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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教科书：《宋明理学》，页77-82；《两宋思想述评》，页78-80；《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页221-224。
程颢有一句在理学史上有名的话，这就是：“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冯友兰指出：“在道学家中，确立气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张横渠……至于理，则濂溪《通书·理性命章》已提出。康节《观物篇》亦言物之理，横渠《正蒙》亦言：‘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不过此诸家虽已言及理，而在道学家中确立理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程氏兄弟。”（《中国哲学史》下册，1992，页295）冯友兰的这一说法可谓代表了学术界的共同认识。
就“天理”这个概念来说，在先秦的儒家和道家中都已提出过，如《庄子》“依乎天理”，《礼记·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既然先秦已经提出过天理，为什么程颢却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呢？这显然是因为，二程所理解的“天理”二字，与早期儒家和道家是不相同的。就儒家自己的传统而言，二程提出“天理”来，首先是对五经系统的古代思想的一种解释和发展。
二程说：“《诗》《书》中凡有个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个包含遍覆底意思，则言天。”（《河南程氏遗书》二上，1965。以下简称《遗书》）这是说，在五经中，主宰的意思就用“帝”来表达，包含的意思就用“天”来表达。对此程颢有全新的解释，他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遗书》十一）这就是说，五经中所说的天、神、帝，都不是人格神。“天”，其意义就是“理”，这就是“天者，理也”。神只是指变化的微妙，帝只是指对事物的调控。程颐和程颢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说：“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遗书》二十二上）这也是力图说明，五经中所谓皇天上帝、所谓天道，其实都是指理。
我们知道，在五经形成的时代，是上古宗教观念流行的时代，商周文化中的帝、天都是指有人格的最高主宰，二程把古代文化中的代表宇宙最高实在、最高主宰者的观念，用理性化的态度，将之解释为“理”或“天理”，这不仅是哲学上的一大进步，也是理学“自家体贴”出来的新的内容。这样一来，理就成了哲学上的最高的范畴，而理学之得名，亦由乎此。
二程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天者理也”，把理提高到最高本体的地位，从儒家思想的观点来看，其贡献还在于，这个“理”或“天理”本身是天人合一的。二程说过：“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遗书》二上）正如教科书《宋明理学》所指出的：“二程哲学中的‘天理’既指自然的普遍法则，又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天理的这种意义本身就表现了天人合一。由于天理是一个普遍的原理，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这种‘天人一理’说中找到了新的形式。”（页81）又说：“这个普遍有效的‘天理’支配着宇宙、社会、人生，决定人与事物的本性，又是理性的根源，它具有上古时代‘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成了近世时代哲学的最高范畴。”（页80）在这样一个天理的概念中，儒家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使得儒家思想获得了强有力的本体论的基础。
《宋明理学》指出，二程兄弟所以提出天理说，是和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注重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是分不开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概念本来见于《周易·系辞》。冯友兰曾提出一种看法，认为明道、伊川对于理的见解不同，明道所说的理指一种自然趋势而言，伊川所谓理则类似于希腊哲学中的形式；又认为明道、伊川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见解不同，明道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不十分注重，伊川则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极为注重（《中国哲学史》下册，1992，页301-302）。冯友兰虽说明道“不十分注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但他的说法常常使人认为程颢是不主张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的。故劳思光在教科书《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指出：“盖明道并非不讲‘形上’与‘形下’之分别，但在分别之外，又另有求合之意。”（页222）劳说较确。在《宋明理学》中对这一问题有详细、严密的解说，一方面指出二程都是主张区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另一方面也指出程颢主张在实际的存在来说，道器不离，程颐也主张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至于二程对理的看法的差异，冯友兰在指定读物《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认为，程颢讲的理是指一类事物的自然状况、自然趋势，而程颐讲的理是指一类事物所以为此类事物的规定性（页104-105）。冯友兰对程颐思想的理解是对的，但对程颢的理解，仍可讨论。教科书《两宋思想述评》第八章“程颢之一元学说”中，在其宇宙论的部分立“生生论”，认为程颢之宇宙论主“明天地絪缊，万物化生，创造不已……宇宙即此延绵不绝‘生生之机’之所表现，万物皆长养生育于生机之中。顺此生理以进展，……天地万物同秉此生机以为自性，欲维持其生命，即须臾不能失此生理”（页80）。陈说较长，盖程颢谓“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遗书》二上）。其所理解之宇宙乃一生生大流，天理就其宇宙论的意义而言，即宇宙生生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