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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的隐秘细节往往令人不忍卒读，商业史同样如此。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遗物中有一张小学同学的合影照，而他本人却不在其中。原来是因为他当时衣着寒酸被老师驱离。
柯达创始人伊士曼难忍病痛折磨，在豪宅中开枪自杀，只留下一纸“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还要等呢”的遗言。
寒风夜雨中，福特成功发动手工打造的第一台汽车，在山间小路上含泪狂奔……
单从近代中国商业史上看，也是充满屈辱与凄凉。张謇、聂云台、穆藕初及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棉纱四大王”创立的实业，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崩塌。
而后，虞洽卿先后经营钱庄、银行、证券、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矿山、造船、航运、公用事业等，力斗英国太古轮，将航运公司做到上万人，成为民营航运巨头，并积极支持革命活动，全力支持抗日。后来迫于汪伪的压力，只得放弃在上海的庞大产业，回到重庆二次创业，开发滇缅公路货运；在日机轰炸的情况下，亲自押运车队返回昆明，昼伏夜行，栉风沐雨。
在辛酸与艰难的另一条路上，欢欣鼓舞的时刻总是不时出现，波音翱翔长空、沃尔玛连锁称王、哈兰·山德士大器晚成于肯德基、史玉柱东山再起、华为安然度过寒冬……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商崛起”与“大国崛起”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有大国才可能为商业提供保障，而商业兴旺才能进一步造就大国。
一部商业史，其实也是商业发明不断出现和重组的历史。目前所说的区块链商业应用中涉及的区块链，何尝不是一次从思维到技术层面的发明，其本质上还是技术创新的商业进程。
在商业史上曾经有无数次的发明，几乎每一种发明都可能催生一个细分产业，如太阳能电池、电动车、平板电脑、手机、社交网站、云计算等。
而区块链作为一种发明，正在孵化新的商业模式与商业机会，并有可能像互联网一样，成为新商业文明诞生的沃土。如区块链这些年最火的体现：数字货币，在全球引发了一拨小规模的财富洗牌，也曾被捧为新的财富象征，持有几十枚比特币，就可能在三线城市买一套房子。
据CoinMarketCap网站2017年12月统计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17日，全球数字货币总市值已经触及6000亿美元。而2016年的12月31日，这个币值的数字才177亿美元，一年时间，规模扩大了将近3300%。
当时，Blockchain首席执行官Peter Smith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认为2018年全球数字加密货币总价值将突破1万亿美元。
但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2018年全球数字货币的市值进入下跌期，市场信心不足。据追踪多种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数据的CoinMarketCap网站统计，从2018年8月初开始，全球数字货币总市值连续下跌，从2750多亿美元一度降到约2210多亿美元。
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的数字货币多达1300多种，包括比特币（Bitcoin）、以太币（Etherum）、瑞波币（Ripple）、约塔币（IOTA）、莱特币（Litecoin）等。少数主流币经历多次涨跌，目前还可以保留一定的价值。
但大量跟风的山寨币或者空气币情况则不妙，甚至归零退市，如美图链BEC上线数字资产交易平台OKEx，操刀者是美图秀秀创始人蔡文胜，一度涨到几十元一枚，后来归零，接着被OKEx下架。
英雄链（HEC）、太空链（SPC）等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还有很多种数字币在归零的边缘上徘徊，如教育币（EDU）、速币（SWFTC）等，价格都跌得很惨。一枚币的价格，只有几分钱或几厘钱。
围绕虚拟货币，一个由发币方、媒体、社群、数字货币钱包和数字货币交易所组成的产业链条形成。写ICO白皮书也成了一种职业，以致后来随意编造一个币种，找人定制一份白皮书，再找第三方机构评级，有条件的情况下拉几个名人做背书，然后就可能发币，圈到一笔钱，这竟成了一种商业模式。
大牛市期间，大批新人被数字货币一夜暴富的效应吸引，纷纷入场投资。由于大多数项目的“空气”属性，有不少人亏得很惨，甚至血本无归。这种围绕数字货币衍生的区块链商业模式，值得警惕。
由于数字货币引发的财富故事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反而导致区块链一些有价值的发明被忽略了。从本质上讲，区块链技术本身就是核心的发明，它被视为与印刷、电气、无线电和互联网等同等重要的发明。
在对区块链的理解中，有人说它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块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合成的一种链式数据结构，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其中包括很多新的发明，如通证、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公有区块链、私有区块链、联盟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钱包等。
而且近几年来，众多公司都在围绕区块链技术申请专利，有的涉及区块链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如审请、清算、账务、查询和跟踪等；有的涉及区块链核心技术分支，如存储、数据修改、共识机制、安全和智能合约等。
