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古风时期诗人和立法者那里，已经出现了对于共同体事务的反思与思考，但是因为这一阶段也是城邦兴起和逐渐演变定型的过渡时期，所以公元前6世纪及其之前的政治反思和古典时期的“政治”思考仍有较大区别。从共同体演变的视角来说，城邦只有在真正成为基于平等秩序构建的政治共同体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城邦反思其自身秩序的政治思考。所以，政治共同体的创生并不必然指向民主制等某种特定政体的形成，政体只是平等的公民秩序基础之上的二级议题。从雅典的实践来看，正如在上一章中揭示的那样，政治共同体的创生要归于克里斯提尼的改革，自此以后雅典的政治组织体系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之后不久，希腊世界经历了最为重大的外敌入侵，经过对抗波斯的战争，希腊世界和雅典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段，雅典出现了现存最早的“政治”反思，这就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可以说，在埃斯库罗斯之前，古风作家和诗人们进行的是关于城邦事务的思考，而经过他的悲剧之后，基于政治共同体的思考才得以萌生和发展。
之所以将悲剧，特别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视为古希腊政治思想的起源，是因为埃斯库罗斯开始在政治共同体的视野范围内进行政治反思，并通过悲剧的形式将这些政治议题在城邦节日庆典时通达普通公民。此外，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还直接处理了本书在第一章中阐述的共同体演变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悲剧与政治思想起源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大酒神节的性质使得悲剧成为城邦政治性活动的一环。悲剧主要的表演场合是大酒神节（Great Dionysia），这一节庆是以敬拜酒神狄奥尼修斯（Dionysus Eleuthereus）展开的，时间是在冬季结束后的三月底。该节日庆典早期发展状况已无法完全追溯确认，但学界一般认为在庇西特拉图时期这一节日的重要性开始突显。
关于这一节日庆典的性质，不同的学者有着差别较大的判断。如塔普林（Taplin）就认为这只是一个娱乐性节日，和狄奥尼修斯崇拜关系并不紧密：
对于雅典人来说，大酒神节是一个大家停止工作，豪饮朵颐的节日，人们在这节日中观看或参加各种仪式、游行、祭祀等例行活动。悲剧和喜剧也在这时上演，但是我在这些娱乐活动中看不到任何酒神的影子。有一些雅典人抱怨悲剧“和酒神毫无关系”……换言之，希腊悲剧本质上与酒神并无关联。
塔普林将酒神节的娱乐性强调了出来，并认为其宗教色彩并不浓厚，但是这一判断并没有将酒神节以及悲剧比赛的性质完全表达出来。根据皮卡德-坎布里奇（Arthur Pickard-Cambridge）的经典研究，无论从庆典之前的游神、祭祀等活动，还是节日期间的活动来看，大酒神节实际上与狄奥尼索斯崇拜紧密相关。
[1]
而西福德更进一步认为，狄奥尼修斯崇拜和相关的仪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整合了城邦的中心和边缘地区，而且在悲剧中也起到了枢纽性的作用，它帮助崛起中的城邦摒除死亡仪礼中以家族复仇为形式的潜在暴力，进而将对家庭的忠诚转化为对城邦的忠诚。
除了娱乐和宗教职能外，大酒神节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对此有最为系统的总结。根据他的总结，在戏剧开场之前有四个重要的仪式：第一项仪式是宰杀献祭动物，把血洒在比赛场地周围，并把奠酒倒给众神。而进行奠酒仪式的是城邦中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十将军。第二项仪式是宣布为城邦做出杰出贡献的公民名字，他们在众人见证下被授予桂冠。第三项仪式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前504年）记录的，在剧场中展示雅典帝国盟邦的进贡，即是展示雅典帝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第四项仪式是因战争而丧失父亲的孤儿们的游行，他们将被城邦教育和抚养长大，他们成年时身着盔甲进入剧场，宣誓要像父辈那样为城邦而战。
很显然，戈德希尔从古代文献中整理的这四项仪式都与城邦密切相关且带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身处剧场中的公民和外邦使者面前举行这些仪式无疑是对城邦认同的强化以及对希波战争后雅典帝国力量的宣示。
