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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二年（一四〇四）甲申科，廷對之士四百七十二人。狀元曾棨，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簡。
曾棨（一三七二—一四三二），字子棨，號西墅。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今屬吉安市）人。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翌年會試，名列第八。及廷對，洋洋萬言，不屬草。朱棣奇其才，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冠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永樂十六年，陞侍讀學士。仁宗初，陞左春坊大學士。宣德六年（一四三一），陞詹事府少詹事，入直文淵閣。與修成祖、仁宗兩朝實録。宣德七年正月，卒于北京官舍，年六十一，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謚「襄敏」。著有《西墅集》《巢睫集》。《明史》有傳。曾棨廷試策見《西墅集》及《皇明歷科狀元全策》。
永樂二年三月壬寅朔，上御奉天殿，試禮部選中舉人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制策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明於天之經，察於地之義，周於萬物之務，其道貫古今而不易也。是故黄帝堯舜，統承先聖，垂衣而治
，神化宜民，朕惟欲探其精微之藴。暦象《禹貢》《洪範》載於《書》，大衍《河圖》《洛書》著於《易》，古今異説，朕惟欲致其合一之歸。興學有法，立賢無方，而古今異制，朕惟欲通其所以教育，參其所以明揚。古者禮樂皆有書，今《儀禮》《曲禮》《周禮》僅存，而樂書闕焉。朕惟欲考三禮之文，補樂書之闕，定黄鍾之律，極制作之盛，皆聖人治道所當論也。咨爾多士，承朕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作新餘四十年，必知務明體適用之學，敷納於編，朕親考焉。
（底本：《明太宗實録》卷二九。參校本：《皇明進士登科考》卷三；《皇明貢舉考》卷二；《皇明歷科狀元全策》卷二；《刻曾西墅先生集》卷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石家莊圖書館藏萬曆十九年吴期炤刻本）
臣對：臣聞之《中庸》之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至哉言乎︕斯道之全體大用，寔有待於聖人乎？臣嘗稽之於古，揆之於今，自黄帝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
洪惟皇上，受天明命，居聖人之位，得聖人之時，進臣愚於廷，與論聖人之治，是真有志於聖人之學也。故既統言聖人所以明於天之道，察於地之義，周於萬物之務，而又析而言之。始之欲探夫聖學精微之藴，中之欲會夫《易》《書》同異之説，參夫明揚教育之方，終之欲極夫禮樂制作之盛，且以明體適用之學，望於臣等。臣愚知皇上此心，即黄帝堯舜之心也。先黄帝堯舜而聖者，此心也；後黄帝堯舜而聖者，亦此心也。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同此心也。皇上所以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斯世斯民，何其幸歟︕然皇上既以明體適用之學，望於臣愚矣，聖人全體大用之學，臣恶敢不以爲皇上勸哉？夫黄帝堯舜統承庖犧神農，垂裳而治，得聖人之時者也。皇上統承太祖之鴻業，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日，豈非得聖人之時者乎？是故，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黄帝堯舜之通變神化，在皇上此心一轉移之間耳，中庸之道，又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乎？臣請得以悉陳之。
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也。《書》之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也，「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中庸》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豈非所謂聖道精微之藴乎？皇上勿求之茫昧，勿求之泛雜，勿求之艱深，既探而得之，顧服膺而守之也。三辰迭運而有常，所以爲天之經；五土分利而有宜，所以爲地之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亦曰求之於心而已矣。
