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阿拉伯现代诗歌的流变

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以诗歌闻名于世。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是体现阿拉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古时期的阿拉伯诗歌佳作珠联，美不胜收；诗人辈出，灿若星汉。阿拉伯古代诗歌不仅是阿拉伯文学的骄子，而且也影响、促进了西方诗歌的发展。如当年流行于安达卢西亚的“彩诗”（ ，al- ）与“俚谣”（ ，al-Zajal）后来发展成为西班牙的民歌体裁“村夫谣”（Villancico）。

但在近古时期已处于明显中衰态势的阿拉伯诗坛，到18世纪末，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已衰落到了谷底，沉寂、僵滞，万马齐喑。异族的统治者规定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而精通阿拉伯语并能用以写诗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诗人写起诗来，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又大都只会因陈袭旧，仿古、泥古。题材庸俗、琐细、平淡、无聊，空洞无物；艺术手法上往往是矫揉造作、堆砌辞藻、华而不实。有些人还把写诗当作文字游戏，以卖弄文才。如阿拉伯文28个字母中有14个带点的，14个不带点的，有人就尽力全用带点的字母或不带点的字母写一首长诗；有人写“回文诗”——一首诗既可正读，亦可反读；有人写“藏头诗”——用每行诗的最前面的字母构成一行新的诗句；有人用字母纪年——28个阿拉伯字母可分别代表28个数字（即1—9、10—90、100—900、1000），把诗句中所用字母代表的数字相加在一起，以示他要表明的年代；还有的诗人直接抄袭古代诗人的名句嵌联成新诗：每拜特（联句）引上句，配下句，或在每两拜特四句（两联句）后加一句（称“对五联”）……诗人们又大多趋炎附势，对权贵极力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这样的诗歌自然缺乏真情实感，没有个性，脱离生活，脱离社会，没有丝毫时代气息。黎巴嫩诗人纳绥夫·雅齐吉曾描述对当时阿拉伯诗歌状况的感伤：

我为诗的屈辱、卑贱感到悲戚，

甚至为它服丧，认为它已死去。

我也曾想将它抛弃，

只是心中热爱，身不由己。

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震动，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探索，寻求改革，诗坛也不例外。西方势力的入侵，仿佛为那些有责任心的诗人们敲起了警钟，让他们感到阿拉伯诗坛那种无病呻吟、哗众取宠、孤芳自赏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期间，由于印刷机的引进，印刷厂的建立，过去只是手抄本而鲜为人知的古诗集得以出版问世。人们有机会读到了与当时萎靡不振的诗界截然不同的先辈们的杰作：乌姆鲁勒·盖斯、哲利尔、哲米勒、艾布·努瓦斯、伊本·鲁米、艾布·泰马姆、穆太奈比、麦阿里等古代大师们的诗是那样质朴、细腻地紧随时代，贴近社会，描述生活，语言生动、鲜活，又不乏蕴含深邃哲理的警句、格言。这使那些只懂古诗皮毛就急于“仿古”的诗人开始了解阿拉伯古代诗歌的精髓所在，令他们在击节赞叹之余，决心继承、弘扬阿拉伯古诗的传统，以求复兴。

通过西方向有关阿拉伯国家传教、办学、派专家、学者讲学授课，通过阿拉伯国家派遣学生去西方留学、旅游所见所闻，还通过大量西方作品的翻译，也使阿拉伯人了解了西方文学中的诗歌是什么样子，促使他们对当时脱离时代、脱离生活僵滞的诗坛和畸形的审美标准进行反思。

19世纪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斗争中，殖民主义者的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加上奥斯曼帝国封建王朝的专制独裁、为虎作伥，以至于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广大阿拉伯人民反殖民主义统治、反封建独裁，争取自由、民主，以革故鼎新的斗争中，诗人不可能袖手旁观、沉默不语。

这一时期在各地开始创办的各种报刊，还有种种集会，为诗歌的发表提供了园地、场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19世纪下半叶，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的先驱和代表是埃及的巴鲁迪。

巴鲁迪生于开罗，出身贵族，曾任过埃及圣战部大臣和总理大臣，并为埃及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领导成员之一。1882年随奥拉比领导埃及人民进行反英斗争，失败后被流放到锡兰岛，达17年。其诗在形式上继承了古诗严谨、凝练、质朴的风格；内容上却体现了时代精神、民族感情，反映了个人与祖国兴衰、荣辱多变的命运和坎坷曲折的道路；一扫近世阿拉伯诗坛那种脱离现实、玩弄辞藻、无病呻吟的颓废之风，而使诗歌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成为现实的镜子、时代的号角、战斗的檄文，从而使阿拉伯诗歌获得了新生。如他在奥拉比起义中，就吟诗鼓动人民起来同英国殖民主义和本国卖国贼进行斗争：