毫无疑问，这些发明专利一旦落地商用，将会孵化出众多新兴产业，催生又一拨有潜力的优秀公司，进而改变当前的商业现状。
谈商业应用与变局必然离不开货币，它作为商品价值的代表，作为价值尺度衡量商品有没有价值、有多少价值。作为流通手段，商品交换必须依赖它的中介作用，商品供应者卖出商品，换成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
货币还有贮藏功能，可以用于财富积累，在需要时用来支付或购买商品，发挥它的流通功能。
由于区块链在商业领域的落地同样也涉及货币的改变，而且也会涉及世界货币地位的轮流坐庄，所以，这里重点谈谈布雷顿森林体系前后货币的变化情况。
在漫长的时间里，货币都由金、银、铜等金属扮演。例如，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流通黄金，之后又出现了多种货币，如秦朝的铜钱、西汉的五铢钱、南宋铁钱和清朝的银圆等，后来又流行纸币。
从历史上的货币变革可以看到，即使朝代更迭，文明演化，币制更替，但自从黄金被用作一般等价物之后，就始终被放在核心位置。有的金币即使过了数百年、上千年，依然可以用。
黄金本身的价值受到了古今中外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取决于某一个中心化机构的评价，而是带有去中心化资产的属性。
在某些历史时期，铸币权并没有集中在中央，而是由中央与各个地方共同完成，分散在不少团体手里，如古希腊的各个城邦、中世纪德国各封建领主的铸币机构等。也就是说，货币的生产与分布也比较分散，并非由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加以控制与发行。
那么，这种带有去中心化色彩的货币制度，就真正是商业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吗？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货币制度同样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势力掌握了掘金的矿山，自然就发达了，而很多穷人，则完全没有机会参与资源的分配。
纵观世界历史，货币曾有一次非常重大的变革。从1816年起，金本位制在世界主要国家陆续实行。黄金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支撑起整个商业世界的运转，这个时候，货币体系其实是偏中心化的。因为虽然各个国家发行货币，规定含金量，但是货币基本上是中央银行或其他集权机关负责，并且由于英国处于世界经济的突出地位，该体系实际上是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制度。英镑事实上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
但“一战”后金本位制面临挑战。1922年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货币会议，将金本位制调整成金砖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各国央行发行的纸币货币单位仍然规定含金量，但黄金只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金集中于各国央行，而不再用来铸造金币和实行金币流通。
由于不受单一货币统治了，所以英镑的核心地位受到影响，尤其是受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击，金本位制不堪一击。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大变。英国在战争期间遭遇重创，经济实力大不如前，无法扮演领头羊角色，影响了英镑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美元上台的机会到来。
1944年7月，偏远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北部山区小镇布雷顿森林半山腰的一家酒店，经过匆忙装修后迎来了44个国家的700多名客人。这些人是来干什么呢？原来“二战”大局已定，战后重建开始，他们主要是来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该如何安排的事宜。但事实上在22天的会议其中，主要是美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怀特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两人的辩论，实质是英美两国争夺国际金融领导权。
凯恩斯当时的设想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叫作“银行币”，用这个货币来替代美元。不过他的改想并没有成功。这个当时所谓的银行币让人联想到近几年流行的比特币。
当时日暮西山的英国在“二战”中损失惨重，实在没有多少底气跟少壮派美国一较高下。同时，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占到世界的70%以上，更何况战争中遭遇德军残酷轰炸的英国还指望美国提供战后重建援助。结果，在这场会议上，确立以美元为中心地位的“怀特方案”成了主题。会议最后通过《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及两个附件，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自此，两个组织成立，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个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就是世界银行。协议规定总结如下。
①美元与黄金挂钩，即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
②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各成员国可随时用美元向美国政府按照上述要求平价兑换黄金。