《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受人時。」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曰欽曰敬，此曆象之統宗也。是故，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於地，一晝夜，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後朔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及望而日月之合對，同度同道，則爲交蝕。朱子嘗取其説，以傳《詩》之《十月之交》矣。至蔡沈本其父季通之説，以爲日行少遲於天，一日亦繞地一周，而比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一會。月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而與日一會。天歲與日一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歲與日十二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虚。合氣盈朔虚之數，而置七閏於十有九歲之間，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朱子又嘗與門弟子講《書》，而稱此説分明矣。是固若有不同者。
然臣嘗考之，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自其行過處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而子、午、卯、酉加二焉。天度所歷，則所謂至角至婁，至井至奎，某舍某度也；地面所經，則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也。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復爲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算也，氣盈者，歲二十四氣之日有餘；朔虚者，歲六小盡之月，日之不足也。一歲率多十日有奇，二歲多二十一日有奇，三歲多三十二日有奇，四歲多四十三日有奇，五歲多五十四日有奇，是五歲再閏，而猶不足以備兩月，必十有九歲七閏，而七閏之數均焉。餘分之積，亦終不得而齊也。其説何嘗有不同哉？但日者陽之精，豈有遲於月之理？蓋順而數之，則見其進而與天俱左旋；逆而數之則見其退而若右轉。曆家以進數闊遠爲難度也，故以其退數而紀之，則去度近而易耳。是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也。然次舍雖退，其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左旋右轉之説，其實何以異哉？至其論交蝕，則皆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使陽盛足以制陰，則日常當蝕而不蝕。若國無政，不用善，小人陵君子，陽微不足以制陰，則日當蝕而必蝕」。是亦未嘗不同也。
世之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以爲天無形，望之蒼然，蓋積氣也；日月星辰，舉無根繫，荒忽闊遠。近於異端，先儒嘗謂其不可考矣。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釜。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統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即所謂天如倚蓋，而世傳以爲蓋天家者。蔡邕謂其考驗天象，多所違失矣。獨渾天之説，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於地中爲渾象以定時節，而作《太初》之曆。東漢延熹中，張衡又爲銅儀於密室，具内外規而以漏水轉之。吴王藩制儀立諭，宋錢樂因之。後魏造鐵儀。唐李淳風作渾儀，七年而成，表裏三重，曰六合，曰三辰，曰四游。太宗稱善，置之凝暉閤。至開元時，一行改治新曆，而太史無黄道儀，梁令瓚以木爲之。一行是之，而更鑄以銅鐵。以木櫃爲地平，上置木偶，各施輪軸鈎鍵關鎖，機變若神。至宋太平興國初，張思訓亦爲銅儀三重，比唐制加密，以木代水
，寒暑不忒。大中祥符中，有韓顯符；元祐中，有蘇頌，元初有許衡、王恂、郭守敬、劉秉忠，簡儀渾儀之作，極人事之巧，璿璣玉衡之法，其庶幾矣。然臣愚所取者，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方四隅以定候；審二分二至以測景，隨時修改以與天合。聖人復起，必不拘拘於有迹之粗，以爲無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齊之，在於聖人心術之微，必不專倚於器數之末也。臣謂皇上及今，必求如古之名儒，而後可與論曆象之説。欽若昊天，固非區區市廛卜肆、星術之流所能辨也。