综合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大酒神节首先是一个节日庆典，除了娱乐外，该庆典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政治因素。悲剧竞赛的剧场不仅上演着悲剧作家们的剧作，同时也是雅典展示和强化城邦认同的场域。不仅于此，在进行完那四项重要的政治仪式之后，剧场舞台上上演的悲剧作品本身就是城邦政治反思的载体。
第二，悲剧是城邦普通公民的政治思想体现。关于悲剧的政治性质，学界已有诸多的阐述和论争，主张悲剧的政治相关性的学者大致从下述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首先是悲剧作家及悲剧作品内容与当时的现实政治议题相关，比如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就直接与波斯在希腊的战败相关，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则被认为是探究僭政的性质。
这一类型的讨论在部分悲剧作品中的确可以找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据，但并不能够将现存的所有悲剧都与同时代的语境建立起紧密的关联。
其次是将悲剧与雅典民主政治关联在一起，比如卡特里奇认为酒神悲剧节是界定雅典公民认同（civic identity）的工具，这里的公民认同是指“探究和确认，同时也质询民主制的公民以及这一新型的民众自我统治的政府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解释路径上更为激进的学者是戈德希尔。他在大酒神节具有政治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主张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戏剧节是民主式节日，戏剧持续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环境。比如在戏剧节的组织方面，戈德希尔认为基本都是民主原则在发挥作用：
choregia（资助合唱队或庆典）尤为一民主体系；通过民主程序选择裁判、歌队和演员；部落的座位（可能），以及（可以确定的）根据民主制中政治地位安排的位置（比如议事会成员的坐席）；通过德谟名册来分发剧票的程序；剧作演出前仪式的改革日期；剧场中讨论戏剧的大会——实际上整个表演都是通过民主制方式安排的，其作用就是运作中的民主制的符号与象征。
同时，在悲剧的主题方面，戈德希尔也给出了与民主相关的三个议题：个人与集体间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悲剧审查作为民主理想的、享有独立判断力的个人的建构，民主制的城邦依赖语言的公开交流。
经过这些讨论，戈德希尔将悲剧与民主绑定在一起，着重强调公元前5世纪悲剧表演和雅典民主帝国的总体语境和制度性关联，但是二者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实质性的联系却是需要审慎对待的。罗兹就撰文专门讨论了戈德希尔所列的这些条目，并逐一进行了澄清和反驳。在罗兹看来，将悲剧与民主制关联起来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即便某些悲剧制度不可避免地采用了雅典民主制的形式，但雅典的这些制度也是在当时希腊世界普遍存在的，即并非雅典所独有。如果仔细考察的话，雅典这些制度的很多方面实际上并不太民主。罗兹指出，与其说某些悲剧是民主式的，不如说它们是希腊人对城邦的关切和思考，戏剧中出现的对民主价值的质疑恰恰说明雅典人是在反思和讨论一种非确定性的价值体系。
总起来说，罗兹对悲剧民主式解释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如果考虑到悲剧的流变以及希腊其他城邦的戏剧实践，将戏剧定位在城邦而非特定的民主制度是更为合理的做法。
在罗兹观点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提出悲剧不仅是以城邦事务为前提的创作与反思，并且与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智者与哲学家不同的是，悲剧更能代表普通公民的政治思考，进而展现了更为鲜活而真实的城邦政治思想。就这一判断，首先需要澄清一点，即这并不是说三大悲剧作家的智识水平低于智者和哲学家，或者其剧作远逊于后两者的作品，而只体现了普通公民的水准。恰恰相反，三大悲剧作家通过其剧作都展示了其超乎普通公民的才智和极为深邃的思想洞察，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就已经明确阐明了，戏剧（相较于历史）在他看来更具哲学性也更为崇高。
如果承认悲剧作家及其作品的复杂与深刻，那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悲剧所反映的城邦政治思想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方面是悲剧面对的广大观众使得剧作家必须反映城邦公民通常的政治关切。根据学者们对剧场规模的测算，一般认为观众在14000—17000人之间。而按照柏拉图在《会饮》中的讲法，阿伽通在悲剧比赛中取得胜利时，现场有30000多希腊人。