③各成员国有义务尽可能维护汇率稳定，各成员国货币对美元汇率只能在法定平价的1%幅度内波动，只有在国际收支“根本不平衡”时才允许货币贬值或升值。
④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由成员国缴纳基金份额，在成员国需要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时，可向基金申请外汇资金贷款，数额与其所缴基金份额成正比。
⑤成员国不得在经常性项目上实行外汇管制，不得采取歧视性货币政策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人类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协调的实践。它的建立对“二战”后的世界经济重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的主题是增长、稳定和赶超。
自此，一种新的体系浮出水面，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直到现在，该体系虽然已经加入了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但是美元的影响力依然是最大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落实以来，为世界经济带来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①战前，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7%，而战后的1948—1976年，世界贸易年增长率平均约为7.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缓和了国际收支危机，挽救了某些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的国家。
②该体系还建立了一种机制，即鼓励世界各国在税务、金融监管、气候变化政策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等诸多领域上开展合作。
具体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商业领域的影响，可以总结如下。
①暂时结束了“二战”前货币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维持了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②各国偏重内部均衡发展，危机和失业情形较战前有所缓和。
③美国通过赠予、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输送了大量美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世界的购买力。
④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⑤世界银行提供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
⑥由于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了国际资本流动中引发的汇率风险，带动了国际资本的输入与输出，为国际融资创造了良好环境，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71年，尼克松政府于该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同年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自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塌。1973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欧洲九国在巴黎达成协议，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至此，固定汇率制度垮台。
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
后来又有学者鼓吹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Ⅱ”，但是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分析，某一国的货币“无法再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某一国货币为锚的做法注定了其缺乏可行性。
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特里芬难题”，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牙买加体系建立。牙买加体系是指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不再是唯一的指定货币，除此之外，增加了英镑、日元、欧元、人民币等极少数国家的货币。
然而这种多元储备体系，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因为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然要靠这些国家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
那么，区块链时代的到来，有没有可能会探索到新的货币机制，以便更好地应用到商业文明中，这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社会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用户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个性化消费逐渐兴起，市场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为了应对市场变化，企业需要更加快速和充分地了解用户的需求。
