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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整体，它们与现在的约旦、巴勒斯坦合称为沙姆（
，ash-Shām）地区，亦称大叙利亚地区。这一地区濒临地中海，是古代迦南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的故乡；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廷、波斯人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他们深深的印迹。7世纪后，这一地区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马士革曾是伍麦叶朝的首都。古代著名的诗人，如艾布·泰马姆、布赫图里、穆太奈比、艾布·菲拉斯、麦阿里等都或诞生或活跃在这一地区。11—13世纪，十字军东侵时曾占领了这一地区沿海一带，后被马木鲁克王朝的军队赶走。1516年后，这一地区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达400年之久。先后曾一度使黎巴嫩取得半独立于奥斯曼政府地位的法赫鲁丁二世（1572—1635）和巴希尔二世（1768—1850）两位埃米尔曾提倡、鼓励与西方接触，更多地接受西方教育、西方文明的影响，企图以此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1831年，雄心勃勃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曾派其子易卜拉欣帕夏率军占领了叙利亚地区，长达10年之久，企图使部分阿拉伯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而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人民深受素丹、总督和本地封建主的三重剥削，往往竭其所入也难填满统治者的欲壑。土耳其统治者还实行恶毒的愚民政策，把土耳其语作为正规语言，强制推行，企图人为地消灭阿拉伯语。学校极少；没有阿拉伯文的报刊；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大城市找不到一家书店；阿拉伯文书籍非常缺乏。阿拉伯文化长期停滞，阿拉伯文学日趋衰落。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力亦日渐深入这一地区，并极力扩大其影响。在17—18世纪，欧洲商人就利用通商特惠条约打入这一地区，并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贝鲁特等地建立贸易机构，进行不等价交换，赚取巨额利润。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更在这一地区办工厂，建公路，加紧掠夺。
同时，他们又利用这一地区很多居民是基督徒这一特点，通过教会，积极进行文化渗透。早自16世纪末，西方人就在罗马、巴黎等欧洲大城市建有专为东方人，特别是为黎巴嫩人培养教士的学校。此外，他们还向黎巴嫩、叙利亚等地派传教士，在当地建立教会学校，如阿因图拉学堂（1734）、阿因·瓦莱盖学堂（1789）、贝鲁特的美国大学（1866）以及圣约瑟大学（1874）等。近代的黎巴嫩、叙利亚地区是各种尖锐而错综复杂矛盾的焦点：阶级矛盾、宗族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这种种矛盾促使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促进这一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自19世纪，特别是自19世纪下半叶，这里的文化、文学开始复兴。
西方随着传教活动，不仅在黎巴嫩、叙利亚地区创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而且引进了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早在1610年，在黎巴嫩的盖茨哈亚修道院就引进了第一台印刷机，但所用的是叙利亚字母。1702年在阿勒颇所建的印刷所是整个阿拉伯地区第一家阿拉伯文的印刷所。此后，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又相继出现了许多印刷所。印刷的引进，为报刊的创建创造了条件。
1854年，雷兹格拉·哈松在伊斯坦布尔创办《时事镜报》，赫利勒·胡里在贝鲁特创办的《新闻园地》都是阿拉伯文报纸。“报刊在进行民族主义教育，反对专制压迫，激励造反和复兴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引进了西方及其天才的作品，拓宽了写作的文体、风格，使语言不再艰涩、呆板，而变得通俗易懂。” [1]
