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初春時節，慶洲給我寄來《明代歷科狀元策彙編》的前言、後記及部分樣章，並告訴我，該書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已進入編輯流程，年内能夠出版，希望我能寫點東西，作爲本書的序言。看到書稿，我很高興，也很樂意説點什麼，並以此傳遞我們師生之間的情誼。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延續了一千多年，對社會的影響極其深廣，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大課題。這方面，我没有做專門研究，不便多言。我個人感覺，近二十年來，科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對科舉制度的評價，也不再是一味的否定，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進步。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一領域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入和細化的地方，仍所在多有，尤其科舉文獻的整理，更有許多工作要做。這不僅是科舉學研究的需要，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這也是十分必要的資料儲備，會對相關研究，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

據我瞭解，慶洲涉足科舉研究，始於整理其先人馬愉的文集。馬愉係明代宣德二年狀元，正統年間，仕至禮部侍郎並入閣，著有《澹軒文集》，《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中收録。感于《澹軒文集》幾度瀕臨失傳，同時，也出於慎終追遠之情，慶洲用兩三年的時間，將文集做了徹底的整理，出版了《澹軒文集校注》和《澹軒文集今注》，兩書一繁一簡，不僅延續了該書的生命，也爲讀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古籍整理工作，離不開文獻資料，但資料的得來，並非易事。在整理《澹軒文集》的過程中，慶洲遇到了一些資料上的困難，使他更加感受到文獻的珍貴和重要。在本書後記中，他感慨道：「即使在文獻電子化程度極高的今天，也並非所有的資料都可唾手而得。進而想到，何不將明代狀元策做一番彙集整理，以利同道之用呢？」正是有感於文獻資料來之不易，才促使慶洲決意把明代狀元策彙輯成册，以便學界使用。這是一種不計名利的奉獻精神，也正是學術工作的應有之義，值得嘉許。

慶洲在山東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師從董治安先生，在北京大学讀博期間，從我學習先秦兩漢文學，有着紮實的文獻學功底，其博士學位論文《淮南子研究》，即以考據見長。做《明代歷科狀元策彙編》這本書，對慶洲而言，自是遊刃有餘，也可以説，做這本書，他是理想的人選。翻閲樣章，我也能感覺到，他的確是嚴格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在操作，謹嚴有加，其工作完全值得信任。相信有了這本書，想找尋明代狀元的殿試策，就無需再東奔西跑。

博士畢業後，慶洲進了出版行業，但出於對學術的熱愛，他一直没有放棄研究工作，陸續出版了近十種著作。這些著作，領域不盡相同，著述方式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學風樸實，注重文獻，講究言而有徵，不做無根之談。這是我十分願意看到的，也希望他能一直堅持下去，並使之發揚光大。

我是一九五五年進入北大中文系學習的，一九六〇年畢業留校，做游國恩先生助教，在先生指導下整理過一段時間的《楚辭長編》。後來，又與包括游先生在内的幾位先生一起編寫《中國文學史》，長期在游先生身邊學習和工作，深受其影響，親身感受到先生的爲學之道。游先生的文史研究，植根乾嘉，融訓詁、考據、義理爲一體，一貫主張在充分掌握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尋求結論。游先生尤其注重文獻資料的整理、辨析，《離騷纂義》《天問纂義》等，就是他在文獻考據方面功力的絶佳展示。游先生執教北大數十年，是中文系的標誌性人物，他的這種學術風格，代表了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學研究的傳統。其他諸多先生，就主流的學術風格而言，也莫不如此。今年是游國恩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誕辰，有感於此，我們師生二人，願意把這部書，作爲獻給游先生百廿誕辰的一份禮物，以表示我們的崇敬和緬懷之情。

費振剛

二〇一九年春，於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