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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学曾以群星灿烂、佳作珠联、丰富多彩、绚丽夺目而彪炳于世。但自1258年蒙古旭烈兀率军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覆灭后，在异族的统治下，阿拉伯文学开始失去其黄金时代的光辉而日趋衰落。诗人墨客往往泥古、仿古，热衷于文字游戏，无病呻吟。这一近古时期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被称为中衰时期。
始于19世纪的阿拉伯现代文学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新的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真正始于19世纪下半叶，上半叶则是准备阶段。
文学、文化总是遵循“传承—借鉴—创新”这一规律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阿拉伯的文学复兴运动也同样遵循着这一发展规律，就是阿拉伯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撞击、融合，从而使阿拉伯民族文学在传承、引进、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运动，实质上是在西方文化影响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情况下，阿拉伯文学走上现代化的运动。
西方的侵入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客观上引起了近现代已占上风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已处于下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再次撞击。面对西方的挑战，阿拉伯一些有胆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复兴。
促使阿拉伯近现代文化、文学复兴运动的形成与影响、推动它不断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是异族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阿拉伯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长，使一些有识之士重视发掘、研究和继承、弘扬自己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源远流长的阿拉伯古典文学，用以激励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
在这方面的先驱者有黎巴嫩的纳绥夫·雅齐吉，曾用玛卡梅文体写下《两海集》，埃及作家阿里·穆巴拉克著有韵文故事《伊勒木丁》，伊拉克作家舒克里·阿鲁西著有三卷《阿拉伯风土人情志》。他们都试图用传统典雅的文风描述现实内容，以弘扬民族文化。
其次，西方势力的侵入和文化渗透，如传教、办学，以及阿拉伯与西方的广泛接触，如留学、旅居西方，特别是通过大量的翻译、介绍，使阿拉伯人民接触并了解了与阿拉伯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方近代文学，使他们有机会向西方文学学习、借鉴。
最后，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报刊和其他传媒形式的出现与普及，教育事业、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各种文学学会的建立，西方国家的东方学者们的研究与参与，这一切也都为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报刊的作用日显重要，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主要媒介，也为各类文学作品特别是杂文、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提供了广阔的园地。
在这场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中，走在前列的是埃及和黎巴嫩。
法军侵埃（1798—1801）的同时，拿破仑还带去了一批学者。他们在埃及成立学会，对埃及各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埃及建立实验室、图书馆、印刷厂等，使埃及人民首次接触到西方文明，注意到西方科学的进步。1805年，阿尔巴尼亚籍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利用人民的力量夺取政权，成为埃及的总督（1805—1849）后，力图把埃及变成一个独立的强国。他竭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向西方派了大量留学生，另一方面也创办了一些军事、技术学校，聘请了不少西方学者在埃及执教讲学，从而为埃及接触与传播西方文化打通了渠道。伊斯梅尔（
，Ismā‘īl Bāshā1863—1879在位）上台后，进一步向西方开放；同时许多在黎巴嫩、叙利亚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纷纷逃至埃及定居，从而使埃及在近现代的复兴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
黎巴嫩接触西方文化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先后曾一度使黎巴嫩取得半独立于奥斯曼政府地位的法赫鲁丁二世（
Fakhr ad-Dīn Ⅱ，1572—1635）和巴希尔二世（
Bashīr Ⅱ，1768—1850）两位埃米尔曾提倡、鼓励与西方接触，更多地接受西方教育、西方文明的影响，企图以此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而西方则利用这一地区很多居民是基督教徒这一特点，通过教会，积极进行文化渗透。早自16世纪末，西方人就在罗马、巴黎等欧洲大城市建有专为东方人，特别是为黎巴嫩人培养教士的学校。此外，他们还向黎巴嫩、叙利亚等地派传教士，在当地建立教会学校，如阿因图拉学堂（1734）、阿因·瓦莱盖学堂（1789）、贝鲁特的美国大学（1866）、圣约瑟大学（1874）等。“近海、基督教徒占优势、对外关系方面倾向西方的传统，这三者使人民特别易于接受新刺激。”
而西方对这一地区侵入和渗透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近现代文明、文化价值观念带进这一地区，促使这一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本地区长期落后、停滞的现象进行反思，表示不满，从而决心进行社会改良，争取民族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美国学者在评论这一点时，曾指出：“从西方输入的无数观念中，最有力的是民族主义和政治的民主主义。拥护民族主义，就导致一种与过去断绝关系的明确的立场。开始的时候，阿拉伯民族运动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这个运动的先锋队，大半是叙利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人。”