如果柏拉图的讲法没有夸张的话，那基本上整个雅典的公民群体都可以在剧场之中了。无论是万余人还是30000人，大酒神节的悲剧剧场中都聚集了比任何其他集会更多的公民群体。相对而言，在当时雅典公民大会有最多6000公民参加，陪审法庭一般有1500—2000公民参加。为了保证公民进剧场，传统认为伯里克利时期还开始给最贫穷的人发放看戏津贴，以保证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其中。面对如此众多的公民观众，剧作家的创作必须要考虑城邦全体公民的接受度，而不是一味追求议题讨论的高深，否则是很难在悲剧比赛中获胜的。通过改写传统的史诗和神话故事，剧作家需要找到观众关心以及能够有深切感受和思考的情节与人物表达，所以在剧场中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舞台中心形成的价值与情感试验场。演员、歌队与观众共同进入故事情节与人物的行动之中，在表演与观看的结构里，观众并不必然作为一个集体进行思考，但剧作必是能够影响和激发大多数公民观众的情感与反思，所以与历史或哲学作品相比，悲剧能更为准确地反映城邦一般性的思想状况。
另一方面，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广义的城邦政治生活，包含城邦的公共事务与公民生活方式在内。目前留存的悲剧中，有一些直接与政治议题相关，如下文中将要讨论的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三部曲。除此之外，悲剧中还大量处理了献祭、女性、葬礼等日常事务，这些主题实际上与城邦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紧密相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剧作家并没有像老师一样来灌输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而是通过戏剧来展示各种悬而未决的价值，让观众一起来进入这些人物和情节加以反思。绝大多数的悲剧作品虽然以上古神话和故事为原型，描述的也大多是英雄或王族家庭的事迹，但剧作家对传统情节的改编却不是为了捍卫王制或固守英雄价值观，而是在政治共同体诞生之后，公开探究新的适用于城邦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比如下一章中将重点讨论的《安提戈涅》一剧中，虽然剧情是远古的俄狄浦斯家族中的冲突，但讨论的却是政治共同体兴起后家庭与城邦的关系纽带问题。索福克勒斯对此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而是将剧场中的观众带到了这一难题面前。悲剧的这一功能到了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那里演变和确定为对于城邦公民的文艺教育（或乐教），而教育也被哲学家们视为照看灵魂的政治事务，只不过相较于悲剧作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公民青少年时期的文艺教育有更为自信而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概览既有的古希腊悲剧，无论从悲剧表演的形式和受众角度，还是从悲剧的内容来看，都是城邦崛起为严格意义的政治共同体之后出现的。借助经典故事情节，剧作家通过剧场表演的形式和公民们一起质询和反思城邦相关的总体事务。启动这一进程的就是埃斯库罗斯。
第三，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可以被视为雅典成为政治共同体后最早的政治思想实践。之所以将政治思想诞生的殊荣归予埃斯库罗斯主要是基于两点考量，一是他的生平年代正好跨越了雅典从僭政晚期到民主化改革的剧变时段；二是他悲剧作品所讨论的主题是在严格的政治共同体意义上进行的，这一点与公元前6世纪以及更早的作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埃斯库罗斯于公元前525/前524年出生阿提卡西部的埃琉西斯，当时雅典还处在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之下。他在18岁左右时，目睹了僭主政治的终结以及伊萨格拉斯与克里斯提尼的权力斗争。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可以合理地推测埃斯库罗斯在新的德谟中登记，他的政治身份和认同也伴随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而重新构建起来。在35岁时，埃斯库罗斯经历了波斯对希腊以及雅典的第一次入侵，以及雅典在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几年之后的前484年，40岁的埃斯库罗斯第一次在大酒神节获得悲剧比赛的头名，这也开启了他辉煌的剧作生涯，根据古代记载他共13次拔得头筹。