而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企业内外部的互动更加直接，相互之间的协同变得越来越频繁和高效，组织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机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可能会对现在的商业组织形成怎样的冲击，产生怎样的组织形态，这一切都还在探索的路上。
与此同时，新生代员工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要求上级能够充分放权，赋予其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因此，传统的金字塔组织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平台型组织应运而生。
扁平化、网状结构、多任务和项目制等词汇变成热门，商业领袖也越来越热衷谈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传统企业唯恐被逐渐替代，也开始探索相应的组织变革，如海尔公司实行的“人单合一”模式。
由于个体能力变强、动态竞争及跨界融合等新变化相继出现，这些变化又与组织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组织希望稳定，互联网带来变化，这二者的冲突才是今天互联网经济对传统企业挑战的本质。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拥有多好的判断及多大的转型意愿，假设不能激活人，不能拥有足够的创造力，就没有办法面对如今的市场。
所以，新的商业组织无疑是以激活人为核心的。一种商业模式是否可以成功，取决于一个组织能否建立起以客户价值为核心的组织形态。
当今的企业遇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形：企业本身必须是一个自媒体，它的沟通和交互其实是没有边界的。随着不断涌现的机会与可能性的增加，传统组织里的雇佣关系变得有些落伍，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人们创造力的发挥；而在雇佣的基础上，增加员工持股、门店合伙等多种形式才是新型商业组织更好的选择。
个体价值的崛起对组织管理理论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研究者需要解决个体跟组织之间新的关系。此外还可以发现，诸如腾讯、谷歌等新兴企业都非常注重员工的工作体验，目的就是让个体更自由地发挥创造力。
还有两种趋势值得关注：一种是可持续性和创造力越来越受重视；另一种是技术的发展促成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组织也必须对应地催生新形态。
如今，每一个个体都会特别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也特别在意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个体的能力。
对于这种环境变化下组织管理的新属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有一个解读，她将新的组织界定为四个方面：平台属性、开放性、协同性和生态系统。
①平台属性。想要把组织的平台属性打造出来，必须非常认真地做两件事情：信息共享和责任固化。做到信息共享，自然就通过信息建立了一种信任的关系。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过一句话：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员工自主经营。在平台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每份责任固化下来，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作用。
②开放性。开放性能够很好地解放每个人的价值和能力，能够容忍分歧与冲突。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建设性的冲突，其实也就没有办法拥有活力。
③协同性。实现这种协同的属性需要企业管理者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流程重组的能力；另一种是目标承诺的能力。
④生态系统。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价值网络的构建，所谓价值网络其实就是一种生态系统。
德勤公司曾经推出一份《2016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新型组织：因设计而不同》的报告，认为在新商业时代，市场俨然变成了一张“网”，企业要想生存就需要变成“链”，只有“链”才能与“网络”对接，并且编织“网络”，市场与企业就是“网络”与“链”的关系，这是新组织的基本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化组织被视为新的趋势，一般需满足以下四个特征。
①存在大量的前端小团队，在一线接触市场与用户。“小”保证了团队的敏捷性，能够针对外部环境快速做出反应。“前端”则保证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快速获取外部信息。这类前端小团队多由跨职能部门的人员组成，被团队赋予极大的自主权，可以保证活动的自由度，也可能承担全部或部分的盈亏。
②建立大规模的赋能体系。在平台建立资源池，便于资源共享，并且对资源池进行深度分析，为业务改进创造新的条件。
③多元的生态体系。说起生态，大家可能感觉比较陌生。简单来讲，生态就是体系内的团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合作，协同推动业务开展的一种关系。