阿拉伯许多有识之士曾指出，当时正处于长期停滞、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它本身不具有赖以复兴的条件，必须借助外来的火光照亮思想，并把它提高到世界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像在欧洲的黑暗时期东方曾把它照亮一样，东方在自己的衰沉时期也要借助欧洲，以建造自己的复兴基础。东西方交流所产生的火光将在阿拉伯世界大放光明，将照亮通向思想、文化、文学广泛进步的智慧之路。东西方交流是复兴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前提。它在黎巴嫩和埃及表现得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为突出，更有影响，更普遍有效。”
在埃及这场复兴运动的先声是始于19世纪初的翻译运动。最初的翻译仅限于军事、医学、理工等自然科学领域，随后才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科学的翻译。翻译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另一部分则是来自黎巴嫩、叙利亚地区毕业于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者。
这场运动最早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是埃及的雷法阿·塔赫塔维。他于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后，1826年被委任埃及首批赴法国留学生团团长。1834年学成回国后，先在技术学校任翻译，后任语言学校校长、翻译局局长、军校校长等职；并曾办过《园地》《埃及时事》等报刊。他曾目睹了1830年的法国革命，归国后撰写了《披沙拣金记巴黎》一书。全书记录了他留法期间的见闻，谈到了法国人的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谈到了法国的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分析了致使他们先进发达的原因，书中记述了法国宪法，并加以评论。作家的目的在于呼吁故步自封的本国封建统治者，唤醒沉睡于愚昧、落后的人民起来进行改革，以跟上世界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他认为是否学习西方文明将关系到东方民族的生死存亡。在他看来，中古时期西方曾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汲取营养，如今阿拉伯人亦可从外来文化中受益。他还同他的学生将两千余种西方文学、科学、哲学、史地、政治书籍译成阿拉伯文，企图通过宣传、教育引进西方文化，达到振兴埃及的目的。这一点颇与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相似。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莎士比亚、莫里哀、拉辛的一些剧本，大仲马的《三剑客》、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都陆续被译成阿拉伯文。其间，有些译者为了便于读者接受西方作品，将译著“阿拉伯化”或“埃及化”，即将原著改编，故事场景、人名、地名都改换成阿拉伯或埃及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作家曼法鲁蒂，他另辟蹊径：虽不懂外文，却请别人初译，自己再用优美、典雅的阿拉伯文改写了许多西方名著，颇似我国的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这种翻译、借鉴所涉及的领域亦不局限于文学。
例如黎巴嫩籍的学者雅古布·赛鲁夫，除阿拉伯文外，还精通英、法和希腊文，他在1876年创办了《文摘》杂志，就翻译、介绍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论著。
另一位黎巴嫩籍的学者希布里·舒迈伊勒则是最早将达尔文学说、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介绍进阿拉伯世界的学者，被认为是东方“思想复兴的柱石”和“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他曾指出：“在有些情况下，社会一定要有一场革命，使它摆脱灭亡的危险。这场革命必须出自人民内在的因素，即它必须是水到渠成的，否则它会变得对人民有害。”“预期而必不可免的革命，是一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相互支持的革命，旨在推翻和改换他们的政府，使之更适应时代的精神，更能维护民众的利益。”“资本家是社会的盗贼，而政府则只关心保障资本家偷盗的途径。”“科学并不是号召我们不信神，而是向我们揭示真理。科学教导我们思想自由，那它怎能教我们一定不信神呢？这种说法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偏见。” [1]
他引进、传播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称之为“震撼”，并说：“今天发生了一场震撼，而这正是我当时要把人们的思想从沉睡中唤醒过来的目的所在。”
还有一位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颇有影响的先驱与启蒙者是法拉哈·安东。他与雅古布·赛鲁夫、希布里·舒迈伊勒一样，也是黎巴嫩籍，受过西方教育，并长期在埃及工作。他在自己创办的报刊上将世界各国的文学和哲学思想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他传播了马克思、卢梭、尼采、孔德、孔子的哲学，也介绍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主张社会民主、思想自由、人人平等，并在各种刊物上让各种学说讨论、争鸣。他曾在1903年写有两部社会小说《科学、宗教与金钱》与《野兽、野兽、野兽》。前者实际上是“一篇有关金钱、科学和宗教道德的社会哲学论文”，后者的主题则在于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阐述改革社会的理想。
阿拉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马龙·阿布德曾说：法拉哈·安东耕耘思想的葡萄园，并为它清除杂草……我看在他之后的革命家、造反者都是他的学生。他为他们开路，在心灵中点燃思想革命的烈火。
舒迈伊勒与安东都出身于基督教、天主教的家庭，都具有反宗教的世俗主义倾向，把宗教看作是阿拉伯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障碍，认为要想使阿拉伯国家社会进步，达到西方文明的水平，必须摆脱宗教的羁绊。
活跃于19世纪末，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先驱还有黎巴嫩的纳绥夫·雅齐吉、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和叙利亚籍的艾迪布·伊斯哈格等。
纳绥夫·雅齐吉以其优美的诗文让人民重新品味到阿拉伯语言、文学的丰富多彩，魅力十足，提高了阿拉伯人民对自己语言、文学的自信。
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办报、办学，号召阿拉伯人民消除宗教分歧，加强团结，以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但他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借鉴西方的文化、科学，进行社会改良、文化革新。他说：“西洋人在他们的愚昧时代并没有因为阿拉伯文化是阿拉伯人的，就予以轻视，阿拉伯人也不应因为西洋人的科学是西洋人的，就予以轻视。”
