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發端于隋朝的科舉制度，到明代發展到高峰，相關制度極其完備，科考幾乎成爲讀書人晉身的唯一正途，如《明史》所云：「明制，科目爲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外此則雜流矣。」明代科舉取士的核心，是以考選舉人、進士爲宗旨的三級考試制，即鄉試、會試和殿試。《明史》云：「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爲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爲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

殿試是明代三級考試的最後一級，也是最高一級，但事實上它只是對會試的覆試，没有黜落，只是定三甲名次。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明廷首次科考，殿試時間爲二月十九日。英宗正統七年（一四四二），改在三月十五日，此後成爲定例。但遇有特殊情况，如皇帝外出巡狩或賓天，則改期舉行。相對于鄉試、會試，殿試反而顯得簡單。時間只一天，且不給燭，考試内容是一場時務策，就是針對皇帝的「策問」，作一篇「策對」。殿試名義上是皇帝親出策問，在殿廷之上策問考生，但多數時候考題先由大臣初擬，皇帝圈定。殿試考卷由讀卷官閲讀，區分高下，評定名次，并以取定的一甲三名試卷進讀，最後由皇帝欽定一甲三名的次第。

殿試的直接産物，便是與試准進士們的答卷，即殿試策。明洪武二十一年始，《登科録》中刻進士對策，但例只刻一甲三篇，後偶有將二甲進士策刻入者。可以説，《登科録》所載是狀元廷試策僅下原始答卷一等的可靠文本。然而，廷試策屬朝廷秘檔，深藏禁中，世人想一睹其真容，洵屬不易。明代狀元文集很多都没有收録廷試策，可以想見找尋之難。彭時是正統十三年狀元，其後人彭志楨在清康熙年間整理刊刻其文集，幾經波折才得到其廷試策，因而不無感慨道：「集者屢柬相索，秘不見示，此如蚩蚩蠹魚，徒守敝簏，遏佚前光，增人悵惆。不得已，竟置之。刻將竣，憲祖家孫龍，搜録馳寄，即急爲補刻。因序次已定，無從更置。其附諸卷末者，非不肖初心也。」

「狀元及第」是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最高理想，狀元文章自然成爲天下士子争相學習的楷範。順應社會需求，明代中晚期相繼出現了幾種狀元策輯本，今可考的有郝孔昭編《新刊全補歷科殿試狀元策》二卷，隆慶間刊，現藏日本尊經閣，國内未見有藏。此書名「新刊」「全補」，顯然是在前書基礎上增補而成，惜其祖本難以詳考。今可見明代狀元廷試策輯本有兩種，即《皇明歷科狀元全策》和《歷科廷試狀元策》。《皇明歷科狀元全策》由常州蔣一葵輯，萬曆十九年刊行，吴中行作序（國家圖書館等據序著録爲吴中行輯，疑誤），彙收洪武四年至萬曆十七年間廷試策，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二十七年缺收，實收狀元廷試策七十篇。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及萬斯同《明史·藝文志》等，均著録有「《廷試策》十二卷」，所指當爲此書。《歷科廷試狀元策》（原刊名「國朝歷科狀元策」或「皇明歷科狀元策」，或只稱「狀元策」，今從習慣説法）由萬曆十七年狀元焦竑輯、榜眼吴道南校正，後人不斷增删、刊刻，今所見有崇禎、康熙、雍正等多種刻本，各本之間差異甚大。其中崇禎本最完整，收成化十四年至崇禎十三年廷試策五十五篇。這兩種輯本所收均屬斷代，非一代完秩，但明代狀元策却大部分賴此得以保存，是今日重輯狀元策最重要的文獻基礎。