正是通过办报纸，并通过报刊发表各种政论、杂文、诗歌、小说，翻译、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们登上了文坛，并日益发挥他们作为启蒙者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不堪忍受奥斯曼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残酷迫害，许多诗人作家从黎巴嫩、叙利亚地区出走，其中一部分去美洲，形成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旅美派”；另一部分定居于埃及，在埃及近现代文坛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活跃于19世纪末启蒙运动的阿拉伯先驱者，出生于黎巴嫩地区的有纳绥夫·雅齐吉、艾哈迈德·法里斯·希德雅路、布特鲁斯·布斯塔尼等。
纳绥夫·雅齐吉曾追随黎巴嫩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埃米尔巴希尔二世，任其文书，后又与贝鲁特的美国传教士相识，帮助他们校订《圣经》等译著。这位学者、作家兼诗人极力想使古老的阿拉伯文学传统诗文迅速重放光彩。他喜爱穆太奈比古朴、豪放的诗风，并努力模仿，被人称为“穆太奈比的缩影”。他看到阿拉伯诗歌日趋没落时，不禁在诗中伤心地写道：
我为诗的屈辱、卑贱感到悲戚，
甚至为它服丧，认为它已死去。
我也曾想将它抛弃，
只是心中热爱，身不由己。
与它相识，我才认识了自己，
它好像是我的孪生兄弟。
这个时代诗的知音何其少，
以至于它虽贱卖却仍滞销。
若说它的缺陷增多起来，
批评家少，则可为之遮盖。
纳绥夫·雅齐吉遗有诗集三卷，但其代表作是1856年出版的《两海集》。所谓“两海”是指诗歌与散文。《两海集》是一部玛卡梅集，内有60篇玛卡梅。如果说雅齐吉的诗模仿穆太奈比的话，那么，“可以豪不夸张地说，雅齐吉的玛卡梅是对哈里里的玛卡梅精细的模仿，在各方面都与之相对应。” [2] 书中有传述人，有以浪迹江湖乞讨骗钱为生的文丐主人公。作者虽从未离开过黎巴嫩，但书中涉及的空间却非常广：有反映生活在广阔荒漠中的贝杜因人的《贝杜因篇》，还有《希贾兹篇》《沙姆篇》《库法篇》等。从书中反映出的时间来看，也缺乏当时的时代气息：似乎是包含了从伊斯兰教前的贾希利叶时期及其后的伊斯兰教初兴时期、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书中反映了作家的博学多才，特别是通过他效法哈里里的玛卡梅体故事，用诗文编造出有关语言、语法、修辞等方面微妙、精巧的文字游戏和词义辨析，可以看出作家对阿拉伯语言、文学造诣之博大精深。纳绥夫·雅齐吉的诗文让人们重新品味到阿拉伯语言和文学丰富多彩、魅力十足，提高了阿拉伯人民对自己的语言、文学的自信。他的缺点是过于守旧、复古，缺乏创新意识和时代精神。
艾哈迈德·法里斯·希德雅格虽与纳绥夫·雅齐吉同代，但他却更倾向于思想解放，反对因陈袭旧。这大约与他的文化修养、生活阅历丰富、视野开阔有关。他生于黎巴嫩的阿什古特镇，毕业于阿因·瓦莱盖学校，10岁即能作诗。除阿拉伯文以外，他还精通英、法文和古叙利亚文，曾广泛涉猎东西方著作。他曾应美国传教士之邀请，赴埃及教授他们阿拉伯语，并参与编辑《埃及时事报》。此外，他还先后旅居马耳他、伦敦、巴黎、突尼斯等地，曾创办《突尼斯先驱报》，并由天主教改信伊斯兰教。希德雅格由于学问渊博，一时名扬阿拉伯诸国。他约于1860年应邀离开突尼斯去伊斯坦布尔，创办《新闻报》。他积极主张思想、信仰、言论自由，提倡妇女解放、人人平等，是当时社会改良派领袖之一。1855年于巴黎出版的代表作《法里雅格谈天录》虽也是玛卡梅体，却带有很大的自传性质，通过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对社会种种弊病进行嘲讽和批评，对残酷压迫和摧残黎巴嫩人民的封建统治也进行抨击。他的这部作品与纳绥夫·雅齐吉的《两海集》相比，其特点在于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时代气息，语言也幽默、诙谐，写得生动有趣，也是一种由阿拉伯传统的玛卡梅文体向现代小说过渡的形式。
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出生于书香门第，毕业于阿因·瓦莱盖学堂。他精通数种外语，曾在贝鲁特为英国人和美国人作翻译。1848年在美国领事馆任译员，曾帮助美国传教士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文，1860年创办《叙利亚号角报》，1863年创办“国民学校”，1870年创办《园地》半月刊，后又创办《乐园报》和《小园报》；1875年，由其子协助，着手编撰《百科全书》，完成6卷，其后人补编成11卷。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具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办报、办学的目的在于号召阿拉伯人民消除宗教分歧，加强团结，以促进阿拉伯民族意识的觉醒。但他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借鉴西方的文化、科学，进行社会改良、文化革新。他认为西洋人在他们的愚昧时代并没有因为阿拉伯文化是阿拉伯人民的就予以轻视，同样，阿拉伯人也不应因为西洋人的科学是西洋的就予以轻视。他还积极主张给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认为这是民族振兴、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被称作是当时一代人的“导师”。