④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新项目、新产品、新创意都由前端小团队发起，而不一定是管理层，同时采用内部投资机制来配置资源。
根据机制的不同，波士顿咨询公司将平台型组织分成三种，包括实验型、混合型、孵化型。
（1）实验型平台组织
实验型平台组织需要建立授权与协调机制，管理层会设立组织的总体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业务内容，由前端小团队来推进业务，同时设立风投机构，对项目做出评估，并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评估主要通过市场反馈展开。这套组织内容要求建立P2P沟通机制，确保前端人员能快速寻找合适的人员，提供支持与协作。
在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上，实验型组织主要依靠基于市场表现的评价体系，将绩效与市场表现结合，引导人才为了更好的市场表现而创新。
（2）混合型平台组织
混合型平台组织与实验型平台组织的区别是，它采取了实验型平台组织的做法，但是，前端小团队提出创意之后，领导层会在项目执行前对前端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根据领导层的审批展开资源的分配。领导层虽然不会直接参与到业务中去，但对业务的把控力度非常高。
（3）孵化型平台组织
孵化型平台组织的做法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前端小团队各自独立，而且独立于传统业务，相当于前端小团队只做新业务，拥有独立核算机制。使用平台资源需要计价，核算投入。提供后台支撑的团队，其劳动价值也要评估出来。
根据前端的孵化情况，平台会对应地调整资源支持力度。在风投与人才管理方面，孵化型平台组织与实验型平台组织相似。
与传统的商业组织相比，以平台型、生态型为主的新商业组织，其变化是明显的。
传统的组织大多是科层制的，多由领导者推动，自上而下，企业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接触用户的一线部门，而平台型组织正在改变这一切。前台接触用户，理解需求，提出方案，而后台团队组织内部资源，形成对应的解决方案。当然，后台部门也要设置一些品质、风险、内控等底线，对前台做监督。毕竟，项目要追求收益，就有可能忽略了某些潜在的风险。
在前台与后台之间，还有一个中台，毕竟前端的团队需要调取资源时，后台需要做出判断和响应，这时，中台就是连接器，负责甄选出好的项目，注入资源，并对项目进行投后管理。
有人认为，平台化组织里，很多小团队是去中心化的。其实不然，这就像是一张蜘蛛网，有很多小中心，也有大中心。它是多中心形态的。
目前，这个世界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巨变。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催生了一次商业变化，从信息获取、企业经营管理，到交易，至少一半的行为都发生在移动端，其中以手机为主。
物联网、人工智能、新零售和区块链等新思潮、新技术的出现，预计将推动整个社会的商业生态进入新阶段。
笔者认为，第四次商业大变革已拉开序幕，它同步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节奏，人们有必要早做准备。
笔者在这里不提及百年或千年前的情况，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细数，全球已发生了三次商业变革。在不同国家，三轮变革的时间不同，如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就引发了第一轮商业变革。而在中国，这一切要从改革开放说起。
第一次商业变革是制造导向，谁掌握了生产资源，拥有了生产能力，以及能够生产的权力，谁就可能拥有财富与地位。
国内这一波变革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12月，一位名叫章华妹的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近代以来真正的商业化大幕拉开。今天人们看到的很多制造业巨头，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并发展而来的，如海尔、联想、格力、华为、TCL等。
这一时期，一些抢先行动的地区成为某些制造业的先驱，如温州的打火机、鞋、服装、眼镜等，义乌的小商品、佛山的陶瓷卫浴、福建南安的水暖卫浴、四川夹江与山东淄博的陶瓷、浙江安吉的椅子等。
温州的金属打火机销售曾经占到全球市场的70%，占了国内的90%；义乌的小商品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莞、苏州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同样是依靠变革之初的早些年抢先布局制造业起家的。他们抓住了物资匮乏、供需不平衡的机会，抢先一步，开始大规模制造。以制造为导向的市场模式由此形成。
那个时期，公司不多，生产能力不强，物资供应量小，用户缺乏话语权，市场上的产品量不大，选择空间有限。企业只要能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商品，就可能引发抢购。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企业主导着市场与用户。
在第一轮商业大潮席卷10多年后，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第二拨变革。
制造业经历了10多年的积累与井喷式发展，公司数量暴增，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供不应求的局面开始改变，很多行业与地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
加上互联网的介入，原来信息不对称的屏障一点一点地被瓦解，各种信息开始流动起来，消费者逐渐有能力掌握更多的信息。
