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阿拔斯朝文学简述

阿拔斯朝第一时期是阿拉伯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

伍麦叶朝是纯粹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对外族文化采取贬斥的态度，因此，当时的文学带有鲜明的阿拉伯民族色彩。诗歌也大多在形式上因陈袭旧，很少挣脱传统的框框；内容则多为政治、宗教、宗族之间的派系斗争服务，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阿拔斯朝建立后，政治上实行的是阿拉伯贵族和非阿拉伯贵族的联合统治，文化上则是广采博收，兼容并蓄。对波斯和希腊—罗马以及印度的文化、文学、哲学、科学的大量引进与吸收，不能不对阿拔斯朝的文化、文学（包括诗歌）产生极大的影响。“杂交”“混血”是阿拔斯朝文化、文学的最大特征。

阿拔斯朝建都于巴格达，就在波斯萨珊王朝古都泰西封遗址的近旁。阿拔斯朝的建立多靠波斯人，当时波斯文化又远高于多为游牧民的阿拉伯人。因此，阿拔斯朝重用波斯人参政，在军、政体制上照搬波斯的做法，并在文化、物质生活方面仿效波斯人：皇宫亭台楼阁，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极尽富丽；王公贵族常置教法于不顾，整日声色犬马，竞尚奢侈：伴随娈童嬖妾，进出歌厅舞榭，狂饮纵欲，通宵达旦。但另一方面，则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亦有人看到世风日下，主张安贫乐道，积善修身。

这时的诗人已不再是部落或宗派的代言人，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是有的以弄臣、清客、酒友、幕宾的身份，成了宫廷和官府的点缀与装饰，多以华辞丽句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献媚取宠，以求奖赏或俸禄；而有的则反映下层人们的疾苦和意愿。总之，阿拔斯朝这一时期诗歌的政治色彩淡了，社会色彩浓了。无疑，这些诗歌正是当时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社会的写照。

当时文化发达、诗歌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阿拔斯朝阿拉伯帝国广袤的版图上有世界最古老文明——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罗马、印度、波斯等文明的积淀；

采取了较明智的政策，对被征服的各国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择优而取；

设立智慧馆，形成著名的翻译运动；

重视科学文化，奖掖学者、文人，致使巴格达文人荟萃，学者云集，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名城；

遍设学塾，发展与普及教育，使全民文化素质有所提高；

宗教约束相对宽松，各种文化、宗教撞击、交融，思想较为自由、解放，商业贸易繁盛；

中国造纸术的传入，为书写、交流、传播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这一切无疑为诗人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条件，便于他们向外族学习、借鉴，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引起他们的诗兴，使他们纷纷欲以诗歌求取功名。

这些，大约都是阿拔斯朝的这一时期成为诗歌黄金时代的原因。

与以前的诗歌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逐渐打破古诗的模式，由多题旨的长诗衍变为一诗一题，题旨集中、单一。恋情、咏酒、描状等都可单独成诗，不再只是一首长诗的组成部分。

2.旧的题旨在新形式下发展，融进新内容。

如：矜夸诗不再是炫耀部族，而是炫耀民族，即诗人站在阿拉伯民族或非阿拉伯民族的立场上相互矜夸、炫耀（或相互讽刺、攻讦），后者的观点称为“舒欧比主义”。又如：描状诗远比以前扩大了范围：宫殿、庭院、喷泉、池塘、船舰、自然风光、战争场面，全都成为诗人描状的内容。颂诗由于是诗人的进身阶、敲门砖，因而更倾向于夸张失实、阿谀奉承。艳情诗则由于当时上层贵族生活放荡纵欲而更加冶露。咏酒诗则更加放肆。

3.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题旨。如：专以娈童为调情对象的“骚情诗”；因为人总有一死，而劝人们不要迷恋尘世浮华的“劝世诗”；把寓言故事写成诗，以教化群众的“讽喻诗”；将一些知识、法规写成诗，以便于背诵的“教育诗”。这些皆是前所未有的。

4.由于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这一时期比以前的诗歌更加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富有哲理，想象丰富，描状细腻。