原籍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先驱者有弗朗西斯·麦拉什、艾迪布·伊斯哈格和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比等。
弗朗西斯·麦拉什生于阿勒颇。通晓法语、意大利语。青年时代曾随一英国医生见习。1867年去巴黎留学，在大学医科毕业。回阿勒颇后，双目失明。作品多由其口授，亲友记录而成。其代表作是故事体的政论《真理的丛林》（1865），其中大部分章节是在巴黎写成的。他在书中阐述了自己有关哲学和社会的见解，呼吁自由、平等、和平。如他曾在文中写道：为什么富人有权发言，可以在各种政治厅堂里侃侃而谈，而其余的人则无权说话？须知：这些人是最重要的大多数，国家的权利、国王的军队全靠他们建立，各种政治也靠他们才能执行。
艾迪布·伊斯哈格生于大马士革，殁于贝鲁特，祖籍是亚美尼亚。他早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终身都在为争取阿拉伯民族摆脱奥斯曼帝国及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而奔波不止，奋斗不息。他曾在贝鲁特编辑《进步报》和《艺术成果》杂志。后去埃及，1878年，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授意下于开罗创办《埃及》周报，又在亚历山大创办《商务报》，两报因政见与当局相左，而被查封。1880年他流亡巴黎，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办《开罗埃及报》，抨击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号召阿拉伯东方人民为摆脱种种形式的奴役桎梏而斗争。巴黎的一些报刊曾为他辟有专栏。他热情地为东方辩护的文章曾引起法国政治家、作家的注意。他们极为赞赏他的才能。据说，雨果与他会见后，曾说：“这是个东方的天才”。他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强权政治，在一首“强权即公理”的诗中写道：
在林中杀死一个人，
其罪不可宽宥。
屠杀一个和平民族，
这个问题竟需研究。
强权就是公理，
理总在胜者之手。
艾迪布·伊斯哈格死后，其诗文被编辑成集，称《珍珠集》。其译著甚多，曾译拉辛的剧作《安德罗马克》、梅里美的小说集《嘉尔曼》等。
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比生于阿勒颇，曾在叙利亚创办《灰城报》和《公正报》，主张建立伊斯兰联盟，反对专制和奴役。为统治者不容，两报被查封，作家也被谗害下狱。后移居埃及，结识了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等，并参加编辑《穆艾叶德报》（意为“受拥护报”），继续宣传其社会和宗教改革主张，同时游历阿拉伯各国、东非、南亚等伊斯兰地区，死于埃及。
凯瓦基比主要作品有《专制的本性》和《诸镇之母》。书以故事的形式对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进行猛烈抨击，并对社会、政治种种弊病进行深刻地剖析。
这些先驱者们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创办的报刊为阵地，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的文化、文学作品，并从西方引进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们也对阿拉伯中世纪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努力发扬光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让文学从僵滞、因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现实斗争的武器。
他们努力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奥斯曼帝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对人民的奴役，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因此，他们往往赋予传统诗文以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精神。
如纳绥夫·雅齐吉之子易卜拉欣·雅齐吉在一首诗中就写道：
卷伏在屈辱的地毯上，
还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权利和鲜血被出卖了，
卖得那样卑微低贱。
土耳其人是这样一群家伙：
要战胜他们惟有造反！
而在他的另一首题为《醒来，阿拉伯人！》的诗中，诗人则进一步号召人民起来作拼死斗争：
让我听宝剑铮铮，在战尘中闪烁，
听到它铿锵奏鸣，我会感到快乐。
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吝惜的了，
除了那些灵魂——在屈辱中苟活。
拼死斗争！死也死得痛快，
强似半死不活，受尽折磨！
同被认为是复兴运动先驱之一的黎巴嫩诗人纳吉布·哈达德也在一首诗中号召阿拉伯人向土耳其统治者进行斗争：
已经到了我以血拼搏的时刻，