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渠道扮演的作用非常关键。谁掌握着商品的流通渠道，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与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这就是渠道时代，谁抢先占有足够多的渠道，谁培养了强悍的渠道，谁能率先占领新渠道，谁就可能赢得先机，做大做强。
于是出现了以渠道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如苏宁、国美、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大润发，以及外国在华企业如沃尔玛、家乐福、宜家、百安居等。
目前的零售100强榜单上，有很多公司或企业都是在渠道时代成长起来的，如银泰百货、华润万家、永辉超市、重庆商社、联华超市、物美超市、合肥百货大楼、长春欧亚、武汉武商、山东银座等。
到1999年时，国美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座城市建立起了连锁网络。从1990年到1999年，苏宁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空调分销网络，并于1999年在南京开了当时中国单店营业面积最大的综合电器店，之后一路扩张；到2012年时开了1700家实体店，渠道为王的时代到来。
还有现在所熟知的自建销售体系模式企业，如联想、娃哈哈、格力、海尔、欧派、美的等，都在走连锁发展路线。他们在直营的基础上大量招募经销商，大力铺设网点，几乎都是借渠道之力发展起来的。这些公司的销售网点少则几千家，多则几十个网点。
这个时期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不仅经销商、零售商、大卖场等渠道被纳入企业经营战略的高度，而且品牌与营销开始受到重视，各种广告投放大幅度攀升，促销出现，商家之间争夺用户的行为愈发激烈。可以说，品牌与广告的黄金成长时期就在这个阶段，电视台、杂志、报纸……任何只要能传播信息的载体都发展得很好。品类概念也在这个阶段中越来越被重视，企业开始主动为市场、用户创造需求。
这两次变革中，整个商业世界的权力还是掌握在厂商手中，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他们在制造消费热点，引流潮流。
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供应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加之互联网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步上路。权力正从制造商、销售商手中逐渐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人们购买方式的变化从各种数据中可见一斑。
①据商务部数据，我国2018年的网上零售额为90065亿元，比2017年增长23.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70198亿元，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天猫平台上的品牌数量超过18万，发布新品超5000万件，饿了么和口碑组成的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服务676个城市的350万商户。
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互联网普及率为59.6%，较2017年底提升了3.8个百分点。
这其中，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10亿，较2017年年底增长14.4%，占网民整体比例达73.6%。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5.92亿，较2017年年底增长17.1%，使用比例达72.5%。
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区别于传统现象，由互联网所引发的消费者价值取向与消费行为模式，促进了信息流动，增进了信息对称，正在改变传统的销售渠道，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形态业已形成。
尤其是基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消费者价值观的改变，将从用户端开始，反向推动整个商业链条应势而变，最终迫使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消费者到企业（C2B）个性化定制、众筹、拼团等商业模式的风靡，就是消费者倒逼销售变革的典型现象。
③通过拼团、砍价模式异军突起的拼多多，从阿里巴巴、京东、唯品会、苏宁易购等公司称雄的电商版图撕开一条口子，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12个月内，拼多多年活跃用户数达到2.95亿，月活跃用户数达到1.03亿，活跃商户数量超过100万家。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小公司为低价产品找到了销售出口，另一方面是消费者掌握了更多的决策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之前被忽略的需求。
④云集微店2015年5月上线，2016年注册用户为250万，2018年达到2320万。据招股书显示，从2016年到2018年，云集微店的成交总额（GMV）分别是18亿元、96亿元、227亿元；订单总数则从2016年的1350万上升到2018年的1.534亿。
⑤唯品会和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种草一代·95后时尚消费报告》显示，微信和QQ是“95后”的主要交流平台。他们极强的分享意愿串联起“消费”与“社交”的关系，41.8% 的95后表示会向亲朋好友推荐好用的品牌。
