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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战略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冷战期、正常化、战略合作期和正在形成的战略竞争期四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总统访华为冷战期，1972年到1979年中美建交期间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阶段，中美建交到2017年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总统任期结束为战略合作期，特朗普就任总统和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冲突，可以视为战略竞争期的开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苏两大国处于冷战的敌对状态，而且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使得中国不得不选边站，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更是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和制裁，所以两国基本没有直接的经贸来往。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导致了美苏的实力对比呈现向苏联倾斜的趋势，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中美合作对抗苏联对两国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 Foreign Affairs ）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没有中国的变化世界将是不安全的，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成这种变化”。 [1] 尼克松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希望尽快结束与中国的敌对关系，以此来制衡实力相对上升的苏联。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和中国重新接触，改变针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战略。对中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末期既要“反苏”又要“抗美”，处于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中。虽然中美意识形态不同，但从当时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因此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也有利于中国。
中美两国关系的破冰始于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一天19岁的美国队员格伦·考恩（Glenn Cowan）误打误撞上了中国队的班车，当时车上的中国人都以沉默应对这尴尬的局面，十几分钟后，世界冠军庄则栋上前和考恩握手并通过翻译与其交谈了几句，还送给他一件极富中国特色的杭州织锦“黄山风光”。作为回赠，自诩为嬉皮士的考恩第二天将印有和平标志和披头士歌词“Let It Be”的T恤衫送给了庄则栋。中美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交流成为这次锦标赛和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中美关系破冰的良机，遂同意外交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并称赞他们“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交流的新篇章”。同时，尼克松总统宣布解除对中国的旅行和贸易禁令。《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也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攀登长城的照片作为封面，题为“中国：一场全新的博弈”。
这场被毛泽东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揭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7月，美国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秘密访华。10月，美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1972年，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双方签署了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向，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表示将扩大两国民间交流，为双边贸易提供便利。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美苏争霸的20世纪70年代，他没有受到意识形态樊笼的制约，做出了联美抗苏的战略决定，不仅使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为中国之后实施改革开放创造了战略条件，而且也为冷战的结束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总统原本答应在1976年实现两国正式建交，但由于水门事件影响，直到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上台和邓小平恢复工作，中美双方才开始为正式建交进行谈判。1979年1月1日，双方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成就，其影响远远超越外交领域。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近4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先决条件之一。首先，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美苏中三国的力量平衡，有利于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直接推动了中日在当年迅速恢复邦交。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取得成功，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下达了准备开始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通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实现和平环境和实施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条件。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两天之后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如果没有中美建交创造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一战略转折很难实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世界局势可能已经从冷战转向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国可以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次，中美关系正常化使得中国有机会推行改革开放并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美国及其盟国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制裁和孤立政策，中国即使推行对外开放，要取得成效也将非常艰难，与美国建交为中国推行对外开放提供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中美两国于1979年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提出在平等互利和非歧视待遇原则的基础上，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从美国进口关税来看，最惠国关税税率远低于美国通常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非最惠国关税税率。因此，虽然每年还需美国国会批准是否给中国自动延续最惠国关税，但中国商品出口美国的关税率从此大幅下降。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建交开启了中美长达40年的多方面的战略合作。虽然在建交之后的不同时间阶段里中美关系也曾有起伏，但总体来讲，两国的合作是相当成功的，为冷战的结束、世界和平、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以及消除贫困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美宣布建交之后，1979年1月邓小平成功访美，开启了中美合作的十年蜜月期，双方在军事、科技、贸易投资、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展开了积极合作。出于联手抗苏的需要，美国放宽了对中国武器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尤其是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之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由建交时的23.8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180.5亿美元，年均增长23%。双方在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也蓬勃发展。1979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邓小平访美后一年即1980年有1025名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1984年则有14000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主要学习自然科学、工程和医学。