艾迪布·伊斯哈格被雨果誉为“东方的天才”。他抨击了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也反对殖民者的强权政治。
19世纪黎巴嫩的另一位复兴运动的先驱是希德雅格。他由天主教改信伊斯兰教，名扬阿拉伯诸国。他积极主张思想、信仰、言论自由，提倡妇女解放、人人平等。
叙利亚籍的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比则主张建立伊斯兰联盟，反对专制和奴役。他在以故事形式写出的作品《专制的本性》和《诸镇之母》中，对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进行猛烈的抨击，并对社会、政治的种种弊病进行深刻的剖析。他在移居埃及后，结识了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对他影响很大。
西方势力的入侵，对阿拉伯的伊斯兰宗教界无疑也是一个重大的震撼。伊斯兰教中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伊斯兰教也必须进行改革，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伊斯兰教的复兴。这场宗教改革、复兴运动的基地是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先驱和代表人物就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虽说生于阿富汗（一说波斯），但他长期在阿拉伯世界活动，1871年又定居于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任教，因此，其学说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他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强调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有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共同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应团结起来，捍卫、复兴伊斯兰文化。他终生致力于社会和宗教改革。他说：“时代并不是停滞不前的，穆斯林必须把这点看作是他们教义中富有生机的原则。政治体制、社会思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穆斯林必须鉴别、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摈弃他们所厌恶的东西。……摆脱欧洲辖制的唯一希望，在于学习西方的方法，获得科学的观点，掌握西方技术从而增强力量，以捍卫伊斯兰世界。”
他曾提出这样的口号：“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环视你的周围，向你的世界学习，与时代同呼吸。像你们的先辈那样征服知识；寻求权力并恰如其分地使用权力；联合起来并寻求统一；联合一起，你们就会强大起来。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你们才能在一个即将到来的艰难时代生存下去。”
穆罕默德·阿布笃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学生，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倡导者，终生致力于以伊斯兰教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他主张根据时代与社会条件的变化，以新的观点来重新解释伊斯兰教义，改革陈规陋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增强其活力，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他曾在《金字塔》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发展民族文化教育，提倡现代科学技术，以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他曾说：“闭耳不闻和脱离科学，在野蛮时代是可以的，而在现时代则是不允许的。”
他继承了古代穆尔太齐赖派的唯理观点，企图调合理性与宗教，以理性论证信仰，认为《古兰经》尊重理性，说：“《古兰经》命令我们用理性去观察宇宙现象及其定理，以谋得对于《古兰经》之教训的确信。”
在政治上，他追随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提倡泛伊斯兰主义，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侵略。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杰出人物除上述叙利亚籍的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比外，还有埃及的卡西姆·艾敏。他先后写出《解放妇女》（1899）和《新女性》（1906）两书，系统地提出了解放妇女、让她们摘下面纱、接受教育、婚姻自主的理论。
其实，活跃于19世纪阿拉伯世界文化复兴的先驱并非只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其他地区亦有。如突尼斯的海鲁丁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任突尼斯首相。他的主要政见集中反映在其代表作《认识国情之正途》（1867）一书中。他看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僵滞、腐朽、落后，力主采用欧洲文明的成果，认为这是使国家取得政治、经济独立的唯一途径。他主张国家自主，实行法制，尊重人的个性，让妇女受教育，力图使突尼斯变成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不难看出，活跃于19世纪的阿拉伯复兴、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复兴”和“现代化”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不过黎巴嫩、叙利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往往侧重于阿拉伯民族的复兴，希望现代化主要是倾向于西化。而穆斯林思想家则侧重于伊斯兰教的复兴，他们的现代化是将伊斯兰现代化。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赘言，阿拉伯文学与文化的复兴是同步的。正是在这场复兴运动中，阿拉伯文学在它原有传统文体的基础上，引进了现代小说、戏剧等新的文学形式，而旧有的诸如诗歌、散文等体裁，也在借鉴、引进西方文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诸如新古典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自由体诗等各种流派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