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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乙未科，廷對之士三百五十人（此據《皇明進士登科考》《皇明貢舉考》）。狀元陳循，榜眼李貞，探花陳景著。是年，始詔天下舉人會試于北京。
陳循（一三八五—一四六二），字德遵，號芳洲。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今屬吉安市）人。永樂十二年，鄉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歷事永樂至景泰五朝。宣德初，入直南宫，進侍講學士。正統九年（一四四四），入文淵閣典機務。次年，進户部右侍郎兼學士。景帝即位，進户部尚書，繼進少保兼文淵閣學士，加太子太傅，進華蓋殿大學士仍兼文淵閣。英宗復位，謫戍遼東，後昭爲平民。有《芳洲文集》《東行百咏集句》等傳世。《明史》有傳。
陳循廷試策見《芳洲文集》及《皇明歷科狀元全策》。
永樂十三年三月己亥朔，上御奉天殿，試禮部選中舉人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及前科未廷舉人劉進等二人。制策曰：朕（爲）[惟]帝王之治
，本之於道德，而見之於事功。[道]德爲（政）[致]治之本
，事功著（敬）[致]治之效
。[不推其本，何以爲治？不臻其極，何以爲效？]
是故民俗之厚，在於[明]教化
；吏治之舉，在於嚴課試；士風之振，在於興學校；人才之得，在於慎選舉；刑獄之平，在於謹法律。是數者，皆爲治之先務，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於此。而其道德之所施，事功之所成，亦必有其要者矣。三代而下，論治之盛者，曰漢曰唐曰宋。舉其概而論之，淵默清浄，則躬履儉樸矣；約己治人，則力於[爲]善矣
；恭儉仁恕，則修己無[爲]矣
。其所以爲教化者何如？舉殿[最]而察以六條
，考善最而差以九等，著能否而辨以三科。其所以爲課試者何如？表章六經而勸學興禮，鋭情經術而文治勃興，講學多聞而崇儒重道。其所以爲學校者何如？四科四行之辟，六科四事之選，三經十科之制。其所以爲選舉者何如？作三章九章以明其禁，爲律令格式以準其法，定刑統編敕以新其制。其所以爲法律者何如？夫循名而實可見，究迹而治可推。即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蓋亦有可辨者矣。朕祇奉天命，統承太祖高皇帝洪業，臨阼以來，夙夜孜孜，以圖至治。亦惟取法於唐虞三代，舍漢唐宋而不爲矣。然於是數者，猶未臻其效。子諸生抱經濟之學，博古以知今，明體而適用，其敷陳當否，疏其所以化成於天下者，若何而可以臻夫唐虞三代之盛。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底本：《明太宗實録》卷一六二。參校本：《皇明進士登科考》卷三；《皇明貢舉考》卷三；《皇明歷科狀元全策》卷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非道德無以立其本，非事功無以著其效。道德者，事功之所繇成也。人君本道德以出治，則事功之著，超軼萬世而無以復加矣。欽惟皇帝陛下，尊臨大寶，統紹鴻基，明昭乎八表，知周乎萬務。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道。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治已極矣，而撫之猶若未臻。乃進臣等於廷，策以治道，且以「夙夜孳孳，以圖至治」爲言。臣有以見陛下之心，即堯舜兢兢業業之心，文王不遑暇食之意也。臣雖愚昧，敢不精白一心，以對揚陛下之明命乎？
臣聞爲治有本，本立則末隨。稽之於古，若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禹之克勤克儉，湯之克寬克仁，文王之徽柔懿恭，武王之丕殫稱德。二帝三王道德之盛如此，故其見於事功，如契敷五教，而黎民有於變之風；三考黜陟，而庶績有咸熙之效；后夔典樂教胄子，而學校以興；皋陶、伊尹之見舉，而不仁以遠；士師明刑，而四方致風動之休；蘇公式敬，而王國增長久之盛。若是者，何莫而非道德之推乎？本道德以爲事功，故更萬世而無以加焉
。
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漢唐宋若也。漢文帝躬行玄默，示儉朴爲天下先。延及景帝，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幾致刑措。唐太宗約己治人，力於爲善，却封德彝刑罰之言，而納魏鄭公仁義之説；念肉刑之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鍼炙之書，而鞭背之刑，不敢用也。是以當是之時，致有斗米三錢，外户不閉之效。宋仁宗恭儉仁恕，修己無爲，承太祖、太宗平治之盛，培養善類，作興士氣。當是時，君子滿朝，藹然有三代之風，後人詠歌之曰「農桑不勸只寬征，邊將無功吏不能」者，真名言也。此漢唐宋之教化有可尚者如此。然於大綱衆目，皆有所未盡，視唐虞三代之際，黎民於變，萬國咸寧，果可同日語耶？
