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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教科书：《宋明理学》，页33-40；《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页72-74；《两宋思想述评》，页7-16；
·指定读物：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上卷，页5-8、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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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初三先生”是指谁？
《宋明理学》第一章第二节论北宋前期的社会思潮，是以范、欧和“三先生”综合论述的。范仲淹、欧阳修是北宋庆历时代的政治家，“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则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家、学者。
《宋明理学》先指出唐宋社会的转折为北宋前期思想家提供特定的背景：“中唐以后，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社会经济结构由贵族庄园经济转为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导的经济。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国家政权，成了国家官吏的主体，亦即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页34）因此，北宋前期的思想家多出身贫微，有过困穷苦学的经历。《宋明理学》进而指出：“宋初诸儒多困穷苦学，实可见社会变迁之一斑，出身清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与六朝隋唐士族知识分子在生活的经历和背景方面有巨大差异，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态度、伦理主张、文化态度以及一般思想倾向与士族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不同。”（页34-35）
《宋明理学》接着从“崇道”“尊经”“排佛”论述了北宋前期的社会思潮，需要细细阅读。古文运动中“文”与“道”的紧张对宋代理学的兴起是有作用的。教科书指出：“平民知识分子要求恢复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要求文学为社会服务，这一倾向在盛唐时已肇其端。”“古文运动不仅仅是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有其确定的思想指向，是与复兴孔孟之‘道’的运动互为配合的。他们用以批评浮文艳辞的理论根据是儒家之道，他们要求‘文’为之服务的也是儒家之‘道’。这就使得古文运动兴起的同时，‘道’的问题突出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道学’兴起的主题。”（页35）贬抑时文，又是与尊尚六经相联系的，在庆历时期的社会背景下，经义的追求向“义理之学”发展，为后来道学的出现准备了基础。
北宋前期的社会思潮和风气可以下列两点作为代表：一是范仲淹的心态精神，范仲淹自诵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倡之。另一是胡瑗的思想主张，胡瑗的主张是“明体达用”，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文、用。体即儒家的“仁义礼乐”，文即儒家的诗书史传，用是见之于政治和教化以发生效用。
指定读物《宋明理学史》上卷指出：“作为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书院讲学，总结出‘苏湖教法’，主张分科教学法，立‘经义’和‘治事’两斋。前者讲述儒家的经书，后者研究如何用经书的道理治家治国。在经书中，北宋初期最重视《春秋》和《周易》。‘宋初三先生’的另一位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强调尊王攘夷，维护封建中央政府的绝对统治。这和北宋初期的政治要求相吻合。‘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很重视《周易》的研究，作《易解》和《易口义》，借《周易》以排佛、道。”（页27）
1.胡瑗所倡“明体达用”的内容是什么？
2.试述北宋前期文化思潮的三个特点。
3.唐宋的社会变化对北宋前期的知识分子有何影响？
唐君毅曾说：“吾人本哲学观点，以论宋明儒之学者，宜以周濂溪为始。其故在濂溪乃以立人极为宗，而直承《易传》《中庸》之旨，以上希孔颜之学，为后世所共推尊。然欲言宋学之渊源，则与其前或与濂溪并世之儒者之学，亦不可一笔抹杀。而由学术史之眼光观之，宋代之儒学，亦次第发展而成。”[《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上卷，1977，页11-12。以下简称《原教篇》上]这就是说，虽然一般讲宋明理学史，以周敦颐（濂溪）为理学的宗始者，但要了解理学思想发生的由来，了解整个宋代儒学在北宋的发展，对周敦颐之前的儒学，亦须了解，以明其发展过程。
同时，就哲学而言，周敦颐以前的北宋儒学中的人性论，亦值得注意。欧阳修答刘敞之问曰：“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恶，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恶混，道不可废；以人性为上者善、下者恶、中者善恶混，道不可废。然则学者虽毋言性可也。”（《庐陵学案》附录《公是先生弟子记》，《宋元学案》卷四，1986，页208）这是说，不论主张哪一种人性论，目的都是要肯定儒家的所谓“修道之谓教”（《中庸》语），即肯定儒家主张的道德原则和教化。可见欧阳修既未重视人性论的问题之重要，更不以人性善为宗旨。这与后来理学的态度是不同的。
刘敞在其《公是先生弟子记》中的言论比欧阳修的讲法更进一步，他说：“……性者，仁义之本；情者，礼乐之本也。圣人惟欲道之达于天下，是以贵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导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实而伐其根也。”（《庐陵学案》附录《公是先生弟子记》，《宋元学案》卷四，1986，页208）这就开始强调，性是本，不能不言性。唐君毅指出：“欧阳修之学，盖只及于《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之一句，而尚未至于‘率性之谓道’之一句也。刘敞之言，则渐进至此一句矣。”（《原教篇》上，1977，页18-19）这说明北宋儒学的人性论思想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关于宋初三先生之学，唐君毅的说法亦值得重视，他认为，胡瑗讲《论语》《春秋》《易》及《中庸》，其弟子徐积曾有辩荀子性恶之文（见《安定学案》，《宋元学案》，1986）；至孙明复讲学泰山，著《春秋尊王发微》，石介继而辟佛，又极尊韩愈、孟子，称扬文中子、扬雄，都是开风气的，所以他说：“宋学之起，乃由《春秋》《易》之经学而起，于昔贤则由推尊韩愈、文中子、扬雄而始，于心性之论，则由斥荀子性恶之论而始也。”（《原教篇》上，1977，页14）
不仅周敦颐以前的学者如此，与其并世的学者亦如此。王安石说：“性不可以善恶言之”，认为情有善恶，性则是情的根源。在他看来，性与情，正如太极与五行，性生情，太极生五行。五行有利害，而太极无利害；故情有善恶，而性无善恶。这是说，派生的东西所具有的性质，不一定是本源的东西所具有的。苏东坡评孟子性善说云：“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见性，而见其性之效，……犹见火之能熟物也。”（《东坡文集》卷七）这是说，“善”并不是性自身，只是性的功效；性善论并未见性，而只是见性之效。王、苏都是与周敦颐并世之人，也都重视“性”之说，但都着不主性善之说。唐君毅指出：“王安石与苏东坡之言性，皆指向于一超善恶之性而言之，而东坡更谓性之终不可言，此则近于一般之道佛二家之言性，趣向于超道德境界之观照境界，与文艺境界者。”（《原教篇》上，1977，页22-23）唐氏此说甚能掌握二人的人性论，你可认真领会。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北宋的学风，思潮所向，另一方面也要了解北宋前期一些理论问题的开展。才可知宋代理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在一定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