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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个国家，市场经济下的运行机制就会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如逐利的公司会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只要发现市场存在消费的余力，自己的营收处于增长期，就会毫不犹豫地扩大产能，试图填满消费空间。
但是，消费总会有一个巅峰，过了这个巅峰，自然就会生产过剩，库存积压，进而债务缠身，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企业收入减少，甚至倒闭，银行将面临坏账，进而收紧贷款，更多企业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更多企业面临困境或倒闭，工人下岗，消费锐减，经济就可能陷入崩溃。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是“二战”以来影响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迄今为止，西方金融机构累计向美国监管机构交纳了1500亿美元以上的罚款，西方国家政府救助金融机构花费了近9万亿美元。
从制度根源上，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有相同之处，即资本积累快于劳动力增长，造成剩余价值对投资的比例趋于下降，因而资本主义世界长期面临利润率下降的威胁。为了追求和维持利润率，工人工资水平长期受到压制，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普遍不足。
因此，产出与消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也就是生产过剩，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对投资的刺激，造成经济低迷萧条。
在此背景下，只有通过危机来化解危机，也就是通过毁掉部分资本，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平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过剩危机，不再局限于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负债消费高涨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就是金融过剩引发新的危机。
政府、经济学界、产业界等各方力量，其实一直在想办法寻找破解过剩危机的良方，后面笔者会做一些具体的总结与解读。
不过，笔者也有一种想法是，区块链在化解过剩危机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可以贡献一些力量。
1. 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陷入毁灭性的灾难，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产品，如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等。
对这场危机的分析有很多，其中一些观点认为，大萧条发生之前，已经有很多危机的端倪，如1928年，美国木材价格下跌；1929年，加拿大小麦丰收导致美国本身的农产品价格遭遇冲击等。
从1920年开始美国经济迅速增长，这一度被视为奇迹。不过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
首先，美国农业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农村购买力不足。1919年时农场主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6%，而在1929年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8%，农场主纷纷破产。此时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1/3左右。
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却日益上升，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难以维持正常生计。
其次，美国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部门都开工不足，纺织、皮革等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危机，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
与此同时，从1920年到1929年这10年间，企业主的收入成倍增加，而工人的周平均工资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如1929年为25.03美元，还不及1920年的26.3美元。顶层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众的630倍。1929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2.4万个家庭的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3倍。直到1937年，罗斯福还坦陈，“我们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居室简陋，恶衣恶食”。
很明显，在危机爆发之前，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并没有随着生产能力的上升而获得释放。
产品供应量不断增长，而收入增长却很缓慢，世界范围内长期的供过于求，导致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这一切都预示着1929年那场大危机的到来。
2. 全球产能过剩危机
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前10年，全球经济高度繁荣，生产力快速发展，产能暴增，需求增长跟不上产能增长，从而导致全球产能严重过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被虚拟经济鼓噪起来的产品需求严重萎缩，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现，国与国之间的产能博弈逐渐频繁。
据《矿业界》统计，目前全球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钢铁、铝、玻璃、水泥、船舶、家电、汽车等产业产能均严重过剩，而且部分产品产能仍在增长。其公布的数据是，全球能源总体过剩8%~14%，钢铁过剩18%~24%，铁矿石过剩12%~18%，电解铝过剩15%~20%。
当然，也不是说每次生产过剩都会导致大规模的危机，大多数情况下，过剩的产能往往可以在日常的调控中予以化解。
一直以来，除美国之外的大多数经济较发达国家，都会时不时遭遇生产过剩的问题，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各国领导人就需要坐到一起，商量去产能的合作事宜。如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就谈到了全球去产能进度的协调问题。再如中国已与36个国家建立了产能与投资合作机制，与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与东盟等开展多边产能合作等。
不过，全球钢铁产能问题并不轻松。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钢铁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球炼钢产能为23.6亿吨，比2016年同期的23.7亿吨仅微降0.6%
。其中，除欧盟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还有中东、南美等地区，钢铁产能增幅明显。
钢铁委员会主席利芬·托普坦言，“过剩产能处于令人担忧的高位”。报告认为，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将有所回升，但不足以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
3. 中国产能过剩危机
反观我国的情况，从2011—2015年，钢铁行业淘汰的落后产能达到了印度全国的产能。而且我国在2016年发布了《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就国内的情况看，产能过剩危机一直都存在，但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国家也一直在努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连续发布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企业名单，涉及炼钢、铁合金、铜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和稀土等多个行业。
按照一般的划分规则，产能过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轻度的产能过剩阶段，对应的产能利用率介于75%~80%；其二是中度的产能过剩阶段，对应的产能利用率介于70%~75%；其三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阶段，对应的数值应该在70%以下。