光緒三十一年，清廷下詔「停科舉以廣學校」，科舉徹底告别歷史舞臺，舊時常見的程策類書籍，也漸行漸遠。至今更是存世無多，稀如星鳳，找尋已極其不易。而科舉停開以後，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内，由于各種原因，整個社會對科舉的認識不無偏頗，相關研究也基本上陷於停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學術界開始重新評價科舉制度，相關研究逐漸走向正軌，世界性的「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已連續舉辦十五届，對深化科舉學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此背景之下，作爲科舉學以及明代文學研究一個重要方面的狀元策，也受到應有的關注，坊間出現了數種「殿試策」「廷試策」彙編本或選本，有歷代的，也有斷代的。其中，《中國狀元殿試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收唐至清各個朝代廷試策，是同類書中收文最多的一種，其拓荒意義自不可掩。但遺憾的是，目前市場上所見此類書籍，限於資料或體例，都存在較爲明顯的問題，其通病有二：其一，選本姑且不論，即使以「全」爲名者，所收也多有遺漏，無法反映一代狀元殿試策全貌；其二，這些本子，都没有交代文章來源，不知其所憑何據。而個别校對粗疏、舛訛嚴重的本子，更易誤導讀者。

明人尹直在《謇齋瑣綴録》中云：「國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删潤，乃入梓。」此處所言「入梓」，是指刻入《登科録》。尹直係明景泰五年進士，累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屬朝中重臣，其所言當爲實情。由此可以推知，《登科録》所載狀元策已經删削、潤色，非復答卷的初始面貌。入清後，「文字獄」大興，清廷對明人文集的審查極爲嚴苛粗暴，狀元策更是重點關照對象，自然難逃被竄改的命運。即使私家刻書，也心存忌憚，主動進行自我審查，將一些所謂的違礙字眼悉數隱去。對比同一種書的明本和清本，就會發現這種現象十分普遍。種種原因，導致各書中所載狀元策異文頗多，甚者簡直判若兩文，如果不擇底本，不加校釋，想看到文字準確而本真的狀元策，實無從談起。而没有可靠的文獻作基礎，那些所謂的研究、論述，更是毫無根基可言。

科舉已經成爲歷史，但從制度層面上講，在隋以後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還没有哪種制度能比科舉制度的影響更深更廣。科舉制度的研究，是一個有生命力的課題，也是一個需要不斷深入的課題。殿試策問内容是徵詢治國安邦之策，問題涉及社會現實的諸多方面，且基本上都是當時最急迫的社會問題，策對中也不乏直抒胸臆的真知灼見。這些帶有導向性的問題，及士子們直面現實的對答，想必對朝廷政策也不無影響，因之可以成爲我們觀察有明一代歷史的重要窗口。受到皇帝賞識的狀元廷試策，其認識價值不容忽視。

從文學角度看，這些廷試策成于大廷之上，士子們積年寒窗苦讀，心中積蓄已久的學識，終于得以發揮，其才情、其文思、其識見，都集中展現于此。廷試策每篇平均字數雖僅有三千字左右，但其信息含量極大，對科舉文化及明代文學研究而言，價值十分獨特。劉勰云：「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作爲一種實用文體，「策」大約起于漢代，明代徐師曾云：「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剸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于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爲疑難者，而後能之。」歷史上有很多名傳千載的策文，如董仲舒《天人三策》等，都是「通達古今，善爲疑難」的宏文。明代狀元策中，名篇佳作也所在多有。

明代三鼎甲，尤其是狀元的榮寵程度，遠軼前代。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云：「翰林官惟第甲三人即除撰，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爲天生仙。餘爲半路修行，亦切喻也。」世人對三鼎甲的重視也因之而空前，今所見專載三鼎甲事迹的書籍就有《皇明歷科狀元録》《皇明狀元圖考》《皇明三元考》《明代鼎甲徵信録》等等，數量可觀。不唯如此，明代自天順二年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爲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絶無也」。明代，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皆爲翰林院官。這種制度設計，使得一甲三名進士的仕途起點遠高于其他人。而事實上，有明一代狀元，除早夭及除名者外，無論是立功還是立言，多數都可圈可點，幾個可以「量化」的指標能够證實這一點。據統計，明代狀元入内閣者十二人，狀元官尚書者十人，狀元官學士者二十三人，狀元有謚號者二十人，狀元而有詩文别集傳世者四十七人，史有傳者三十八人。這其中，如焦竑，學問淵博，著述宏富，爲一代鴻儒；如商輅、費宏、李春芳、申時行等爲時名臣，卓有政聲；楊慎、康海以文學創作名世。他們仕途的正式起點，均由這篇廷試策開始，所以，要研究這些狀元，這篇文章是不能輕易繞過的。