5.为便于歌唱，易于广大群众接受，诗句往往通俗易懂，摒弃了生僻的词语，但又吸收了不少新鲜、通用的外来词语，同时注重藻饰、修辞。他们遵循前人诗歌的大部分格律，且有部分创新与发展，注意音律和谐，适宜歌唱入乐；而有别于前人诗歌古朴、粗犷、精练的风格。

阿拔斯朝一些诗人从一开始就在诗歌内容、形式上进行创新，称“维新派”。代表诗人有：

白沙尔·本·布尔德、艾卜·努瓦斯、艾卜·阿塔希叶、穆斯林·本·瓦立德、艾布·泰马姆等。

其他著名诗人还有：宫廷弄臣诗人艾布·杜拉迈；放荡派诗人穆忒耳·本·伊亚斯、瓦利伯·本·侯巴卜、哈马德·阿志赖德；“精底格” ^[1] 诗人萨利赫·阿卜杜·库杜斯；什叶派诗人迪阿比勒；穷苦的民间诗人艾布·舍迈格迈格；情诗诗人阿巴斯·本·艾哈奈夫；劝世诗人迈哈穆德·瓦拉格等。

散文在这一时期亦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其成就不亚于诗歌。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波斯人握有军政大权，因而，产生于伍麦叶朝的“舒欧比主义”这时更加风靡。所谓“舒欧比主义”就是一些非阿拉伯（主要是波斯的）的穆斯林学者、文人竭力贬抑来自沙漠荒原的阿拉伯人及其文化，而褒扬波斯和其他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及其文化。为此他们吟诗作文，著书立说，宣扬这一观点。他们为了弘扬其原民族文化，在当时统治者的“择优而取”政策的鼓励下，把大量的用巴列维文写成的波斯古籍译成阿拉伯文；把印度的很多文化成果，包括寓言故事等文学作品或直接由梵文，或通过波斯的巴列维文的译本转译成阿拉伯文。这一场在哈里发麦蒙时代达到顶峰的翻译运动及其成果，无疑对阿拔斯朝散文的发展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

一大批精通两种语言的翻译家不仅引进了学术、文化，开阔了阿拉伯人的眼界，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语和科学术语，丰富了阿拉伯语的词汇和表达方法，并拓宽了阿拉伯散文的领域，使它的文体形式多种多样，多姿多彩：有科学散文、哲学散文、历史散文和纯文学散文等。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散文大师是伊本·穆格法。

阿拔斯朝第二时期的文学：

阿拔斯朝最初的一世纪，波斯人势力虽然很大，但哈里发仍保持自己的威严与实权。哈里发穆耳台绥木（833—842/伊218—227在位）袭位后，多用突厥人，以抑制波斯人的势力，其后的哈里发亦仿效之，致使突厥人乘机乱政。他们架空哈里发，独揽实权，不仅在首都气焰嚣张，在地方上也横行无忌。哈里发实质上已成傀儡，被突厥人玩弄于掌股之间。突厥人势力日益坐大，窃据了国家要津，掌握了国家军队，以致对哈里发或杀或留，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哈里发穆斯台因（862—866/伊248—252在位）时期，一位诗人在一首诗中，这样形容哈里发在两位掌实权的突厥近卫瓦西夫与布哈之间的地位：

笼子中的哈里发，

左有瓦西夫右有布哈，

他好像鹦鹉学舌，

他俩说什么他说什么。

在阿拉伯第一时期，由于波斯势力的强大，源远流长的波斯文化对当时阿拉伯帝国文化、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这第二时期，突厥人对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则只限于政治方面，他们通过对哈里发的控制，实际上是削弱了帝国的实力。这些突厥人只是一些骑士、武夫，没有什么文化，故也不会为阿拉伯文化、文学带来什么有益的影响。

前一时期，哈里发及权贵们对诗人、文人的重视、奖掖，思想自由、宗教信仰的宽松，无疑是当时文学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而这一时期，即阿拔斯朝的第二个世纪，这些外部条件多不复存在。但前一时期文化、文学的成果必会对其后的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阿拔斯朝第一时期诗歌的诸多特色，在这一时期仍可看到。