同胞们，起来！生命就是时机，

世上有千条道路，万种利益。

我真想问真主：你们如此众多，

却为什么要忍辱受屈？

真主的恩德在大地如此广布，

你们却为何要在屈辱中苟活下去？

我看一颗颗脑袋好象熟透了的瓜，

却不知锋利的刀剑操在谁手里。

你们要么俯首贴耳任人宰割，

要么起来斗争，不受人欺！

巴鲁迪在现代阿拉伯诗坛上承前启后，开一代诗歌之新风。他所代表的是“传统派”或称“新古典派”“复兴派”。这一派的特征就是在诗歌形式上严格遵循古诗的格律，在诗歌内容上要反映时代风云，贴近社会生活。

属于复兴派的先驱：在埃及还有伊斯梅尔·萨布里；在黎巴嫩有纳绥夫·雅齐吉和易卜拉欣·雅齐吉父子、纳吉布·哈达德；在叙利亚有艾迪布·伊斯哈格、杰卜拉伊勒·德拉勒；在伊拉克有阿卜杜·盖法尔·艾赫赖斯、阿卜杜·厄尼·贾米勒等；在阿尔及利亚有阿卜杜·卡迪尔·杰扎伊里；在突尼斯有迈哈穆德·盖巴杜；在摩洛哥有穆罕默德·苏莱玛尼；在利比亚有两位赛努西教团诗人——艾布·赛夫·穆盖赖布·布尔欧绥和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逊尼及其后的穆斯塔法·本·宰克里；在苏丹有穆罕默德·欧麦尔·班纳；在沙特有艾斯库比。

在这些复兴派先驱者手中，阿拉伯诗歌得到了真正的复兴。诗歌不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而成了唤醒沉睡中的民众起来战斗的号角。诗人们站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压迫，以求阿拉伯民族的解放振兴。

黎巴嫩诗人纳吉布·哈达德曾在诗中号召全阿拉伯民族向土耳其统治者进行斗争：

已经到了我以血拼搏的时刻，

谁不流血斗争也难安全过活。

啊，我热爱的阿拉伯半岛啊！

有多少只手在向你把利箭射。

土耳其人将你玩弄于掌股间，

在你的每个地区都流下一条血河……

叙利亚诗人杰卜拉伊勒·德拉勒也在呼吁：

啊，沉睡的人们，你们岂能长眠？！

快起来，把那些野兽教训一番！

切莫再听任他们随意宰割，

切莫再害怕他们狰狞的嘴脸。

快起来，努力赶走他们！

国家已被他们糟蹋得破烂不堪。

我们还可以听到伊拉克诗人阿卜杜·厄尼·贾米勒发出同样的声音：

一群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恶棍，

听命于他们，我实在不能容忍。

何时我的长枪能亲吻他们的胸膛，

我的宝剑在将小人的颈下血饮……

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斗争中，这些复兴派诗人的先驱们往往是投身实际战斗的战士，有些人甚至是身先士卒的首领。如前所述，埃及的巴鲁迪是反英斗争的领导人之一。阿尔及利亚的诗人阿卜杜·卡迪尔·杰扎伊里更是著名的文武双全的反法武装斗争的领袖。他曾自豪地吟道：

我愿献出生命，

在战斗的日子里，

纵然在和平时期，

它最最宝贵。

你可以问问

法国佬的军队，

在我的刀枪下，

他们有多少人丧生成鬼！

利比亚诗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逊尼不仅参加了赛努西教团反意大利占领的武装斗争，并写诗鼓舞士气：

一旦战士们集结在雄鹰之下，

你会以为那是群熊熊的火山。

交锋的日子，他们进军，

群骑好似洪流，战旗似闪电……

苏丹诗人穆罕默德·欧麦尔·班纳在著名的马赫迪起义期间，追随马赫迪左右，鼓动人民参加起义斗争：

莫管敌人猖狂，追随起义大军！

自有战旗在前指引征程。

挖掘战壕，把他们困在当中，

像当年先知的门徒一样行动……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复兴派先驱者们，不仅是阿拉伯近现代诗歌复兴的先驱，也是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先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先驱。

