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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经开国五十年的整治，政治局面日趋稳定，社会生活日渐安定，但不久显露出新的危机，社会思想也开始酝酿新的变化。南宋理学家追溯理学产生的源头时，对仁宗庆历时期的胡瑗、孙复、石介很为推崇，合称为“三先生”，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开风气之先，为后来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胡瑗曾为理学创始人程颐的老师，孙复与胡瑗同学十年，石介为孙复弟子，所以传统的推重三先生的看法可能和重视师承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如果从更广的角度俯瞰北宋前期的思潮发展，那么，不仅三先生，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庆历时代的知识群体及其思想动向都值得重视。范、欧在气质上更接近韩愈而正大过之。从历史上说，胡瑗是经范仲淹推荐，才得以白衣召对，授官秘书郎；孙复也因范仲淹之荐始入国子监任直讲；张载年轻时是受了范仲淹的劝告，才专意于儒学，成了北宋道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欧阳修在当时古文运动和排佛活动中影响很大，这些活动可以看成韩愈时代工作的直接延续。对以上诸人，限于篇幅，不拟分别论述，而将范欧胡孙石等合并讨论，以显示当时社会思潮的一般趋势与面貌。
中唐以后，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社会经济结构由贵族庄园经济转为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导的经济。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国家政权，成了国家官吏的主体，亦即中国社会的“士大夫”。北宋前期的思想家多出身贫微，有过困穷苦学的经历。
范仲淹字希文，两岁丧父，母亲改嫁朱氏，遂更姓朱，青年时代刻苦奋励，学习日以继夜，“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
。欧阳修字永叔，四岁而孤，母郑氏守节，亲自教诲，“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
。孙复曾两次谒范仲淹，范仲淹两次赠钱，又知孙复因母老无养废学，令补学子职，月得三千钱，后来学成。
石介字守道，青年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
，宋初诸儒多困穷苦学，实可见社会变迁之一斑，出身清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与六朝隋唐士族知识分子在生活的经历和背景方面有巨大差异，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态度、伦理主张、文化态度以及一般思想倾向与士族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不同。
六朝以来的骈体文，四六对仗，本来有文体规范、便于诵读的特点，但在六朝至隋唐，其发展越来越走向形式主义，成为贵族脱离生活的文字游戏，无法成为表达深刻思想、关怀社会和文化的工具。淫丽的辞赋只追求文学在形式上的华美，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从而成为思想和文学发展的束缚，丧失了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文化的近世化运动一开始就与“文”与“道”的紧张结下了不解之缘。平民知识分子要求恢复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要求文学为社会服务，这一倾向在盛唐时已肇其端。此后，一批知识分子崇尚六经朴实无华的学风，反对片面追求文辞艳丽的虚华风气，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并认为文章是反映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政治状态的表现，提出文以明道、文道并重的主张。韩愈是古文运动的最大代表，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他明确表示，他的提倡古文，乃是“本志乎古道者也”，说明古文运动不仅仅是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有其确定的思想指向，是与复兴孔孟之“道”的运动互为配合的。他们用以批评浮文艳辞的理论根据是儒家之道，他们要求“文”为之服务的也是儒家之“道”，这就使得古文运动兴起的同时，“道”的问题突出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道学”兴起的主题。而道学家也都无例外地在文学上赞同古文运动的精神，其口号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道学创始人周敦颐把韩愈以来的古文运动的思想概括为“文以载道”，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在地显示出两个运动之间的关联。
北宋初期，隋唐、五代以来华艳颓靡的形式主义文风，集中体现在西昆体上。宋仁宗时，内外矛盾日趋严重，社会呈现危机，国势虚弱，边患不断，而释老泛滥，浮文成风，一时有识之士莫不要求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庆历的政治改革、文学革新，并很快迎来了理学的兴起。欧阳修受韩愈的影响很大，他提倡“学者非韩不学”
，主张以“道胜”不以“文胜”，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在此之前，石介首先抨击西昆体，提倡“尊韩”，说“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