⑥国家统计局2018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063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31个省份中，上海、北京遥遥领先，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浙江、天津超过2万元。
可支配财富与收入的明显增长，说明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当手上拥有一定财富之后，每个人自然会越来越重视自己在货币支付过程中的主导权。
上述数据同时反映出如下现象。
①中小力量已具有相当规模，“小蚂蚁”成了中坚力量，由于蚂蚁的分布式作战，配以灵活、便捷、快速等优势，他们更能够或愿意围绕着用户提供针对性服务，进行个性化商业设计。
②以消费者为原点，借助于电子商务的点对点服务模式，能够创造出高效、快速并且实惠的服务效果，形成对传统长渠道模式的冲击。
③拥有了话语权之后的消费者，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将就，用户不仅需要进行表达，并且还会快速地借助于各种互联网渠道，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断发生的网络投诉与评价，就是消费者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
④用户被各种商业环境包围，部分一二线城市的人均商业面积已经赶上欧美国家的发达城市，对消费者来说缺的已不再是商品，而是商品购买过程中良好的体验。同样，对于各种购物载体而言，缺的也不再是各种商品，而是客流量。所以经常能够看到，各大商家为了抢客流量费尽心思送礼品、办亲子活动、打折等现象。
第三次商业革命中，当制造者之前一统江湖、主导消费的“权力”被转移之后，其以往所构建的庞大层级渠道体系已不再能够决定胜负，甚至还可能存在隐患。庞大、复杂的层级体系导致信息流传送不畅或传送失真，消费者在购买到有问题的商品，或者是希望对商家提建议时，经常投诉无门、维权无路。
对于制造商而言，也同样面临这一尴尬的局面：难以有效获得大量用户的需求，而在新品研发上依靠有限的样本调研，得出的结果并不精准。所以现在能够看到，渠道扁平化成为新选择，同时大部分公司想方设法搭建自己的直接销售通路，以期离消费者更近一点。
以产品为中心向消费者为中心的权力转移，其发生的背后有以下几点原因。
①销售通路更便捷。以前购物要去超市、商场或购物中心、专卖店，现在的选择更广，各种电商平台就能满足需求。阿里巴巴、天猫、京东、唯品会、苏宁易购、拼多多、微店等，提供了更直接的销售通路。
电商渠道也打破了地域界限，网上开一个店，货能卖到全国，而且网上销售额还能跟线下抗衡，如2019年8月，三只松鼠发布上市后首份半年报。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11亿元，同比增长39.58%，净利润2.66亿元，同比增长27.94%。
三只松鼠的成功离不开电商渠道的快速崛起，其凭借差异化的品牌形象和贴心的用户体验，迅速抓住消费者，快速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迅速成长为线上休闲零食第一品牌。
第二次商业革命建立的复杂渠道体系，其价值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减弱了许多。今天的消费者已经可以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整个购物活动，还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能够直接跟一些公司的负责人对话。因为有些公司的老板开了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用户可以直接用留言的方式提建议、表达诉求等，如小米的雷军、格力的董明珠等，都有自己的认证微博号。在此前的商业时代，这是很难实现的。
②消费者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通过互联网快速获取商品资讯，并对其性能、品质、价格、款式，以及用户评价等进行比较，其购物过程也不会受商家与导购人员的影响，消费决策的权力更多地掌握在消费者手中。甚至就算在实体店，消费者也完全可以先拍下照片，回家再与线上店进行比较后购物，也可以在店内扫码直接进行比较。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商家还不能以用户为中心，必然会面临着被用户遗弃的尴尬局面。因为如果你不尊重消费者手上的投票权，自然有你的竞争对手去满足消费者的诉求。
③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减少，各种资讯呈透明化趋势。消费者决策可以获得更充分的信息支持，自然话语权也就多了。
在第三次商业革命中，有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资讯与通信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无数个专业、非专业的媒体，各种APP、社交平台，不论是多么冷门的行业、市场或领域，都在以各种方式推送各种资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获取任意自己感兴趣的资讯。
④用户变心了。忠实用户正在成为过去时，即使是粉丝，忠诚度也难以维持太久。当拥有了这种对任何事物都唾手可得的权力后，消费者的行为必然会随之改变，并且消费者已经认为商家理应满足自己的想法，并服务于手中所掌握的权力。
这种情形对商业实体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众多蚂蚁型的小公司来讲，其实正是大展手脚的时候，走小而美的路线，赢得有针对性的目标客户群的喜爱，前景同样不可限量。
而对于大象型的公司来讲，依靠原有的决策体系很难快速响应市场，有时候可能因为反应迟缓而引发海啸般的舆情反应。针对这类公司，自我解构为多个蚁群，引进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
，建立多个项目小组成为一种趋势，如海尔的创客战略。
这也引出了第四次商业变革的主题之一：去中心化、分布式，企业和用户融为一体，满足用户最佳体验。
区块链的到来，正在推动第四次商业变革的发生。