继以巴鲁迪为代表的先驱者们之后，承袭了传统派（即“新古典派”“复兴派”）的诗人：在埃及有“诗王”邵基、“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在黎巴嫩有谢吉布·艾尔斯兰、什布里·曼拉特；在伊拉克有鲁萨菲、宰哈维、贾瓦希里；在叙利亚有穆罕默德·比兹姆、海利勒·马尔达姆、白戴维·杰拜勒；在苏丹有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巴西；在巴勒斯坦有易卜拉欣·图甘、阿卜杜·拉希姆·迈哈穆德；在约旦有穆斯塔法·瓦赫比·坦勒（以笔名“阿拉尔”著称于世）；在也门有祖白里；在阿尔及利亚有穆罕默德·伊德等。

其中在阿拉伯诗坛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埃及的“诗王”绍基、“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和伊拉克的鲁萨菲、宰哈维等。

他们的诗歌最大特点依然是在严格遵循阿拉伯传统格律、题旨的基础上，反映政治风云和社会沧桑。反殖民主义统治与专制压迫是他们诗歌的主旋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在西方（尤其是英、法）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下，阿拉伯诗坛出现了“创新派”，即“浪漫派”，其先驱是穆特朗。

穆特朗原籍黎巴嫩，因受迫害，留法后移居埃及，被称为“两国诗人”，并与绍基、哈菲兹·易卜拉欣并称为埃及诗坛“三杰”。他的诗歌富于想象，感情深沉、细腻，内容大多是歌颂真善美和纯真的爱情，反对假恶丑和专制、暴虐，争取自由，追求正义；在艺术上反对单纯拟古，敢于破除旧的格律，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这些也正是这一派的共同特点。

属于浪漫主义创新派的有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埃及的“笛旺诗社”（ ，Jamā‘ah ad-Dīwān），其成员有：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易卜拉欣·马齐尼、阿卡德。

有成立于1932年埃及的“阿波罗诗社”（ ，Jamā‘ah Abūlū），主要成员有：艾布·沙迪、易卜拉欣·纳吉、阿里·迈哈穆德·塔哈，有被称为“民族之光”的突尼斯名诗人沙比；在黎巴嫩还有艾布·舍伯凯和小艾赫泰勒，原名白沙赖·胡里；有叙利亚诗人艾布·雷沙；有苏丹诗人提加尼·尤素福·白希尔；有也门盲诗人白勒杜尼等。

此外，在海外，“旅美派”诗人纪伯伦、努埃曼、艾布·马迪、赖希德·赛里姆·胡利（又称沙伊尔·盖莱维，意为“乡村诗人”）、法齐·马鲁夫等也属于这一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黎巴嫩、叙利亚人因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与宗教迫害，纷纷旅居美洲，“旅美派文学”随之产生。1920年，北美的阿拉伯旅美文人在纽约成立了“笔会”，会长是纪伯伦，主要成员有努埃曼、艾布·马迪等。纪伯伦1895年赴美，曾留法学过美术。他能诗善画，尤以优美的散文诗著称。他受尼采和威廉·布莱克影响颇深，其诗作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1933年，在巴西的圣保罗城又成立了“安达卢西亚社”，这是“旅美派”在南美的文学团体。

旅美派文学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并加以创新，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他们在诗歌中歌唱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并抒发了爱国、思乡之情；在艺术形式上不愿蹈常袭故，而勇于创新。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一些年轻诗人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下，希望进一步打破旧诗格律传统的束缚，以便更充分、更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表达新的意境，于是在浪漫派和古典“彩锦体”的基础上，嬗变出更新的流派——“自由体诗”派。他们主张写形式、内容都不受限制的自由体诗。这种诗歌诗行长短不一，韵律宽松，节奏富于变化，内容也往往自由、奔放，内涵丰富而深邃，具有强烈的个性，但有的诗显得朦胧、晦涩、费解。

这一流派最早出现于伊拉克，代表诗人是娜齐克·梅拉伊卡、沙基尔·赛亚卜和白雅帖；在埃及，自由体新诗的先驱是阿卜杜·萨布尔，代表诗人还有艾哈迈德·希贾齐、穆罕默德·艾布·辛奈艾迈勒·冬古勒、法鲁格·舒舍、法鲁格·朱维戴等；在叙利亚有尼扎尔·格巴尼；在黎巴嫩有阿多尼斯、尤素福·哈勒；在苏丹有法图里、塔志·希尔·哈桑；在也门有阿卜杜·阿齐兹·麦卡里赫；在科威特有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在巴勒斯坦有迈哈穆德·达尔维什等。

至今，传统的古典格律诗歌形式与自由体的新诗形式并存，孰优孰劣，见仁见智，争执不下，有些诗人是两种形式兼而用之。这一情况与中国诗坛现状颇相似。 4Zllby2xdwt2oRcJZQwO+BfIeOeh2mb5XvgA68Se8XEZkwikQZRkhWeADCbjQ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