这一时期，发明了一些新的乐器，编写了成套的乐曲，有利于诗歌的发展。著名学者铿迭与法拉比都有关于音乐方面的论著问世。上层奢靡生活有增无减，舞蹈、音乐特别繁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诗歌：描状诗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一些园林花草生动、细腻的描状是前所未有的。诗坛除劝世诗外，还出现了大量怨世诗，其背景是突厥人掌握权柄，废立君王，随意孤行，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内乱频仍，民不聊生。

著名的诗人有：阿里·本·杰赫姆、布赫图里、伊本·鲁米、伊本·穆阿台兹、赛瑙伯雷。

此外，苏菲派的“殉道者”哈拉智，反映世态炎凉、民间疾苦的民间机智诗人艾布·阿伊纳，民间诗人杰哈翟与胡布祖乌尔吉也很著名。

这一时期散文繁荣，持续不衰。原因是前一时期“舒欧比主义”盛行的结果，引起阿拉伯民族主义学者、文人以大量的诗文、论著进行反击。双方论争的结果，客观上推动了诗歌的发展，也推动了散文的发展。

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引进，促使人们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探讨，产生了“穆阿太齐赖”等学派。他们常要与“光阴派”（无神论）、“精底格”论战，并对诸如《古兰经》是先天存在的还是被造之作，人有“意志自由”还是一切皆由前定等问题进行论争。参加这种论战的教义家们必须博览群书、学贯古今、才思敏捷、能言善辩，才能言之有据，出口成章，驳倒对方，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一来，就迫使一些人潜心苦读，成为博大精深的学者。同时，为了使自己在论战中能巧发奇中，娓娓动听，他们除继承、发扬阿拉伯传统诗文、演讲艺术外，还精心研究和借鉴了波斯、希腊、印度等的修辞、表达艺术。穆阿太齐赖派等教义学者们的论争，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时期散文艺术的发展。

阿拔斯朝第二时期的散文大师是贾希兹与伊本·古太白。

阿拔斯朝第三时期的文学：

这一时期哈里发政权名存实亡，位同虚设。各地各族王公纷纷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建立小王朝。其中有：

布韦希王朝（932—1055），据波斯与伊拉克；

哈姆丹王朝（904—1033），以阿勒颇为中心，据叙利亚北部；

法蒂玛王朝（909—1171），初建于北非突尼斯一带，后扩及埃及、叙利亚地区。

由于各王国之间争权夺利，加之与拜占庭帝国抗争，抵抗十字军东征等，兵连祸结，造成国势日衰的局面。但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别是诗坛仍兴盛不衰。这是由于各种文化的交融、积淀，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希腊哲学的影响为甚。再者，分庭割据的诸王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他们都努力振兴民族文化，使自己统治的地区成为文化中心。为达此目的，他们相互竞争，注意网罗人才，笼络文人，为他们服务。文化中心除巴格达外，还有开罗、阿勒颇、科尔多瓦等地，诗人墨客尽可自由往来奔走于其间，相互竞争，待价而沽。

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有一定的变化：

1.哲理诗进一步发展与深化：以前的哲理诗虽也有，但往往散嵌于长诗中，内容较朴素、浅显。阿拔斯朝前期的诸如艾布·阿塔希叶的劝世诗，虽也是一种哲理诗，但仍未达到一定的深度，而这一时期（阿拔斯朝后期）的诗人受希腊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等较深的影响，因而他们的哲理诗思想内容更加深刻、复杂，而劝世诗则发展为苏菲派具有神秘、象征色彩的哲理诗或情诗。

2.讽刺诗则一般不似过去那样尖酸刻薄，而更多地淡化为诙谐、幽默、戏谑的色彩。诗句轻松、俏皮，读来令人感到诗人聪明、机智。

3.出现了应酬诗，即朋友之间以诗代信，相互往来唱和。内容有致谢、祝贺、抚慰等。

4.由于部分王国与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字军等不断发生战争，因此出现了不少描述那些战役的诗歌。当时，诗人颇像战地记者，用诗歌的形式对战况、战斗英雄及其英雄业绩进行报道与评论。

