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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壬辰科，廷對之士一百零六人。狀元馬鐸，榜眼林誌，探花王鈺。
馬鐸（一三六六—一四二三），字彦聲，號梅巖。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今長樂市）人。本名馬樂，避「永樂」諱，改名鐸狀元及第，年四十七，授翰林院修撰。爲人質實無僞，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命攝其事。永樂二十一年六月，以疾卒于官，年五十八。著有《梅巖集》。
馬鐸廷試策見《永樂十年進士登科録》及《皇明歷科狀元全策》。
永樂十年三月乙酉朔，上御奉天殿，試禮部選中舉人林誌等百人，及前科未廷對舉人林文澧等六人。制策曰：朕奉承宗社，統御海宇，夙夜祗畏，弗遑底寧，以圖至治，于兹十年，未臻其效。慮化未洽，謹之以庠序之教；慮養未充，先之以足食之政；慮刑未清，詳之以五覆之奏。求才備薦舉（人）之科
，考課嚴黜陟之令，然厲俗而俗益媮，革弊而弊不寢。若是而欲躋世泰和，果何行而可？六經著帝王爲治之迹，《易》以道陰陽，專名數者，或流而爲災異；尚理致者，或（論）[淪]而爲清談
。《書》以道政事，語知行，則何[以]示其端
；論經世，則何以盡其要？《詩》以道志也，何以陳之於勸懲黜陟之典？《春秋》以道名分也，何以用之於閉陽縱陰之説？《禮》以道行而《樂》以道和也，何以道同六經而用獨爲急？夫道本一原，而治有全體，推明六藝，講議異同，行則美矣，何以一歸于雜？雅歌擊磬，執經問難，志則勤矣，何以未復乎古？討論文籍，考定五經，可謂勞矣，未足以致大治。更日侍讀，質問疑義，可謂偉矣，僅足以成小康。迨夫五緯集奎
，文運斯振，儒道光闡，聖經復明，較之往迹，何勝何負？蓋爲治之道，寬猛相濟，各適其宜。太宗寬厚長者，務崇德化，政足尚矣，而言者謂不若中宗之嚴明。顯宗法令分明，幽枉畢達，嚴足尚矣，而言者謂不若肅宗之長者。論治若此，其將孰從？夫博聞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子諸生藴之有素，其於爲治之要，時措之宜，悉心以陳。毋徒泛泛，朕將親覽。
（底本：《明太宗實録》卷一二六。參校本：《永樂十年進士登科録》，《明代登科録彙編》影印明永樂刻本；《皇明進士登科考》卷三；《皇明貢舉考》卷二；《皇明歷科狀元全策》卷三）
臣對：臣聞治本於道，道載諸經。聖人出，而三代之治爲可復；真儒出，而六經之道爲大明。經以載道，固必待人而後明；道以出治，尤必待人而後行也。
洪惟皇帝陛下，尊履大寶，紹承鴻基，明照八表，知周萬務。心存乎帝王之心，治紹乎帝王之治，尚慮闕漏，下詢蒭蕘。此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然化已浹矣，選任師儒，嚴督課業，簡絀以懲庸，序進以勸善，而庠序之教唯謹。養已充矣，省其征徭，薄其税斂，禁一民之不得妄差，禁一毫之不得妄取，而足食之政尤先。慎罰而致三覆五覆之詳，尚慮夫罰罪之非當；用賢而惇薦舉考課之典，尚慮夫任職之未宜。是蓋陛下明經術之正，識帝王之大，不安小成，必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也。夫厲俗未底乎時雍，不害爲俗之益媮：革弊未至乎於變，不害爲弊之不寢。臣愚有以知陛下泰和之世可躋，唐虞三代之治可致，其厲俗革弊有不在政令之末耳。何則？陛下任奉承之重，統御宇之大，夙夜祗懼而存此心於不已。道本於一原，治具乎全體，若稽經籍而垂至治於無窮，六經之道固已藴諸聖心矣。其視諸經傳授之是非，歷代爲治之得失，昭昭而白黑分矣，奚以臣言？雖然，聖問所及，敢不罄竭臣愚，條悉以對？
夫自六經删述於孔氏，帝王之道，由是而大明；自六經附會於漢儒，帝王之治，由是而難復。《易》以道陰陽，伏羲、神農、黄帝之道，無所不該。自田何傳至于焦房，專尚名數，流而爲災異；自費直傳至于輔嗣，專尚理致，淪而爲清談。於是理數分而易道微矣。《書》以道政事，而典謨訓誥誓命之辭，無不具焉。語知行則惟精惟一，所以示其端；論經世則《洪範》皇極，所以盡其要。自大小夏侯之説殊，而《書》之義踳矣。《詩》所以道志也，先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美之而民知所勸；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刺之則民知所懲，以是巡行諸侯之境土，而黜陟行焉。