但有些行业的去产能难度比较大。以钢铁为例，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1—2012年全国新投产炼钢产能约1.25亿吨，而同期淘汰炼钢产能约3700万吨，新增产能近9000万吨。不过目前产能已经有所控制。
煤炭行业曾经历黄金十年，产能过剩问题一度突出。不过从2012年之后，国家开始加大控制力度，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我国将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淘汰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加大“僵尸企业”破产清算和重整力度，做好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
2018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明确要基本完成“十三五”期间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的上限目标任务；煤炭方面：力争化解过剩产能1.5亿吨左右，确保8亿吨左右煤炭去产能目标实现三年“大头落地”；煤电方面：淘汰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2019年2月，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8年全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5%。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70.6%，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0%，提高了2.2个百分点。
除钢铁、煤炭外，我国明显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还有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土木工程建筑业等。目前政府及相关部门均在推行强有力的调控政策。
4. 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方法
追溯危机史，在资本牟利缺乏控制、生产性投资下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无论凯恩斯式的公共赤字刺激，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私人赤字负债消费和投资，都无法长期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也很难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要想破解产能过剩、启动有效需求，仅通过消费信贷和财政支出扩张刺激房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以及价格上涨刺激经济复苏，这其中孕育着一定的危险。
历史上的多次过剩危机经验告诉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普遍不足，从来都是生产与消费失衡、生产过剩的根源，靠扩大私人赤字，增加居民杠杆率，以负债消费解决生产过剩、提振需求，并不是持久之道。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想办法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同时，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还需要借助更先进的技术，不断掌握供需变化。如果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针对浩如烟海的信息展开分析，追踪消费市场的变化，则能够更精确地预测到可能的需求变化幅度，那么就可以提前在供应端制订应对策略，并推出适当的消费激活策略，也许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
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选择了以政府干涉为核心，利用大规模公共赤字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来解决和应对利润率下降带来的经济衰退问题。但由于其仅限于恢复流通领域的购买力，并不涉及生产环节，同时在主要由私人资本决定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此种经济刺激只是将连续的衰退变为长期的停滞。
实践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从1933年开始直到1937年才使美国工业产值重新达到1929年危机前的水平，但失业率仍然有14.3%，并且至1940年美国参战时失业率仍有14%，因此新政只是制止了衰退，并未实现增长。
事实上，大萧条的结束，是通过“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的大动员，在巨大的战争开支消耗中实现的。当时生产性投资被激发，生产过剩被投资弥补。
“二战”后至1969年期间，美国经济经历了30年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其推动力是一系列暂时性的特殊历史因素，如战争期间积累的消费储蓄、美国第二波小汽车化建设浪潮、欧洲和日本战后重建、“冷战”军备竞赛开支、商业促销兴起和美元霸权地位确立等。当这些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被耗尽，而凯恩斯主义政策却仅仅局限于向流通领域大量注入购买力，忽略了生产领域的改革时，在生产领域资本积累的作用下，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反而远超过流通领域注入的购买力，因此导致生产过剩，从而产生大量失业。
同时，随着垄断资本的阶段性深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垄断企业规模加剧增长，价格垄断导致通货膨胀。此外，由于垄断企业可以依靠巨额折旧津贴为技术创新融资，从而减少了社会净投资机会，却弱化了技术创新因素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加之石油危机的催化作用，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下滑，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现象并存的滞胀，凯恩斯主义遭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质疑。
以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政策视野。其理论认为市场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市场经济能够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有效运行，自动调节到均衡状态；该理论主张采取以经济全球化为手段、经济金融化为核心的政策刺激经济，这些政策的实践产生了以下问题和后果。
①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伴随滞胀，美国生产性投资减缓，1972—2007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平均仅为79.8%，远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平均85%的利用率。为此，企业通过全球性生产外包实现跨境工资套利，成为弥补生产投资和利润率不足的手段。
这种外部竞争压力和新自由主义破坏工会的主张及措施，使压低工资得到实现。收入进一步集中到富人手中，但富人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众消费不足，有效需求难以启动。
②依赖信用和债务扩张刺激经济。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消费却出现了反常的上升，在工资下降、财富集中的背景下，推动消费上升的动力是贷款消费。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报道，据国际金融协会的全球债务监测数据库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
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显示，2018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债务增加320亿美元，至13.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个数字，比2008年第三季度创下的12.68万亿美元的峰值，还要高出近7%。汽车信贷也令人担心，有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推迟了3个月或更长时间才偿还车贷。截至2018年年底，面临严重拖欠的汽车贷款增长2.4%，达到700多万笔。
③为经济金融投机化铺平道路，金融过剩必然周期性地引致危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金融自由化解除了资本流动限制，放松了金融管制，为经济金融投机化大开方便之门，投机性投资所需借款变得容易和更自由。私人赤字取代公共赤字刺激需求，即通过私人负债消费，弥补收入不足带来的需求不足，同时刺激资产价格的上涨，其产生的财富效应（房价和股价的上涨）鼓励了居民的借贷行为，带动了投机行为的融资需求。这样在生产低迷的情况下经济被刺激起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由生产和流通领域转变为依靠负债带动金融资产膨胀。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研究，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公共和私人领域债务总额已接近70万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债务和私人企业（不包括银行在内）的负债都创下新高。