昔者，鯀堙洪水，汩陳五行，禹乃嗣興，順其性而治之，濬鑿之功，則由下以及上。故始於冀、兖，以治河濟之下流，次及青、揚以治江淮之下流。下流既殺，漸治其上。故次荆，次豫，次梁，而雍地最高，水患最少，施功獨後。此濬鑿之序也。其疏導之功，則自上以達下。故《禹貢》言：「導山者四，導水者九。」皆自西北極於東南，順其就下之勢，自源徂流而無雍遏之患，此疏導之序也。於是，因山川之形便以别州域，因土地之生殖以定貢賦，詳於治内，略於治外。規模素定，經緯有條。以至禽獸夷狄，遐方異類，皆得其所行，其所無事，仁之至而義之盡也。然自平成以來，今數千載，兖、豫之間，水多潰决。昔之九河碣石，今已淪於海。昔之河趨伾降，今乃南合，清淮縈波，已難指實，而濟漯亦非其故道。江、沱、汝、漢，出非一所。九江彙澤，名寔異同。或以台朕爲堯舜，或以錫圭爲錫禹，雜出之説，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户有增减，或以爲地力有年分之不同。臣愚的然以九江爲洞庭，以彙澤爲彭蠡，以台朕錫圭皆指禹言之。蓋古者君臣一體，非若後世之有嫌疑形迹於其間也。雜出諸説，皆當以蔡沈爲當焉。
《洪範》者，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初一曰五行」而不言用，蓋無適而非用也。「五曰建用皇極」而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參之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以見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曰協，所以合天，而見天之所以示乎人。三德曰乂，所以治民，撫世酬物之權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曰驗，所以省驗，推天而徵之人也。五福曰嚮，所以勸。六極曰威，所以懲，其重則在於皇極也。前四者，極之所以建；後四者，極之所以行。大禹叙之，箕子陳之，武王受之，孔子删而存之。此即周之大訓也。
至於《河圖》之文，亦載於《書》，著於《易》。前此諸儒，皆以《河圖》受羲，《洛書》錫禹，朱子、蔡氏亦各因之。然《洪範》即彝倫也。彝倫斁，則《洪範》不畀；彝倫叙，則《洪範》乃錫。其斁其錫，豈天與帝真有物象予之而奪之哉？《易大傳》言「河出圖，（未）[洛]出書
，聖人則之」者，即所謂「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易之事耳。豈有所謂龍馬，有所謂神龜也哉？後世封禪之説，天書之事，未必不由此啓之也。臣愚嘗爲之三歎於斯焉。伏羲之畫卦也，見陰陽有奇偶之象，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數肇於此矣。是雖有取於《河圖》，未必盡出於《河圖》也。至謂《洪範》本於《洛書》，則《洪範》篇中無《洛書》之義
，不知先儒何自而過信之，以起後世之惑。
大衍之數，《大傳》亦明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即陰陽奇耦之數耳。奇耦生成，理之自然。故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掛]
。」「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言數象之原。而陰陽五行之往來消長，對待之定體，流行之妙用，揆之萬物萬事百家衆説之流，兼統貫通，無適而不遇。其合横斜曲直，無往而不通。同此數則同此理，故非但曰「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生出之次，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生數則陽下左而陰上右，成數則陰下左而陽上右。《洛書》陽數，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陰數，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合而言之，首北而究於南，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者，與《大傳》所言脗合而無間。不知後之作此圖者，因《易》書有《河圖》《洛書》之名，《大傳》有對待流行之義，遂依倣而爲之。故雖支干甲子，參同運行之説，亦無不脗合者。一陰陽之理，天下之變也。所謂圖者，經未嘗言有馬負之；所謂書者，經亦未嘗言有龜戴之。自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皆力詆其怪誕者，良以此也。臣愚謂《易》書之文，古今異説，欲致其合一之歸，但求之於聖經而明辨其理，揆之於聖人而遠宗其道，則涣然而冰釋，怡然而理順。知衆説有異，而至道則同，又何致疑於其間哉？
古者，學校所以教育人才之法，舜之命后夔者至矣。《王制》春秋冬夏之異教；《文王世子》之篇，謂春誦夏弦之類，燕義授之車甲之文。臣恐其未皆盡然，漢儒之所附會也。《周禮》師氏三德，保氏六儀，大司樂成均之法。樂司之小舞