谁不流血斗争也难安全过活。
啊，我热爱的阿拉伯半岛啊！
有多少只手在向你把利箭射。
土耳其人将你玩弄于掌股间，
在你的每个地区都流下血河……
而叙利亚著名诗人杰卜拉伊勒·德拉勒则在他的长诗《王位与寺院》中，抨击封建神权与专制王权的统治，要求实行共和体制。他在诗中指出一些神职人员贪婪、伪善的嘴脸：
一切人尽管情况并不一般，
最大的追求却都是金钱。
罗马的教皇为了赚钱，
向人们散发“赎罪卷”；
牧师、神父为了金钱，
出卖十字架和教堂财产；
大主教们纵然说谎欺骗，
照样能如愿拿到金钱……
接着，他把矛头对准封建君主：
同样，君主对我们专制欺压，
竟无人谴责，没有人管，
还有那些用武力侵略别国的人，
公然横行霸道，肆无忌惮……
诗人还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吁人民起来斗争：
啊，沉睡的人们，你们岂能长眠？！
快起来，把那些野兽教训一番！
切莫再听任他们随意宰割，
切莫再害怕他们狰狞的嘴脸。
快起来，努力赶走他们！
国家已被他们糟蹋得破烂不堪。
还应提到的是，20世纪初，以“两国诗人”著称的穆特朗早已脱颖而出，登上诗坛，并旅居埃及，与邵基、哈菲兹·易卜拉欣齐名。
启蒙和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们不仅从西方引进了新思想、新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引进了许多文学体裁和表现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戏剧和小说。
最早将戏剧这一形式引进阿拉伯艺术舞台的是马龙·奈卡什、赛里姆·奈卡什叔侄和艾布·海利勒·格巴尼。
马龙·奈卡什生于黎巴嫩的滨海城市赛达，1825年随父亲移居贝鲁特。年轻时曾学土耳其语、法语、意大利语；12岁就精通东方音乐并会写诗。他曾任贝鲁特海关文书主任，亦曾在商会工作，并一度辞职经商。由于工作需要，他曾游历叙利亚、埃及、意大利等地。在意大利期间，他认真学习了西方的话剧、歌剧等表演艺术。回国后，1847年他将法国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成《小气鬼》，添加了音乐和合唱，并使其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于1848年组班在自己家里演出。《小气鬼》一剧虽是改编，文学批评界仍把它认为是第一部阿拉伯戏剧。1849年，马龙·奈卡什写成《傻瓜艾布·哈桑》，剧本取材于《一千零一夜》。1853年，在他家附近建立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剧场，并演出了《妒火中烧》。马龙·奈卡什由于有音乐和诗歌的天才，因此，他往往使自己的剧作散韵结合，并多为喜歌剧。他认为戏剧的使命是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他曾说：“通过这些戏剧，人类的缺点被揭示出来，聪明人可以引以为鉴。”他被认为是阿拉伯戏剧的奠基者。
马龙·奈卡什英年早逝，死后，其侄赛里姆·奈卡什继承了他的事业，接管剧团，继续在贝鲁特演出。后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赛里姆·奈卡什远走埃及的亚历山大，组团于1876年举行首场演出。他与艾迪布·伊斯哈格合作，翻译、改编了拉辛的《安德罗马克》《菲德拉》和高乃依的《贺拉斯》等剧，并创作了《赌徒》《受欺者》《骗子》等剧。
艾布·海利勒·格巴尼生于大马士革，祖籍为土耳其人。他自幼喜爱艺术，具有多方面的天才。他能歌善舞，诗文并佳，且会表演。约于1866年，他在祖父家自编自演了其第一部剧《忘恩负义》后，又在意大利游乐场演出了他编写并作曲的歌剧《瓦达哈》。受到总督鼓励，他在大马士革建立了剧场，演出了《阿依达》《迈哈穆德王》等剧，观众颇为踊跃。但好景不长，当他们演出马龙·奈卡什编写的《傻瓜艾布·哈桑》时，抱缺守残的宗教长老们认为剧中丑化了哈里发哈伦·赖世德，是大逆不道，并上告素丹，后又唆使人们劫掠并焚烧了剧场。格巴尼被迫率领部分团员于1884年去埃及，先后在亚历山大、开罗等地进行创作、演出达17年。1900年，他回到大马士革，死于瘟疫。格巴尼一生共创作剧本约60部，多取材于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如《哈伦·赖世德》《婉拉黛》《安塔拉》《莱伊拉的情痴》等。
艾布·海利勒·格巴尼同奈卡什叔侄一样，试图将戏剧这一外来的西方艺术形式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因此，剧中多用阿拉伯人所喜闻乐见的诗歌、音乐，题材也多为阿拉伯人熟悉。但结构往往松散，剧情简单。无论如何，他们总不愧为阿拉伯近现代戏剧之先驱。
至于近代小说的出现，则与19世纪末期在黎巴嫩、埃及等地建印刷所、创办大量报刊及同时从西方特别是从法文、英文翻译介绍过来的大量小说分不开。许多文学刊物，如《园地》（创办于1870年，贝鲁特）、《新月》（创办于1892年，开罗）、《东方》（创办于1898年，贝鲁特）、《光亮》（创办于1898年，开罗）等都是由黎巴嫩的文学家创办的。他们在这些刊物上都辟有小说专栏，几乎每期都登载翻译或创作的小说。这无疑为阿拉伯小说的产生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最早在近代阿拉伯小说园地耕耘的有突出贡献的园丁有赛里姆·布斯塔尼、乔治·宰丹和法尔哈·安东等。