前481/前480年，波斯大军在薛西斯的亲自统领之下再次入侵希腊，埃斯库罗斯参加了前480年夏天在萨拉米斯的海战，他甚至还很有可能参加了前479年的普拉提亚的陆地战役，并获得最终的胜利。公元前472年，埃斯库罗斯依据自己亲身的海战经历，创作了《波斯人》并获得头奖。希波战争后，雅典借着对抗波斯的名义在希腊世界中急速崛起，同时战争也使得城内平民-海军的力量上升。在前462/前461年，随着客蒙的失势和被放逐，雅典放弃了与斯巴达的结盟，转向斯巴达在半岛最大的敌人阿格斯城邦；城内则在厄尔阿尔特斯的改革中移除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特权。两三年之后，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上演，并赢得前458年大酒神节悲剧比赛的桂冠。之后不久，他便前往西西里并于前456/前455年在西西里的该拉（Gela）去世。埃斯库罗斯一生共创作了大约80部左右的作品，但传世的完整剧作仅有7部。从这仅有的几部作品中，仍能看到埃斯库罗斯悲剧在政治反思方面做出的努力。
在埃斯库罗斯作品中有一条核心主线，这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及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城邦所体现出的政治品质，而与之相对立的是不同性质的君主或家族统治。比如在《波斯人》这部描述波斯战败后宫廷反应的剧中，当大流士之妻阿托萨询问歌队“谁是希腊人的牧人，主人以及将领”时，歌队回答道：“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或臣民”（241-242）。后面信使在汇报战况时，复述了战场上听到的希腊人的口号：“冲啊！希腊人的儿子们！为了祖国的自由，为了你们孩子、妻子、祖先神殿和坟茔的自由！”（403-405）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波斯人对希腊人的这些描述与希罗多德对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评论很类似。与希腊人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波斯大王薛西斯。他的统治依靠暴力，治下的人民没有谈话的自由（591-594），并且为了个人的野心，最终丧失了千军万马以及整个帝国。在《七将攻忒拜》中，最核心的事件是由俄狄浦斯两个儿子的权力争斗所引发的战争，波吕涅克斯带兵攻打由其兄弟厄忒俄克勒斯统领的城邦。这一事件完全是俄狄浦斯家族内部纷争，但是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城邦成为贯穿全剧的线索。整部悲剧开场第一句话就是厄忒俄克勒斯对城邦公民（politai）的呼唤。在整场战斗过程中，悲剧始终强调的是城邦的安危。而在兄弟二人战死之后，传令官公布了处理二人尸体的办法，并特意提出这一处理决议并非出自某个单一的统治者，而是出自“民众议事会”（1006）。面对城邦的决议，俄狄浦斯家族的幸存者安提戈涅明确表示要埋葬波吕涅克斯，悲剧最终也以城邦原统治家族成员与城邦的对抗告终。而最能展现僭主家族统治到政治共同体过渡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在这个系列中，埃斯库罗斯用剧作的方式对城邦这一关键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思想重现。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由《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三部悲剧作品构成，讲述的是阿伽门农一家的血亲仇杀故事。在《阿伽门农》剧中，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在十年之后得胜回家，但是因为在出征前他为了大军的顺利出发而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尼亚献祭，在其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在阿伽门农回来之后，蓄谋已久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与情夫埃奎斯托斯将其杀死在澡盆之中。《奠酒人》则讲述阿伽门农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儿子奥瑞斯特斯从流放中返家，与姐姐厄勒克特拉相认后，潜入王室为父亲报仇，杀死了母亲和埃奎斯托斯。最后一部《复仇女神》则描述了奥瑞斯特斯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那里得到净化，但仍然被复仇女神追赶，一直追到雅典，雅典娜设置了战神山法庭，并亲自主持了对奥瑞斯特斯的案件审理，最终判他无罪。雅典娜最后还成功劝服复仇女神为雅典祈福并接受雅典人的祭献，到此整个三联剧告终。