，范仲淹也认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支持古文运动。胡瑗认为：“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
，他的学生指出，胡瑗提出的并为道学家推崇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用以与浮华偷薄之风对立的。
胡瑗认为，圣人之“道”包含体、文、用三个方面，其中体指价值原则，文是经典体系，用指将体、文措之于社会实践以发生效用。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虽然还不就是道学，但他以“仁义礼乐”为道之“体”，明体实即明道，这与后来道学家以“明道”为主要使命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后来程颢谥为“明道”，正是指他发明了隐幽千四百年的圣人之道的功绩。胡瑗主太学时曾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试诸生，旧时代命题者所命之题往往代表其思想特点，胡瑗这个题目虽然还没有达到周敦颐“寻孔颜乐处”的高度，但他明显地是把颜子之学作为辞章之学的对立面而加以倡导的，程颐的答卷所以得到胡瑗的赏识，正是因为程颐指明了“学作圣人”这一新的精神方向。
石介曾著《怪说》，把文章、佛、老并称为三怪，而以文章为首，强烈批评虚华浮夸的文风，要求崇儒家之道，去无用之文，他只承认有道统，不承认道统之外还有文统，他认为这个道只能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司马光公开宣称不作四六，他也说“君子之学，为道乎？为文乎？夫唯恐文胜而道不至者，君子恶诸”
。庆历时期的古文运动与明体达用之学，无疑为后来的“道学”奠定了基础。
正如唐代古文运动具有贬抑时文、崇尚六经的趋向一样，在文与道的张力中，强调道的一面，必然要求从思想上、文字上即内容和形式都回到经典的形态。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欧阳修亦著《易童子问》，胡瑗以《诗》《书》为文，长于《论语》《春秋》之学，而于《易》尤精。孙复为《春秋》著名经师，治经更精于胡瑗。石介反对西昆之文，崇儒家之经，说“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呼口，一唱百和，仆独确然自守圣人之经”
。崇尚六经必然引出经典解释的问题，汉唐经学在文字名物训诂方面积累了大量成绩，但在思想的诠释以符合时代要求的方面成效甚少，烦琐的章句与浮华的文风一样，为庆历时代的改革家所鄙弃，“经义”的重视必然导向摆脱名物训诂，寻求新的理解。庆历时期是经学史上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学者敢于怀疑传统经说，提出新的解释与理解，以己意重新解经的活动十分活跃。前人说经学“至庆历始一大变也”，风气标新立异，“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显示出思想解放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的趋势，虽然这一时期疑经的思潮表面上与后来道学的方向有异（如欧阳修之排《系辞》，李觏、司马光之疑孟子），但从整个社会思潮上看，也有一致性。正是由于有了从重“文”到崇“经”的转向，才有了后来道学“经所以载道”“由经穷理”（程颐）的发展。经典只有经过适合时代的阐释才能发挥作用，而对经典中“道”的阐释形式不限于经注，这种阐释可以是相对于本文较为独立的，佛教中为理解、阐释、传承学说宗旨的语录体很自然地就成了新儒家发展儒家义理的方便形式。而道学创始人的语录又复成了后来者据奉的新的经典形式。
宋代儒学的复兴主要面对两个对立面，一是佛老，其中主要是佛教文化的挑战，另一是浮文华辞。韩愈复兴儒家地位的活动是与他排击佛教分不开的。石介与欧阳修是北宋前期排佛的主要代表。
石介继承了韩愈排佛的激烈态度，注重从政治伦理上批评佛教。他认为佛教破坏了君臣、父子的“常道”，僧徒“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佛教是“汗漫不经之教”“妖诞幻惑之说”，在他看来，佛老最大的危害是“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
，他比韩愈更为强调捍卫“尧舜周孔之道”。欧阳修抨击佛教为“今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但他并不主张韩愈“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他认为佛法为患千有余岁，要去除佛法之患，“莫若修其本以胜之”，他说：“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
因此，根本的办法是阐扬孔孟的学问礼义之道，以兴王政。孙复也在强调“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的同时，抨击佛老之徒“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
可见，宋初对佛老的批判已经同时是一种对发明周孔之道的学问的呼唤了。
庆历时代知识群体的精神，可以从范仲淹身上略见一斑，仲淹自诵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
，这显然是与魏晋隋唐五代大不相同的时代风气。北宋州县学校及书院兴起，讲学活动普及，这也是理学得以酝酿形成的一个条件，而这又正是与胡瑗湖州教学实践的示范作用分不开的。欧阳修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引注：指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
胡瑗所实践的儒学教育，经过制度化和普遍化，在推进儒学思想的影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新儒家的兴起准备了教育人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