，大司徒之教象，以鄉三物賓興之。大胥掌士之版，合射以攷其藝。旅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書之，論秀而升之，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其教之若是其備，進之若是其難，而學校無不修矣。而明揚詢訪，未嘗缺焉。四岳之所舉，非熊之所兆。審象而旁求者，亦皆非學校之所養也。况乎後世學校之政不修，明揚之法不立。閒暇無事之時，不思所以養士，緩急有爲之際，則常患於乏才，曷不參之古之人乎？《棫樸》之人才，至於濟濟之多；《卷阿》之吉士，而有藹藹之盛，皆本於人君克知灼見，迪知忱恂，非一日也。周宣之中興，則有張仲導之於左右，山甫垂式於百辟，有申甫爲南國之式也，有召虎致四方之平也。漢高顛倒駕馭而得三傑，孝武崇儒重道而得仲舒，孝宣招選茂異而得丙、魏之倫，光武推心任人而得寇、鄧之佐。蜀魏及吴，亦各有人才。魏之荀賈，算無遺策；吴之周魯，腹心爪牙；蜀有孔明，王佐之才。西晉之世無聞。東晉僅有王謝，寥寥已久。至唐而後，太宗大召名儒，得房、杜、王、魏之流，以成貞觀之盛。開元以來，科舉取士，得張九齡、裴休、裴度、韓愈之徒。宋興，太宗尤篤意儒學，始有韓、范、富、歐陽，以至周、程、張、朱，黼黻大猷，闡明斯道，而皆僅見於明揚之一得，而皆並教育之所致。
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俗吏以文法繩下，恬退者（蒞）[耻]而不進
，奔競者趨而不顧。升黜之（典）[異]
，視之一言一事之間，而决之立談之頃，烏在其爲明揚之法哉？學校不過徒設，多卑污闒茸之人；考課專事於虚文，進退不由於德否。充貢之人，而遣行役，固不知小學之方爲何説，亦不知大學之教爲何事，烏在其爲教育之道哉？規模節目，踈密詳略，既與古人不同，而躬行心得，精粗誠僞，又與聖人迥異。臣愚以爲，明揚教育之法，惟三代以上可以參而通之。漢唐以下，明揚之法或有所得，而教育之效，概乎未之聞者，臣不欲爲皇上陳之也。皇上但求聖人之心，不假於後世之法，而後可合於聖人之道耳。
皇上欲考三禮之文，則《經禮》《曲禮》《儀禮》。戰國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孔子之時，已有「文獻不足徵」之歎。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得《古禮》十七篇，河間王所得五十六篇，亦文同而字異。後以其所叙皆禮之儀，因名之曰《儀禮》。略舉其首篇，而謂所傳皆士禮者，非也。謂今之《儀禮》非高堂生所傳，而篇數偶同，亦非也。今之《儀禮》，即古禮也。始士冠禮，士婚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禮，而郊祀、明堂、廟制大典多闕，使後世如聚訟焉，承訛襲舛，可勝歎哉︕
於是，朱子晚而條理之。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而亦未及精詳，乃以屬之門人黄幹，復爲《通解續》焉。至其晚年《祭禮》尚未脱藳，又以授之楊復。復始研精殫思，蒐經摭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爲正經，而冠之《祭禮之首篇。蒐緝《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示，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龐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於全書，西山真德秀嘗稱爲千載不刊之典矣。後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悉爲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掌，庶幾集其大成者焉。
近世臨川吴澂，又取《小戴禮》而叙次之，取諸儒之説，輯爲《纂言》。既屢易稿，而自謂《月令》《檀弓》尤爲精密。其諸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上下相承，文義聯屬。至其篇次第，則《大學》《中庸》既爲程朱所表章，與《論語》《孟子》並爲四書，固不容復次於禮篇。《投壺》《奔喪》，禮之正經，亦不容雜之於記。《冠婚》《鄉飲》《燕射》《聘義》，正釋《儀禮》，别輯爲傳以附於經。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内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十有一，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爲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爲一類，《坊記》《表記》《緇衣》爲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之比，故以爲是書之終焉。自謂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考《禮記》之文，亦庶幾矣。
若夫《周禮》，朱子嘗謂其廣大精微，周家法度盡在此書。而蘇穎濱以爲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誠哉是言︕周之西都，今之關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今《周禮》，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則其畿内遠近諸法，皆空言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而今《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尤謬論也。（八）[公]邑必井