赛里姆·布斯塔尼是布特鲁斯·布斯塔尼的长子，曾受教于纳绥夫·雅齐吉门下。除精通阿拉伯文外，他还通晓土耳其文、英文、法文。他自1870年协助其父创办《园地》半月刊，写有大量社会小说，如：《沙姆园地中的热恋》（1870）、《艾斯玛》（1873）、《摩登女郎》（1875）、《法蒂娜》（1877）、《赛勒玛》（1878—1879）、《沙米娅》（1882—1884）等；还写有历史小说《齐诺比娅》（1871）、《白杜尔》（1872）、《沙姆征战中的热恋》（1874）等。其小说特点多在于通过一些爱情故事，达到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目的。
乔治·宰丹生于贝鲁特，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药物学，中途辍学，改学希伯来语与古叙利亚语。后定居于埃及，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892年创办《新月》月刊；长期笔耕不辍，直至病逝于开罗。
乔治·宰丹受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影响，善写历史小说。他自30岁至死，几乎一年写一部，共写有22部历史小说，如：《加萨尼姑娘》《古莱氏》《斋月十七》《哈加志·本·尤素福》《攻克安达卢西亚》《阿卜杜·拉赫曼·纳绥尔》等。内容多讲述相爱的男女主人公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种种遭遇，既有史实，又有故事，通俗有趣，风靡一时。但若从文学角度看，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安排，都显得有些浅薄。
法尔哈·安东生于的黎波里，1897年去埃及，1899年创办《大学》杂志，1907年去美国纽约，继续办报刊《大学》。他于1912年回埃及，曾与人合办过《民众报》《禁城报》。
法尔哈·安东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一位颇有影响的启蒙者。他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将世界各国的文学和哲学思想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他传播了马克思、卢梭、尼采、孔德、孔子等人的哲学；也介绍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主张社会民主、思想自由、人人平等，并在刊物上让各种学说讨论、争鸣。阿拉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马龙·阿布德曾说：“法尔哈·安东耕耘思想的葡萄园，并为它清除杂草……我看在他之后的革命家、造反者都是他的学生。他为他们开路，在心灵中点燃革命的烈火。” [3] 他曾写有社会小说《学问、宗教与金钱》（又称“三城”，1903）。作者在“前言”中说：“我们在这里宽容些，把它称之为小说，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篇有关金钱、学问和宗教道德的社会哲学研究论文，在欧洲人们把它称之为社会问题。” [4] 同年，还写有另一部社会小说《野兽、野兽、野兽》。主题也在于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阐述改革社会的理想。除社会小说外，他还写有历史小说《新耶路撒冷》以及《至死相爱》《男人的坟墓》《忏悔前的玛利亚》等小说，及《萨拉丁王》《街头女郎与大家闺秀》等剧本。
叙利亚最早写小说的是前面提到的弗朗西斯·麦拉什。他曾于1872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奇贝珍珠》。其小说主要是抨击当时的一些陈规陋习，希望改良革新，“是针对那些缠着大头巾、吸鼻烟、熏香的习俗，妇女成天聊穿戴、学洋人追时髦、用老法治病、不男不女等现象的一种社会批评。” [5]
此外，还有努尔曼·盖沙忒里，曾发表了《少女艾米娜和她的母亲》《艾尼斯》、《穆尔希德与费特娜》等小说，反映了他对道德、习俗、爱国主义的一些进步见解。他在小说中提倡勤奋、孝顺，不要忌贤妒能，甚至大胆地号召要反抗君主的暴虐求得解放，说：“那些公正地对待人们、惩恶扬善的人才是值得赞美的！” [6] 与他同时代的舒克里·阿赛里则在自己的小说《穷苦人的灾难》的开头就写道：“这是一部爱国修身的小说，它向读者反映出我们的社会为之叹息的苦难和我们家庭制度的弊病。” [7]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多靠巧合、爱情编织故事，中间又常常杂有大段的议论、说教，故有的像通俗故事，有的近似散文、杂文，远不够成熟、完美，只能认为是阿拉伯小说初期的尝试。
当然，还应提到的是，旅居美国的纪伯伦、努埃曼等在这一时期也已开始了小说创作，如纪伯伦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5）、《叛逆的灵魂》（1908），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等。努埃曼先后发表于1914年和1916年的《又一年》《不育者》则被认为是阿拉伯最早出现的较完美的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