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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贫困的根本含义是贫乏。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在任意初始资源分配状态下，市场都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资源配置的最高效率。但较高的经济效率并不意味平等，这是为什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发展，一部分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成为了富有者，另一些人成为贫乏者。这里的资源，是指生产生活所必须的一切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对于初始资源原本就匮乏的一部分人而言，很大概率会在不断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中边缘化，进而导致生产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足，更有甚者，会彻底失去改变贫乏状态的机会。
可以说，贫困现象和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同阶段对于贫困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早期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力低下，基本的温饱和健康水平难以维持。从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意义上来讲，不能维持繁衍生息的最低标准就是贫困。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温饱与健康已不再是大多数群体所要担心的问题，此时的贫困问题可能还会融入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比如文化教育状况、医疗卫生状况、生活环境状况、人口预期寿命等。
进入到20世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逐渐展开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并对上述问题形成了系统性的归纳。1901年，本杰明·S·朗特里在其代表作《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中就提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早期的贫困定义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这也为以后确定贫困线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衍生而来的收入贫困是使用最广泛的贫困定义和衡量尺度，它是指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来满足其基本需要，缺乏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来源，其生存标准低于某一底线。麦克弗森和赛伯恩在《Poverty：A Persistent Global Reality》一书第一章中提出，生存标准是指用于满足最少单位卡路里的食品需求量、最低数量的消费品，亦或是个人福利水平或者基本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世界银行用一天1.9美元的绝对收入来定义贫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贫困分为赤贫（指缺少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和综合贫困（指缺少收入以满足食物及非食物需求）。
此后，随着贫困研究日趋深入，关于贫困的定义越来越多，更多的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社会和个人等多方面原因，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发生了跨学科演进。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共体给贫困下的定义是：“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并在著名的社会经济著作《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中提出了人来剥夺评论的概念。他认为收入贫困和基本需求贫困只考虑了人类物质福利方面的需求，忽略了与人类社会属性相关了其他非物质需求。英国学者奥本海姆在《Poverty：The Facts》一书中，给贫困所下的定义是：“贫困指物质上、社会上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少于平均水平。……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它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受生命不受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活的机会。”按照他们的理论，产生出了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的概念。
按照能力贫困的观点，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本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行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
能力贫困概念的关键在于哪些能力是必须的以及如何衡量这些能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用识字率、营养状况、预期寿命、贫困母亲健康以及可预防疾病来度量这些基本能力，从而从能力的维度定义贫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权利贫困是指个体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权利贫困表现为个人或家庭由于受到剥夺和社会排斥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从剥夺的角度，对部分人群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限制和歧视即权利贫困。
制度性的权利贫困体现为贫困群体在政府政策选择和利益分配机制调整中日益被边缘化，不断地被排斥出主流社会，他们缺少参与机会、缺少利益诉求机制和途径。
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看，贫困是个人、家庭和群体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致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群体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社会排斥主要用于识别那些被排斥在福利制度之外的人，以及不能参与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人。
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政治以及公民、文化的活动之外，那么即便拥有足够的收入、足够的能力，他也依然处于权利贫困的状态。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Five Families：Mexican Cas 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贫困文化表现为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实质上，许多贫困人口受到了贫困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懒于工作、依赖福利的习惯，也由此产生了心理贫困的状态。简单地说，心理贫困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对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来说，他所面对的贫困事实必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乃至价值观念产生基本的影响。
心理贫困使穷人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扼杀了他们行动的欲望和潜能。
心理贫困也指穷人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穷人在社会群体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上个体认知、社会支持和生物免疫三大系统薄弱无力，穷人成为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