区块链带来的商业变革到底会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就是技术的一种表达，要讨论区块链商业，就要看看区块链技术的实质。
（1）商业信用体系的变革
过去所有的技术革命，提高的都是生产效率，但区块链变革的是生产关系，它能重构整个商业体系。
笔者认为，在发展商业体系不可缺少的基石中，有一块就是信用体系。传统的信用建立非常困难，互联网也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还是只能依靠大平台、用户评价，以及法律制度。也就是说，互联网上的领袖就是超级信任节点。
传统金融机构又如何建立信用呢？它们以前会依靠政府背书，后来市场化程度高了，就建造钢筋水泥的大厦，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很多金融公司，都拥有漂亮的办公大楼，让大家相信他们是值得信任的。
在之前个体信任基础上的制度信任是目前这个时代的另一条支柱。建立详细的制度，并且严格遵守，对符合制度规定的行为进行认可与鼓励，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进行惩戒，引导人们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信任制度的基础上达成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但区块链的出现，有可能打开机器信任的大门。它的分布式记账、共识机制，以及不可篡改性等优势，可以让两个陌生人基于智能合约达成合作。因为双方的信息都充分地记录在区块链上，形成了信用评估，对方做过什么事、赢得了什么样的评价、履约能力如何等，都能看到。
人们可能不需要讲故事，不需要多么高的人格魅力，也不需要高楼大厦和中央机构的背书，只需要确保区块链上的代码执行，就有可能达成无须信任的信任。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原始数据作假。例如，数据平台遭遇黑客攻击控制了51%节点，篡改了数据。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加入区块链之前将审计工作落实到位，以及后期建立起监管体系。
（2）点对点通信问题的解决
区块链的分布式网络技术，解决了点对点通信的问题。实际上点对点技术在互联网中早有应用，只不过最后还是陷入了中心化的局限，大多数事情还得依靠第三方介入，才能获得妥善解决。在过去的20年里，互联网越来越中心化，很多信息的获取与交易，都必须依靠大平台。
区块链构建的去中心化网络是互联网在越来越中心化之后的一次自我纠偏，也是对20年前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世界的实现
。从区块链开始，信息技术有可能又一次推动人类发起大规模数字化迁徙运动。
通过对信息的全程记录，以及在记账过程中采用去中心化组织的方式，作为交易主体，以算法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商业契约和市场机制终于在网络中实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推动零交易成本的实现。
漫长的商业变革史一直避不开交易费用这一项，关键原因就是交易第三方即中介的存在。市场主体之间建立信任需要付出成本，而区块链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全球范围内的人与组织都可以直接交易，并且交易费用降低到了极限。我们将再次跳出互联网的局限，在信息获取、寻找商机、发起交易等环节上，在公有链、联盟链等区块链平台上寻找到更广阔的天地。如此，不仅是层级制的渠道体系会遭遇又一次削减，就连电商渠道也面临蚕食。
（3）商业契约的变革
区块链里的智能合约有可能带来商业契约的变局。这种合约的条款以计算机语言记录，如几段代码，而不是书面文字。当一个预先编好的条件被触发时，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相应的合同条款。它的潜在好处很多，如较低的签约成本、执行成本和合规成本等，尤其适用于大量的日常交易。那些需要付出成本的纸质合同和契约，都能用电子化的智能合约来实现。
目前的商业文明处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过渡，而区块链有望带领人类从契约社会迈入智能合约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区块链商业时代，很多业务交往可能不需要再带上纸质合同、公章等材料。
（4）通证催生的新共享经济
区块链基于共识算法和智能合约，产生了通证，它是区块链网络上的价值传输载体。通证鼓励大家把各种权益证明，如门票、积分、合同、证书、点卡、证券、权限和资质等全部拿出来通证化，放到区块链上流转，到市场上交易，让市场自动发现它们的价格。同时在现实生活中，通证可以用来消费，是可以用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共享经济又有了新的表现，一种以通证为核心的基于使用权而非拥有权的产权机制可能推广开来，而且人们手上的闲置物品、房间、车辆、时间等，都可以拿来交易。
同时，由于区块链的开放性，参与节点数量众多，通证的流转速度有可能非常快，进而影响人们的收入与生活。反观现在，人们需要到多个平台去发布信息，耗费大量时间，有些平台的流量很小，交易长时间无法成交，影响了用户的权益变现。
以前，衡量一个社会的商业文明发展程度，会考虑货币流转速度。互联网经济时代，网络流量至关重要。而区块链时代，通证的流通速度将成为新的指标。20世纪80年代，面向大众的计算机时代到来，人们开始呼唤杀手级应用的出现，直到微软在1985年推出Windows系统，个人计算机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而互联网的普及，得益于浏览器、电子邮件等杀手级应用的发明。
而区块链正面临同样的情形，虽然在行业应用上，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相对成功的案例。人们都在等待操作系统的成熟，以及杀手级应用的出现，进而引爆这一轮商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