自齊魯毛韓之異尚，而《詩》之義隱矣。《春秋》所以道名分也，董仲舒大一統之論，正誼明道，貴王賤伯之義，其得於《春秋》也大矣。而乃用於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有閉陽縱陰之説，而《春秋》之義乖矣。《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此禮以道行也；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樂以道和也。禮有三千三百之儀，而一主乎敬；樂有五聲十二律，而一本於和。制度品節之詳而有所持循，情文節奏之備而有所感發。致禮以治躬，則齊莊中正，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鄙詐之念無自而生。用之於邦國，而邦國治；達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而《易》《書》《詩》《春秋》之藴，必於禮樂以著其用焉。然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則班《志》所謂「禮樂之用爲急」，亦未見於實用也。
然六經之道未極一原，尚何三代全體之治爲可復乎？此漢之武帝推明六藝，罷黜百家；孝宣章帝之石渠白虎，講議異同，行則美矣，而卒莫能循乎王道之正，而終歸于霸道之雜。由乎六經之道昧於一原，宜其治有所未純焉。光武親幸太學，諸生雅歌擊磬；明帝臨雍拜老，諸儒執經問難，其志雖曰勤矣，而未克以復乎古。不能四三王而六五帝，蓋徒尚夫儀文之末，而未究夫聖道之本也。若唐太宗討論文籍，至于夜分，詔顔師古考定五經，求治之心可謂勞矣，然而僅能致斗米三錢、外户不閉之效，而未足以爲大治。玄宗更日侍讀，質問疑義，懷素、無量常侍更直，好治之心亦可謂偉矣。而開元之治，庶幾貞觀之風，惜其後不克終，以致禍亂。是皆亦由乎六經之道昧於一原，宜其治有所未至焉。迨夫五星聚奎，宋德隆盛，文運斯振。周、張、二程，光闡儒道於前，楊、羅、李、朱復明聖經於後，較之往迹，大有逕庭矣。儒道既闡，聖經復明，則治道勝負，較之於前，不待論説而明矣。
夫天下之大經，仁義中正而已。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寬而不流於姑息，有猛者存；猛而不偏於苛察，有寬者在。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治道之全體也。漢文帝恭儉玄默，賜不朝以几杖，遺受賂以金錢，造露臺惜十家之産，可謂寬厚長者。務崇德化，政足尚矣。然與匈奴踈絶，毅然講武，蓋未嘗不猛焉。宣帝綜核名實，勵精圖治，流而至於苛刻，漢室忠厚之風幾乎蕩盡。明帝法度分明，幽枉必達，嚴足尚矣，而過於察察；章帝寬厚長者，而流於姑息，東京之政，由是而衰矣。亦其學術不明，不能損過就中，而歸於聖賢大學之道也。
向若漢之文帝，從賈誼而興禮樂，武帝從董仲舒而明教化，則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而遠近莫不一於正」，則道之一原可知，治之全體可識，其治豈止於漢而已。迨夫宋之諸君能用諸儒，則經術之明見於治效，豈獨載諸傳註而止哉？雖然，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承大一統文明之運，表章六經，聖人之道，比隆於唐虞三代，正有待於今日。聖天子居天位，行天道，而著治效于無窮也。
臣愚生淺學，叨奉大問於廷，獲聞道本一原，治有全體，不勝踊躍[歡]慶
，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寧不頓首爲天下賀？非但爲天下賀，當爲萬世賀。抑臣聞之，爲治之要，《大學》一書，治天下之格律也；時（楷）[措]之宜
，《中庸》一書，聖學傳心之要法也。此皆陛下身體而力行之者也，故能致篤恭而天下平之效。臣愚學不能以博古，才不足以應變，伏願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治，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豈但跨越漢唐宋而已哉︕
臣不揆淺陋，以此上塵聖覽，干冒天威，豈勝戰慄︕臣謹對。
（底本：《永樂十年進士登科録》。參校本：《皇明歷科狀元全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