较低的收入和较差的居住条件可能会导致人感到羞耻、屈辱，觉得生活没有希望，进而产生心理问题。
在我国，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剧烈的社会变化，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农民工，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在城市中缺少归属感。改善贫困人口的心理贫困状况与提高他们的收入，完善他们的权利同等重要。
贫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涉及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问题。正因如此，贫困发生的原因也要从多维度、跨学科进行分析。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按照生产的投入和产出角度分析贫困成因可以概括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这一理论体系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于1953年在其所著的发展经济学经典代表作之一《Pro 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贫困是由于一连串的、较低的投入-产出行为造成的。从供给方面看，资本形成有一个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低收入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而又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了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低；低储蓄能力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效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同样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这就意味着较低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使得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水平。这样，形成“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效率—低产出—低收入”恶性循环。所以，贫困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导致低收入，如此循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如图1-1）
图1-1：恶性循环理论
同样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解释贫困的成因的还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在将古典经济分析应用于贫困国家的农业问题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于1960的一次题为《Investment in H uman Capital》的演说中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舒尔茨认为人力也是一种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他把个人和社会为了获得收益而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等方面所做的各种投入，统称为人力资本投资。根据这一理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造成的，贫困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
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人责任论。美国学者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这是美国学者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提出来的。他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群体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但是，一个人之所以穷只是因为他穷吗？有学者就将贫困的起因归结于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美国政治思想家查尔斯·蒂利揭示了各种组织、边界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地位对于非对称性社会互动的累积性和长期影响，使不平等生成、维持和变化的微观社会机制得到重新显现。他认为不平等起因于对生产价值资源的控制，在有限的资源供给下，就会创造出剥削，产生不平等。资源通常会聚集在不平等边界的一边，按照从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封闭理论发展而来的机会累计机制，资源富有者会通过资本、信息、技术、知识等手段累计效应，固化这种不平等边界，并在不断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中加剧不平等状态，将外来者排除在全部增加值之外。资源富有者往往还会通过效仿和适应机制，对已有的组织模式进行复制，使不平等从一种社会场景植入另一种社会场景，并不断巩固，这或许实是当今由不平等造成的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贫困一般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顾名思义，如果绝对贫困是一个绝对值的话，相对贫困就是一个相对值。低于绝对贫困线的穷人们无法维持基本的温饱与健康状况；而处于相对贫困的人们，大多数并不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只是与主流社会阶层相比，在日常、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差距较为明显。
目前所熟知的标准一般是对绝对贫困进行度量。1990年，世界银行将全球最贫穷的15个国家的贫困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转换成美元，去其平均值，大约为每人每天1美元，确定为全球贫困线；2005年，世界银行在考虑各国通胀因素和购买力平价水平的基础上，将国际贫困线从每人每天1美元上调到1.25美元；2015年，世界银行将国际贫困线的标准上调至1.9美元。
在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定义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民的基本所必须消费的食物、非食物（包括服务）的基本费用。这一定义与通常用于国际比较的世界银行标准的定义基本一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的贫困标准按照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另一方面也根据不同年度的物价水平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参照1978年价格水平，首次确定的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这是一条低水平的生存标准，是保证每人每天21 00大卡热量的食物支出，食物支出比重约85%。基于测算时的农村实际情况，基本食物需求质量较差，比如主食中粗粮比重较高，副食中肉蛋比重很低，且该标准中的食物支出比重过高，因而只能勉强果腹。
从2000年开始使用，参照2000年价格水平，并于在2008年正式作为扶贫标准使用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年865元。这代表了彼时基本温饱标准，保证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的食物支出，是在“1978年标准”基础上适当扩展非食物部分，将食物支出比重降低到60%。可基本保证实现“有吃、有穿”，基本满足温饱。
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参照2010年价格水平为每人每年2，300元，参照2017年价格水平为每人每年3，300元，预计到2020年，这一标准将上升至3，900至4，000元。这是结合“两不愁，三保障”这一2020年我国扶贫开发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测定的基本稳定温饱标准。根据对全国居民家庭的直接调查结果测算，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三保障）的情况下，现行贫困标准包括的食物支出，可按农村住户农产品出售和购买综合平均价，每天消费1斤米面、1斤蔬菜和1两肉或1个鸡蛋，获得每天2100大卡热量和60克左右的蛋白质，以满足基本维持稳定温饱的需要，同时，现行贫困标准中还包括较高的非食物支出，并对高寒地区采用1.1倍贫困线。