考慮到殿試的影響、狀元策的價值，以及目前的文獻出版現狀，筆者認爲，將明代歷科狀元廷試策彙爲一編，并詳加校對，以利讀者使用，進而推動相關研究，是一項不無學術意義的工作。

近一二十年來，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往海内外許多深藏不露的秘籍，或者以傳統的方式影印出版，或以數字化的形式向公衆開放，前人難得一見的典籍，在當下都能輕鬆獲得，這是前人所没有的便利，也爲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可能。就廷試策而言，收藏明代科舉文獻最多的是寧波天一閣，近年來，該館所藏明代《登科録》已悉數影印出版，有四十一科之多。同時，不少狀元别集也已公開出版，見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明别集叢刊》等大型叢書之中。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明代有三十一份廷試策就保存在别集之中。其他相關的零散材料則時有發現，不勝屢舉。所有這些，都爲重新輯校一部完整的明代歷科狀元廷試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基于這種現實的可能，筆者着手搜求明代狀元廷試策，從各類文獻中挑選可靠的本子作爲底本，以所能找到的其他各種版本爲參校本，詳加校勘，輯爲一編，以期爲學界提供信而有徵的彙校本。具體説來，大致做了如下幾方面工作：關于底本選擇，明代歷朝《實録》中都有殿試「策問」的記載，缺少洪武四年、萬曆二十年、二十六年、三十二年、四十一年，以及崇禎一朝，總計十一科。考慮到《實録》是較原始的官方史料，且爲了全書的統一，「策問」均以《實録》所載爲底本。「策對」，則儘可能選擇刊刻時間在前的本子。今存世明代《登科録》有五十八科，除天一閣所藏四十一科，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尚藏有十餘科。凡所寓目者，除漫漶嚴重的兩三種外，皆作爲「策對」首選底本。《登科録》缺失諸科，或更取别集，或取前人輯本，斟酌對比，擇善而從。所用底本及參校本，均于文後一一注出。在精選底本基礎上，加以精校，對差别較大的異文，予以説明。此外，對各科狀元均撰有一篇簡要的介紹性文字，主要涉及其生平、籍貫、仕宦經歷及著述等，以符合當下讀者的閲讀習慣。鑒於出自明人之手的這幾篇文獻信息含量豐富，對瞭解明代殿試及殿試策大有幫助，故將《皇明歷科狀元全策》《歷科廷試狀元策》二書之序，以及《歷科廷試狀元策》首卷，一併加以整理，收作附録。

得益于時代提供的便利，筆者能够通過各種渠道廣泛獲取資料，將明代歷科狀元廷試策幾乎網羅殆盡。到目前爲止，祇有洪武二十年張信、洪武三十年陳及崇禎十六年楊廷鑒三科對策尚未覓到。張信因洪武三十年科場事件遭難，陳的狀元資格及第不久即被剥奪，推測二人的廷試卷早已被銷毁；崇禎十六年殿試，係明代最後一科，次年大明王朝崩潰，這一科殿試資料可能也隨之消失于歷史的烟雲中了。因此，可以謹慎地認爲，本書是有史以來最爲完整的一部明代狀元廷試策輯本，能爲讀者提供些許便利，省却四處找尋之勞。

限于資料及編者水平，書中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方家不吝賜教。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二日初稿，時在戊戌初夏

二〇一九年元月二日午後改訖，時在戊戌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