由此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FIRE（金融、保险和房产）部门为经济剩余提供了一个重要出口，金融业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金融部门负债占总债务的比例升高。
金融严重过剩。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撤销管制的激励下，它们大量投资货币、期权、期货、大宗商品、各种证券的信用保险、抵押债券等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创新通过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发现价格、优化资源配置、对冲风险的功能失效，金融创新沦为金融投机资本的牟利工具。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9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的债务水平已增至244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值的318%。据IIF测算，到2020年年底，有3.9万亿美元的新兴市场债券和银团贷款即将到期，包括0.8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1.9万亿美元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外币债务赎回将达1.3万亿美元左右。
全球金融市场每天绝大多数的交易额都与商品贸易无关，这些金融交易的目的主要是赚取汇差、利差。就此，资产价格由原来传统的生产消费供需均衡关系决定转变为金融衍生品定价，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资产投机泡沫和债务紧缩交替发生，决定了市场的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债务膨胀的结果是资产价格的暴涨，资本逐利的本性要求投机获利，必须在价格上涨后有一个价格的暴跌来收割利润，即价格两极波动获利完成一个零和博弈
，而推迟这个结果出现的是能够有资金不断注入，即投资不断地从生产和流通领域撤出再涌入金融投机领域，这样投机获利的同时价格还在上涨，危机被推迟，但投资供给不是无限的，当金融投机将生产服务领域的投资吸纳殆尽，利润收割将资产泡沫捅破，资产价格暴跌。
这种结局也是资本逐利的本能要求，因为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资本边际收益率在下降，为了更高利润率必然要有一次危机，要有一次新一轮的资本逐利循环，通过危机中廉价资产的收购实现新一轮的获利。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发成为当代经济的主要特征。
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其中一种结果。资本要求更高的利润收割，在长期负债积累后，加息只是作为导火索引爆了房产价格的下跌。在房产净值下跌的情况下，贷款担保物贬值、信贷冻结等因素导致债务紧缩，缺乏收入的借贷消费者因无力通过借贷偿付利息，从而发生大面积违约现象，随之波及以房产按揭为基础资产的债务抵押债券（CDs）及与之相关联的信用违约衍生品等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
在资产价格暴跌，融资担保贬值，债务紧缩，生产、流通长期缺乏投资和工资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失去支撑，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从而造成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转变。
同时由于美元的国际结算通货的地位，其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美元的双回流机制成为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中心和生产的主要消费吸纳体，其危机沿着全球化的经济链条向全球经济体蔓延，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转变。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政策条款里，人们都能看到共享发展机遇、共享改革红利等条款。在共享发展这个主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要求。
①必须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②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③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的现象。
④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进行发展。
⑤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
⑥提高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均等化和共享水平。
⑦促进教育公平，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公平的教育。
⑧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早在2015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
如果实现了共享发展这一步，意味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将变小、中等收入阶层可能占到50%以上的比例、城乡差距不再是鸿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自然是相当强劲的，也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增长后劲充足。
前面分析过，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金融过剩，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社会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阶层工资收入下降，消费失去支撑，危机向各个领域漫延，从而引爆过剩危机。
为什么一部分人的工资收入会下降？这其中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被一部分人抢食，而另外一部分人被甩开，一旦这种差距形成，就可能形成“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那么，在解决共享发展这一课题时，区块链又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笔者觉得有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所建立的分布式商业会帮助一部分能力不是特别强的普通民众致富。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人们有可能建立起新的分布式商业，人们可以进行去中心化的交易，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各种劳务，以赚取收入。
每个人的贡献都可能被量化并记录在链上，形成自己的资产。例如，一个写作者发表的文章即使没有出版社和赞助商付费，也可以通过其他人的阅读获得收入。而现在的情况是，写作者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没人付费的，因此有些写作者非常辛苦，但赚的钱很少。只有极少数写作者能通过付费阅读或者出版作品创造收入。
收入高的律师，往往是名气大、善于制造舆论，或者承接过大案要案的，而一些律师缺乏前面的操作办法，即使埋头苦干，收入也并不理想。有了区块链的支持，这些律师可以扩大客户范围，同时，其业务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形成量化的影响力指数，他就有机会拿到更高的回报。
当然，财富分配永远不可能纯粹均衡，还是会受到个人能力与机遇等因素影响，但是，可以看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从蒸汽车、电力、计算机到互联网，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方式都在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区块链有可能带来收入分配新的洗牌。
如果区块链平台制订有竞争力的共赢机制，激励他们做更多贡献、获得更多奖励，那么这何尝不是对共享发展的一种努力。
二是区块链在精准扶贫、财富洗牌、富人税收监管等方面发挥作用，进而推动财富的二次分配，并减轻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这部分内容笔者在后面会用专门的章节予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