考課之法，自三代以下，莫精於漢唐宋也。漢則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舉其殿最。其一，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其二，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爲奸。其三，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爲百姓所疾。其四，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子弟怙勢，請托所監。其六，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賄，割損正令。凡若此者，刺史皆得而察之。唐則置考功郎中、考功員外郎，以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而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焉。四善者，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是也。二十七最者，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此近侍之最也；銓衡人物，擢用才良，此選司之最也；揚清激濁，褒貶必當，此考較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此禮官之最也；音律克諧，不失節奏，此樂官之最也；斷决不滯，予奪合理，則爲判事之最也；部統有方，警守無失，則爲宿衛之最；推鞫得情，處斷平允，則爲法官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充業，則爲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則爲將帥之最；禮義興行，肅清所部，則爲政教之最；詳録典正，辭理兼舉，是之謂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是之謂糾正之最。其餘曰勾稽，曰監掌，曰役使，曰倉庫，以至牧官、鎮防，亦莫不各有最焉。考之於最，而參之於善，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其無最而有二善者次之，無最而有一善者又次之，善最弗聞則又其次也。至於愛憎任情，處斷乖理，或倍公向私，職務廢闕，或居官諂詐，貪濁有狀，則列之下三等焉，此所謂九等也。九等之中，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禄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禄之法，此謂勸懲之道也。宋則有三科之辨，著其能否。治狀尤異爲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爲下。夫漢唐宋課式之可稱者如此。然其法之行，或任之非人，或過密而難舉，或未久而輒更，則比之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成周六計弊，群吏之治，固不能無間然矣。
學校之教，漢自高祖掃除秦苛，文帝專務以德化民，而稽古禮文之事，尤多闕焉。至於孝武，乃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勸學興禮，蓋有得於董生之言。厥後光武、明帝之際，天下郡國，皆立學校教官，其實武帝啓之也。唐太宗鋭情經術，大召名儒，增廣學舍，千二百間，生徒至三千三百六十人。雖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外國酋長，亦皆遣子弟入學。當是之時，文治爲之勃興。宋太宗講學多聞，崇儒重道。延及慶曆之初，遂詔天下皆立學。元豐之際，國學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三舍生總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内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誼，凡試中必參以所書。於是人才班班輩出，蓋自太宗始焉。
漢唐宋之學校可謂盛矣。然唐虞三代之世，上自王宫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有小學以收其放心，有大學以成其德業。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窮理正心之微；自入孝出弟，以至於平天下之大，在上有躬行之實，故在下有興行之美，而比屋有可封之俗。其教之之術如此，則豈漢唐宋之可及耶？
若夫選舉之法，則漢有四科、四行之辟。四科者在武帝時，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爲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爲一科；明習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爲一科；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斷，才任三輔縣令爲一科。四行者，當光武建武六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禄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一曰淳厚，二曰質朴，三曰謙遜，四曰節儉。唐太宗之時，則有六科、四事之選。六科者，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算。四事者，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