，鄉遂必溝，是立法以强人也。五峰胡氏謂：「今《周禮》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劉歆之妄也。」《天官》有「宰夫」考都鄙縣，失財者誅，長財者賞，此劉歆欲使上下交征也。《天官》「甸師」喪事代王受青，楚昭、宋景之所不爲也。「官正」比宫中之官府，去其奇衺之民，是簾陛不嚴矣。士庶子衛王官，示人不廣矣。「内宰」建國，左右立市，豈王后之職？后有好事於四方，則安用君矣？以隱宫刑餘近日月之側，内祝掌宫中禳禬之事，此亂亡之事。甚矣，歆之誣周公也。九嬪、世婦，内政女功，后夫人之職也，而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悖理莫甚焉。王者以天下爲家，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四方之獻，共王之好賜。是以桓、靈之事，罔成王而誣周公也。「司喪」有九官，「膳夫」有九官，「醫師」有五官，「皂隸」之作，亦置五官，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之屬，夫豈周公之制哉？蓋其爲書，一壞於歆，再壞於蘇綽，又再辱於安石之手，其間改易舊文者多矣。其所載之禮，皆當有所定正而後可也。幸而中經朱子、楊氏、吴氏之所考訂，今亦庶幾焉。他如杜佑之書，與唐《開元禮》《曲臺禮》，宋之《開寶通禮》，賈昌朝《太常新禮》，蘇洵《太常因革禮》《伊洛遺禮》，陳祥道《禮書》，朱子亦嘗喜其精博者，皆當取以輔翼二書，而立之學官，傳之天下，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若夫定黄鍾之律，尤本於皇上之一心。致中而天地自位，致和而萬物自育，所謂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天地之和順應，而候氣之法可用，氣正而天度均，天度均而中聲得，始可以製黄鍾之律。而黄鍾之律，其長九寸，中分釐毫絲忽，皆以九爲度。故九寸八十一分七百二十九釐，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忽者，黄鍾一律之長也。又置一而三乘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全數。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而各得其管之長短。由是被之以五聲，爲六十調，又使其不相凌犯也。用正律正半律，變律變半律，亦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變宫變徵，均之爲八十四調，則清濁高下相濟，而庶幾八音克諧。此固制作之先務，尤在皇上以和致和也。若秦漢以來，尺度隳廢，中聲不定。或求之累黍而有圓橢之殊，或求之指尺而有短長之異，代變新樂，議論紛紜，皆徒事其末而不求其本，求之外而不求之内，安能定黄鍾之律，以極製作之盛哉？
若夫樂書之闕，則《樂記》一篇，可以爲樂經，而宋太常博士陳暘所撰《樂書》，亦可删繁蕪以附其後。若宋之《景祐太樂》《皇祐樂記》，蜀人房庶之《樂書補亡》，蔡元定之《律吕新書》，吴仁傑之《樂舞新書》，皆可考證補翼之。以續咸英韶濩於千載之上
，以熙天地民物於泰和之中，以明聖賢道學於千萬世之下者，實在於皇上之一心也。且漢文帝有其質而謙讓未遑也，唐太宗有其才而功利害之也，宋太宗有其志而泥於言語文字之末，真宗溺於誇詐，仁宗偷於晏安，數千年之幾會，非有待於今日歟？
然皇上所以策臣者，皆禮樂之文也。禮樂之本，臣實深有望於皇上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萬物之休戚所關，萬幾之治忽所由係，千萬年聖人道統之所由繼，中兩間而立，爲三才之主宰，可不以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在任於身而力行之歟？
請因聖問所及者，統而論之，則論黄帝堯舜之道，而探其精微之藴者，聖學之全體也；明於天之經，察於地之義，周於萬物之務者，聖學之大用也。非聖人之道，不足以爲學；非聖人之學，又何以明斯道也哉？又因聖問所及，析而言之，又各有體用焉。明於天之經，曰欽曰敬爲體，而器數之屬爲用焉；察於地之義，曰祗曰德爲體，而政治之事爲用焉。周於萬物之務，曰中曰極爲之體，而三德八政爲用焉。興學校，必以躬行必得爲體，而以教育之方爲用焉。作禮樂，必以和敬爲體，而儀文度數爲用焉。聖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矣。然必在知之至而行之篤，而後體之具而用之全；必其時與學俱進，德與位俱隆，而後先黄帝堯舜而聖者，質之此心而無愧，後黄帝堯舜而聖者，揆之此道而無異，推之四海而準，傳之萬世而信，窮天地，亘古今，四三皇，六五帝，而不失天下之顯名也。惟皇上其留意焉。
臣謹對。
（底本：《皇明歷科狀元全策》卷二。參校本：《刻曾西墅先生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