5.由于战乱频仍，兵连祸结，官府腐败淫奢，百姓饥寒交迫，诗人有时怀才不遇、时乖命蹇，故这一时期亦出现不少怨世诗。

除题材的变化外，从诗歌总体倾向上看，这一时期最初多重思想内容和丰富的想象，随后则渐追求修辞、藻饰，浮文巧语，题材亦渐琐细，如描写刀、扇、谜语……往往空洞无物，华而不实。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穆太奈比、麦阿里、艾布·菲拉斯·哈姆达尼、谢里夫·赖迪、伊本·法里德、白哈·祖海尔等。

此外，著名的诗人还有：库沙基姆、赛利伊·赖法、伊本·迈特鲁赫，以及民间久儍诗人艾哈奈夫·欧克白里、艾布·杜赖夫等。

由于受讲究铺张、华丽的波斯文明的影响，阿拔斯朝宫廷及相继建立的相对独立的各个小王朝，竞相奢靡：从湖光塔影、琼楼玉宇的宫院布局，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宫廷建筑，富丽堂皇、琳琅满目的家具摆设直至珠光宝气、锈金缀银的穿戴、装饰，无一不是错彩镂金，讲究雕饰。生活上的这种矫饰之风必然对文风产生影响；而且，我们知道，波斯文学本身讲究铺排、修辞、藻饰，而与阿拉伯初期那种文辞简朴、凝练、清新的风格有别。在阿拔斯朝后期，随着阿拉伯人权势的削弱，波斯的这种文风的影响显得越来越强；再者，早在阿拉伯帝国建立初期，朝廷和各地官府都选用了一批文人任文书，乃至大臣，为他们起草公文、信函，出谋划策，人们可以凭文才出仕任职。为博得统治者的赏识，这些文人也极力钻研，在文字雕凿、修润上下功夫，因而这种始于伍麦叶朝阿卜杜·哈米德的官府书牍体散文在阿拔斯朝得到一步发展。至阿拔斯朝后期，文章倾向于雕凿堆砌、讲究对偶，追求文采之风越演越烈，文章已成为人们显示文才、卖弄文字的工具。其代表人物是伊本·阿米德和嘎迪·法迪勒。

伊本·阿米德原籍波斯，生于波斯西部古姆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是萨曼王朝枢密院的文书。伊本·阿米德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加之本人聪明好学，故通晓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物理、几何、天文等诸科学问，被人誉为“贾希兹第二”。他文武双全，曾任布韦希王朝两朝宰相。其文章独具一格，自成一家，被认为是一代散文宗师。阿拉伯文学史素有“文章写作始自阿卜杜·哈米德，止于伊本·哈米德”之说。其文字的主要特点是骈俪、压韵，句子简短，讲究对仗和声律，读起来铿锵和谐，悦耳动听；此外，他善于用同义词，并喜欢用对偶、排比、借喻、谐音、反复、铺陈、繁丰等多种修辞手段，还爱用生词僻典。其文章字斟句酌，精雕细刻，如工笔绘画，往往显得矫揉造作。其靡丽、矫饰的文风对后世影响颇大。师承者有艾布·伯克尔·花拉子密、萨希布·本·阿巴德、赫迈扎尼、哈里里等。

嘎迪·法迪勒生于巴勒斯坦的阿什克伦。青年时代正值法蒂玛王朝（909—1171）末期，他来到开罗，在枢密院任文书职，艾尤布王朝（1171—1250）开国元勋萨拉丁对其文才倍加赞赏，任为大臣。他效法伊本·阿米德之文风，且进一步发展，竭力追求骈偶、押韵，多用借喻、双关、谐音、藻饰，极力追求文采，力求华丽。往往重形式轻内容，甚至不惜以词害意。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散文著作是：盲诗人麦阿里的《章节书》与《宽恕书》，艾布·法赖吉·伊斯法哈尼的《歌诗诗话》，还有赫迈扎尼与哈里里的“玛卡梅”。

[1] 精底格（ ，Zindīq），意为“伪信者”。 ABNSN4Ahi7uZWHtHcs/2Yo8jtLZwUFb/kQd5Ove3UrvVzaUzZprbxqlYe1ifEX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