；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不特此也，唐之科目，又有俊士、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科之類，此歲舉之常數也。其天子之自詔者曰「（歲）[制]舉
，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此又在夫六科四事之外也。宋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而又有三經十科之制。三經者，開寶七年，立科以取士，詔《詩》《書》《易》三經學究爲一科，入官資叙，如三《禮》、三《傳》。至天聖中，舉人能講三經者，皆得特奏名，此三經之科也。十科則自元祐元年，司馬温公議時政，分薦舉爲十科，而山林頗牧，巖穴伊傅，卑僚下賤，可以網羅而無遺矣。使行誼純固，皆如蕭嵩之薦韓休，則可以爲師表；節操方正，皆如李嶠之薦李邕，則可以備獻納；智勇兼人，皆如謝安之薦謝玄，則可以備將帥；公正聰明，皆如匡衡之薦孔光，則可以備監司；經術精通，皆如蕭望之之薦薛廣德，則可以備講讀；學問該博，皆如張説之薦張九齡，則可以備顧問；文章典麗，皆如魏元忠之薦吴兢，則可以備著述；善聽獄訟，皆如丙吉之薦于定國，則盡公得實；善治財賦，皆如李祐之薦李巽，則公私俱便；練習法令，皆如袁盎之薦張釋之，則能斷請讞。自尚書至給舍而下，每歲於十科内舉三人。誠如是，則内自京師，外及邊境，微至於獄訟米鹽，何事不濟？此漢唐宋之選舉可知也。夫以漢之四科四行，唐之六科四事美矣，而不能無弊；宋之三經十科善矣，而行之未究，其視舜之舉皋陶，湯之舉伊尹，《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其賢能者，固相遠矣。
漢高帝約法三章，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又令蕭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作律九章：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囚法，四曰（部請）[捕]法
，五曰雜法，六曰具法，七曰户婚，八曰擅興，九曰厩庫。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於是法禁爲詳。唐之初，高帝首以一二條，掃除隋暴，後乃定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至高宗時，律學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始詳。宋太祖建隆四年，竇儀進《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頒天下。其後，諸道又設提點刑獄，又置審刑禁於院中，以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關報審刑院。事從中發，而下丞相以聞，然後論刑。此漢唐宋之法律可知也。然大率周於禁而略夫仁義之施；詳於法，而忽乎忠厚之意。其於皋陶刑期無刑，蘇公敬爾由獄之美，不可及矣。
夫漢唐宋之事功如此。循其名固可以見其實，究其迹亦可以推其治。然漢唐宋所以止於漢唐宋，而不能比隆於唐虞三代者，徒專意於事功以爲致治之效，而不知留心於道德，以爲致治之本也。即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昭昭然黑白分矣。大抵道德者致治之本，所謂綱也；明教化，嚴課試，興學校，慎選舉，謹法律者，致治之具，所謂目也。一綱雖簡，似易而實難；衆目雖多，似難而實易。天下未有不立其本而末自隨，亦未有不舉其綱而目自張者也。
陛下祗奉太祖高皇帝鴻業，臨御以來，夙夜孳孳，以圖至治。既惟取法於唐虞三代，舍漢唐宋不爲，則陛下於致治之道，本立而綱舉矣。其所以化成天下，而致唐虞三代之盛也，又何難哉？陛下誠以仁義而明教化，則教化明而民俗無不淳，是即所謂躬行心得之餘者也。以仁義而嚴課試，則課試嚴而吏治無不舉，是即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者也；以仁義而興學校，則學校興而士風無不振，是即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者也；以仁義而慎選舉，則選舉慎而人才無不得，是即所謂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者也；以仁義而謹法律，則法律舉而刑獄無不平，是即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也。雖然，尤必以得人才爲先務，而後治效著焉。故必如堯舜之得禹、皋、陶、契，如湯之得伊尹、萊朱，如文武之得周公、召公、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宫适之徒，各任其職，以奉行陛下之德意，則於是五者可不勞而成矣。臣觀陛下於此，固已知之明，審之精，行之久矣。故法度修舉，而忠厚之意（混）[渾]如也
；綱紀明備，而仁義之澤藹如也。四三王而六五帝，誠在於此，尚何漢唐宋之足論哉？
臣叨奉大對，干冒天威，不勝戰栗之至。臣謹對。
（底本：《皇明歷科狀元全策》卷三。參校本：《芳洲文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萬曆二十一年陳以躍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