缘化。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贫困问题较为复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还是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维持人民基本温饱曾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升，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和中国经济增长类似，中国在减贫上的成绩也是连续性的。虽然我国逐年提高了官方贫困标准，但每年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都在千万以上。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的40年来，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
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未来2年，还将有四千万人脱贫。这也标志着中国将用42年左右的时间（1978～2020年），将世界最大的贫困人口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小康社会。到202 0年，中国将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全部消除绝对贫困。
随着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内涵不断扩大，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区域差距巨大，贫困的相对性特征开始显现。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由贫富差距产生的相对贫困日益成为贫困问题的主要挑战。相对主流生活水平而言的贫困，相对贫困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贫困线不断提高而产生的贫困；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获取生产要素的差异、不同阶层之间财富分配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困。消除相对贫困是非常困难的。可以预见，我国在未来几年内的工作重点将会逐渐从消除绝对贫困转移到治理相对贫困上来，通过注重缓解相对贫困，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等部署实施的速度和效果。
中国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是在改革开放后提出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明确的，也是在此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实施。我国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性变革推动扶贫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以三农问题为主线的政府主导型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重点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目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扶贫开发阶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国扶贫开发的过程是不断追求贫困治理效率改进的过程：从提供物质救助的救助式扶贫到强调扶贫对象发展能力的开发式扶贫，再到强调扶贫对象自身融入的参与式扶贫，再到目前强调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精准扶贫。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农村绝对贫困是中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在更好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重大问题。这不仅凸显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而且也意味着乡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也契合我国贫困形势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变。
新时代，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政府为单一扶贫主体的扶贫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这一模式亟需改变。从扶贫的本质来看，扶贫从根本上是要解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问题。市场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手段，然而政府也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沟通协调、提供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改进以及补偿其外部性等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升级。此外，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相关工作的开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即在工作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争取用最少的扶贫资源实现最大的扶贫绩效，提升贫困治理效率，使“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落到实处。
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表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 vate Partnership, PPP）是符合新时代需求的重要改革创新。自上世纪PPP首先在英国以私人投资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的方式出现以后，陆续在许多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经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广，以中国为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实践。在中国，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推进了以PPP为中心的改革。实践证明，PPP是一项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社会化的综合性改革，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枢纽”，具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功能，是化解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机制。
2015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7年3月财政部发布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顶层文件，均提出要发挥政府投入主导作用，广泛动员社会资源，运用PPP模式参与脱贫攻坚。2018年1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提出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乡村振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促使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从而推动政府职能的善治转向、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本课题旨在总结和探索PPP模式助力减贫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经验和实施路径，挖掘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进一步发挥PPP改革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人民。一方面，本研究能够为我国扶贫领域主管部门、实践部门、社会参与者、科研机构等提供新的视角，以PPP模式助发展的思路进一步开展扶贫实践，鼓励创新性的扶贫模式，以提高其长期的可持续性，为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理论依据、为更有效地开展扶贫工作提供启示；另一方面，总结中国应用PPP模式扶贫经验，有利于促进国际减贫领域的交流，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有用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