由于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确定生活在相对的贫困之中，是目前相对贫困标准比较通行的计算方法。比如，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归于相对贫困组别；世界银行的看法是收入只要（或少于）平均收入的1/3的社会成员便可以视为相对贫困。
用过一句话概括两种贫困之间的区别，即绝对贫困反映生存问题，相对贫困反映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面前，中国选择了支持有条件的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非平衡发展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简称“七五”计划）前期国内的生产力布局逐步朝沿海地区倾斜；“七五”计划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部地区则重点进行原材料、能源方面的建设，同时西部地带的开发也要做好相应准备。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地区之间、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逐渐显露出来，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水平有很大差别，城镇与乡村经济发展不协调，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
为了应对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模式，并且制订了以下目标：“率先对东部地区实现现代化，加快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与改革开放，逐步缩小各地区间的发展与差距；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仍需加大，加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部以及西部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减少东西部发展差距，缓解相对贫困状态的努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彰显了国家努力解决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的努力。由过去的“城乡统筹”发展，强调到以城带乡，进化到“城乡融合”发展，希望实现乡村振兴，不断减轻相对贫困的程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扶贫的概念主要由如下几种表达形式：摆脱贫困，从贫困人口的数量角度界定了扶贫的行为过程；减缓贫困，从贫困人口的贫困深度反映扶贫的行为过程。各国根据自身贫困现象的基本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扶贫方案。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来援助贫困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二战后，西欧各国纷纷效仿，现已成为发达国家扶贫减贫的主要途径之一；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援助方案、社会救助项目等途径来减少贫困，如巴西的零饥饿计划（Z ero Hunger）、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社会援助计划、印度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The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巴基斯坦的PPAF计划（Paidst an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也在为消除贫困而努力，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人道责任伙伴组织等等。我国学者王卓（2004）通过对国外扶贫减贫措施的整理，将国外扶贫模式分为三类：“发展极”模式（巴西、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基斯坦等）；“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印度、斯里兰卡），“社会保障方案”模式（以欧美国家为代表）。此外，黄爱军等（2010）还专门介绍了美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众评判”的扶贫政策。
国内学术界关于扶贫模式与路径的研究包括：第一，财政扶贫模式，主要包括专项资金（专项转移支付）、财政体制、税收优惠等向贫困地区倾斜的财政支付方式。此方面的研究主题有：财政扶贫制度（王小琪，2007）、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李小云、唐丽霞、张雪梅，2005、2007）、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吴国起，2011；王善平、高波，2012；寇永红、吕博，2014）等。第二，产业扶贫模式，通过发展以种、养业为基础的区域性支柱产业来使贫困户获得稳定经济收入来源的扶贫方式。此方面的研究主题有：区域产业扶贫模式研究（贡保草，2010；吕国范，2014；舒银燕，2014）、产业扶贫模式创新（纪丽娟、裴蓓，2015）、产业扶贫业态（覃健雄、张培、陈兴，2013；孙秀云、浦华，2014；白丽、赵邦宏，2015）、金融支持产业扶贫模式（许尔忠、齐欣，2015）、跨区域产业扶贫（巩前文、穆向丽、谷树忠，2 015）等。第三，旅游扶贫模式，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科学开发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通过旅游业发展的关联带动，实现群众脱贫致富目标的扶贫模式。此方面的研究主题有：旅游扶贫模式优化升级研究（李晓琴，2013；陈友华，2014）、区域旅游扶贫模式研究（胡锡茹，2003；李国平，2004；李佳等，2009；陈琴，2011；黄国庆，2013；李志勇，2013）、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的旅游扶贫模式（王铁，2008；邓小海、曾亮，2014）等，该模式在绿色发展理念下还是主要的扶贫开发模式，仍然会爆发出新的发展机会。第四，移民搬迁模式，针对缺乏水、土资源的大石山区群众，政府通过科学规划、分步实施、规范管理解决农村贫困农户基本的生活与生产条件，实现土地资源与人口的合理化配置、稳定解决群众温饱的扶贫模式。此方面的研究主题有：移民搬迁扶贫新思路（施国庆、郑瑞强，2010；王雁，2012）、移民搬迁扶贫模式的效果与评价（康亮，2013）、移民搬迁意愿及满意度（黄特军，2005；李东伟，2005；翁标，2013）、区域移民搬迁研究（王玉倩，2012；叶富安，2013；李壶栋、张爱国，2013；张茹，2015）、扶贫移民管理（周鹏，2013；何得桂，2014；张茹、张爱国、王耀麟，2014）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这些扶贫模式和路径的具体举措，实施主体是政府，不仅给公共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是通过政府政策等外部措施影响贫困人口是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这些赐予性的措施并不能增加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反而增加了贫困人口对扶贫措施的依赖性，多种措施之间也没有形成有效协同，对心理贫困问题的关注还非常少。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扶贫模式和扶贫措施都是针对于贫困群体的，缺少对贫困人口个体的彻底识别和针对性。针对整个贫困群体实施大规模、批量式扶贫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大量的同质性、地域性贫困问题的存在。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扶贫攻坚，这一前提条件在我国已经逐渐消失，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贫困问题纷繁复杂、致贫原因千差万别、扶贫困境层深类广，瞄准目标偏离、精英捕获现象的大量存在，传统扶贫模式和方式方法已经不能达到彻底扶贫脱贫的效果，亟需一种能够个体识别、精准定位、分别施策的扶贫新模式，精准扶贫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