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由於過去長期對科舉的誤解，社會甚至學術界一般都認爲科舉考試内容迂腐，無論「策問」，還是「對策」，都只重辭藻對仗，而無關實用。但仔細閲讀明代科舉策問，尤其是殿試策問和狀元策，實際並非如此，策問擬題多出自現實問題，對策自然也多是針對現實問題的回答。如洪武四年，明代首位狀元吴伯宗在對答「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的策問時，就對曰：

臣以謂明倫厚俗，惟在於崇學校以興教化也。臣願陛下益重教官之選，嚴守令之責，使居學校者果能如胡安定之教於蘇湖，居府縣者果能爲文翁之化於蜀郡，則人倫不患其不明，士俗不患其不厚。

又如，建文二年狀元胡廣在對答「朕紹承大統，每思古先聖帝明王之治，何修何爲，而可使家給人足」的策問時，就對曰：

稽之於古，三代有天下，率數百年之久，其所以致隆盛者，莫不以仁義之道也；及其後世之衰，亦莫不以不行仁義之故，而遂至於不有天下……陛下思古先帝王之治，而欲垂憲于萬世，非仁義則不能有所爲也。夫仁義者，爲治天下之大經，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自陛下嗣位以來，寬租負之徵，下養老之詔，省刑罰之繁，四海之民，莫不欣戴……臣願陛下終始而行之，持之以久，積之以歲月，而不求其近功，則何修而不得，何爲而不成？

由上可知，明代殿試策問和應試者對策多是對各種現實問題的討論；當然，也包含對儒家經典、禮樂制度、天文地理、修身養性、歷史典制等内容的探討。其中，狀元策因是每科殿試中挑選出來的最佳對策，故在上述各領域以及文采等方面都代表了明代科舉策文的最高水準，不僅在相當程度上可對皇帝的理念甚至決策產生影響，而且爲後人研究明代科舉乃至明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慶洲君爲山東臨朐縣人，二〇〇一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爲清華大學出版社編審，又是明代宣德二年狀元馬愉的後人，既對明代科舉尤其殿試策問和狀元策懷有濃厚興趣，又積有搜輯校勘古籍的深厚功力，爲人樸厚，學風謹嚴，實爲從事明代歷科殿試策問和狀元策整理的最佳人選。

作爲該書的早讀者，我覺得其至少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首先，輯録明代殿試策問和狀元策最爲完備。儘管早在明代就有輯録明代殿試策問和狀元策的書籍出現，但流傳至今者，皆有諸多遺漏，故難以反映明代殿試策問和狀元策的全貌。而該書除洪武二十七年狀元張信和洪武三十年狀元陳對策，以及崇禎十六年殿試策問和狀元楊廷鑒的對策因可能早已失佚而未覓到外，輯録了明代八十八科殿試策問和八十六名狀元的對策，分别占明代殿試策問和狀元策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八和百分之九十六点六三，由此使該書成爲有史以來最爲完整的明代殿試策問和狀元策輯本。

其二，底本選擇得當。校勘古籍之成敗，首先決定於選擇底本之當否。誠如該書前言所説：「考慮到《實録》是較原始的官方史料，且爲了全書的統一，「策問」均以《實録》所載爲底本。「策對」則儘可能選擇刊刻時間在前的本子。」因《登科録》是在每科殿試結束後即刊刻頒行的本子，所録「狀元策」最接近該「策」之原貌；故凡現存明代《登科録》保存完備且字迹清晰的狀元策，就自然成爲該書的「首選底本」；《登科録》不存或雖存而所録「狀元策」字迹漫漶不清者，則選擇其他版本的狀元策「斟酌對比，擇善而從」。上述對底本的選擇方式，最爲符合校書以現存最佳版本爲底本的原則，故爲保障該書的整理品質提供了堅實基礎。

其三，體例完備。該書有「前言」，重在説明編輯該書的緣起和指導思想；有「整理説明」，實爲「凡例」，即所遵循的若干整理原則；然後是正文，以時間爲序，以科爲單位，每科先列「廷對之士」人數和鼎甲三人姓名，並對該科狀元的生平、籍貫、仕宦經歷及著述等進行言簡意賅的介紹，接下來就是加以標點和校勘的該科「策問」和「狀元策」，對所輯「策問」和「對策」，每篇都詳注底本和參校本，以便讀者核查；此後是「附録」，附上《皇明歷科狀元全策》《歷科廷試狀元策》二書之序，以及《國朝廷試儀制》《明代歷科狀元總考》《國朝歷科狀元姓氏籍貫履歷》等；最後是「參考文獻」和旨在説明整理過程的「跋」。形成了一個内容完備、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的結構體系，既對保證整理品質具有重要意義，又爲讀者加深對明代殿試、狀元及狀元策的理解提供了方便。

該書優點還有很多，此不詳述，而留待廣大讀者自爲體味和判斷；相信該書的出版問世，對傳播優秀的傳統文化和促進明代科舉研究的深入，一定會起到積極作用。

承蒙慶洲君看重，向余索序，謹以上述淺見，權爲序。

郭培貴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於福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