20世纪80年代，中美合作进入长达十年的“蜜月期”，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双方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一直到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联合国安理会一项表决中，美国建议联合国会员国可以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武力）来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中国投了弃权票，使得美国和联合国军可以顺利出兵。中美两国关系才逐渐缓和过来。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紧密合作的最大推动力不复存在，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之后，中美关系的着眼点变为两国本身的利益。此前在冷战的威胁下，中美两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但苏联解体使得中美之间早已存在的利益冲突浮出水面，中美双方在台湾、军事和人权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日渐显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建立起中美间的共识，巩固和加强了中美经济、贸易和投资之间的联系，使中美关系暂时免于脱轨和走向对抗的危险。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总统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内，经贸关系开始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推动力量。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执政时期双方合作的最大成就就是推动中国加入WTO。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啃下了中美谈判最困难的农业谈判“硬骨头”，双方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然而，5月的一个突发事件让中美关系急速恶化，差点让中国加入WTO黄了。在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组织的军队空袭南斯拉夫。一架美军B-2轰炸机发射的三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当场炸死三人，炸伤数十人。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众多愤怒的学生和市民上街举行反美游行，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前抗议示威。因此，中国立即中止了与美国关于加入WTO的谈判。美国解释是因为使用了三年前的旧地图导致了误炸，向中国致歉并赔偿。之后，美国多次提出恢复谈判。1999年9月11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进行了会晤，中美恢复了双边谈判。1999年11月15日，经过艰苦谈判，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在北京达成双边协议。1999年美国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扫除了中国加入WTO的主要障碍。从5月轰炸使馆事件到11月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美关系又一次走出低谷，这也说明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是驱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力量，在共同利益面前双方有动力克服各种矛盾与障碍，将中美关系往积极方向发展。中国在2001年顺利成为WTO成员方之一，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根据美方统计数据，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1286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5786亿美元，15年保持年均10%的增长速度。
2001年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起初明确地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潜在威胁，他将克林顿任期内确立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束之高阁，重新将中国确立为挑战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在军事上强调中国是潜在威胁的同时，小布什政府却并不想破坏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由于发生了“9·11”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反恐战争上。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恐怖主义对中国本身的威胁，中国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坚定支持。中美因此加大了反恐合作，直到2011年美国海豹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境内成功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中美成为全球反恐怖主义的同盟者。反恐战争使美国意识到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离不开中国的支持，美国（短期内）不再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利益相关者”。
2007—2009年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经济危机，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2005年以来，中美设立定期高层对话机制（美中战略对话、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讨论包括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经济议题。因此，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虽然是“同床异梦”，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也不绝于耳，但为了反对全球恐怖主义和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美不得不携手合作。但换个角度讲，这两个共同威胁也掩盖了中美的差异和矛盾，当潮水退却时，中美的矛盾也必将显现出来。
从美国保守派的角度来看，反恐战争和次贷危机给了中国将近15年的时间来促进经济增长、缩小中美实力差距。2011年奥巴马总统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目的就在于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并没有财政预算支持，TPP也未能在他任内签署协议，反而被特朗普在上台后第一天就否决了。
中美近40年的战略合作对我们把握未来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中美合作创造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与美国的合作帮助中国比较顺利地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加入WTO是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重要一步，它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帮助中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链的三大枢纽之一。第三，中美合作是在共同利益和双赢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过去40年，美国在应对冷战、反恐、金融经济危机、国际事务和经济贸易投资等诸多方面都需要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增长、融入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等方面则需要美国的合作。两国的长期合作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好处，也为维护世界和平、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中国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应该尽量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但是，保持中美长期合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原因在于，第一，由于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制度、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不同利益诉求，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第二，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即使人均收入仅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经济总量也将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两国的长期合作有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但这必将威胁到美国世界超级霸主的地位。这一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崛起的大国对现存大国的挑战，是中美维持战略合作关系的最大障碍。因此要维护两国间积极合作关系不仅需要双方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还需要两国领导人极大的智慧。但正如尼克松早在1967年说过“我们无法承担将中国永久性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1] ，中国也无法承担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