根据一个多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分析，悲剧最应该描述发生在家亲关系之中的仇杀，因为这类情节最能激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进而使观众情感得到净化。
根据这一讲法，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堪称标准悲剧。不仅于此，这三部曲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亲缘关系的自相残杀，特别是最后一部《复仇女神》，用新的城邦机制解决了无休止的复仇，引发了众多政治性议题的讨论，甚至关于埃斯库罗斯自己政治立场的争论。
[2]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将《奥瑞斯提亚》与雅典政治进程结合最紧密的讨论当属迈耶的研究，在其《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与政治的兴起》一文中，他综合考察当时雅典政治的语境，并将这三部曲视为古风政治思想的巅峰，并且是将政治化的进程彻底完成，自此以后城邦秩序自身开始从属于政治。
迈耶系统地总结了埃斯库罗斯在《复仇女神》中的政治理解，为了后续讨论的方便，将之引用如下：
1.通过新的法权（城邦）秩序克服无休止的复仇（或一般意义上险恶的政治冲突）。整个新秩序成了讨论的对象，放在全体公民中间进行讨论。于是：
2.产生了一种高度片面性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扩展到了整个政治秩序，因此：
3.原来那些核心问题从属于真理的标准，而现在则是要就这些问题进行决策讨论，这意味着：
4.位于家庭之上的新政治权威建立起来，统一的城邦胜过了各种特殊的强力。进一步说：
5.敌友关系从城内转到了城外。最后，
6.需要所有的强力在一统合性秩序中进行和解与和平的妥协。
迈耶的这几条总结基本梳理出三部曲的发展与最后新政治秩序的基本内涵，从复仇到政治的叙事也是对三部曲的主流解释。本研究这里无须重复这一叙事，而是希望强调迈耶提到的一条线索，那就是家庭中的战争和城邦内乱，以及这一议题最终的解决与疑难。仔细考察三部曲会发现，阿伽门农家族的纷争最终只是表面上得以解决，阿伽门农所在的阿格斯城的王朝政治并没有因为奥瑞斯特斯被判无罪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治只与雅典相关。另一方面，阿伽门农家族的内部战争确实推动了后来雅典政治秩序的创生。所以总体来说，家族内部斗争所引发的复仇与最终政治的出现有着远为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先考察家中之战。
《阿伽门农》这部剧最为直接的冲突就是在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与阿伽门农之间展开的，而这一冲突的缘由也非常清楚，这就是出征前阿伽门农的两难选择。因为阿伽门农得罪了狩猎女神，希腊联军的战舰被困在海湾里不得出航，导致他必须在联军与自己的女儿之间做出一个抉择，歌队重现了这一场景：
若要不服从，命运自然是苦；但是，若要杀了我女儿，我家里可爱的孩子，在祭坛旁边使父亲的手沾染杀献闺女流出来的血，那也是苦啊！哪一种办法没有痛苦呢？我又怎能辜负联军，抛弃舰队呢？这不行；因为急切地要求杀献，流闺女的血来平息风暴，也是合情合理的啊！但愿一切如意。（206-216）
阿伽门农无论如何选择都将给自己带来灾难，但他还是决定将女儿献祭，而这一选择在城邦的长老们看来是不虔敬、胆大妄为的，是为了一个女人（海伦）而进行的报复战争。这一选择为十年后复仇埋下了种子，当在为自己的杀夫行为辩护时，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阿伽门农杀死了自己怀孕所生的女儿，阿伽门农被杀死才得以偿还他所欠的血债。其次，克吕泰墨涅斯特之所以要自己动手让阿伽门农还债，是因为城邦并没有对阿伽门农当初的行为进行处理，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在弑夫后质问城邦长老：“你们当时难道不应该把他流放以惩罚这罪行？”（1419-1420）也就是说，面对城邦统治者的不洁罪行，城邦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任由其发生，这使得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只能自己采取行动。最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将罪行推向更为根本的原因，即不是她杀死了阿伽门农：“不要以为我是阿伽门农的妻子。是那个古老的凶恶的抱冤鬼，为了向阿特柔斯，那残忍的宴客者报仇，假装这死人的妻子，把他这个大人杀来祭献，叫他赔偿孩子们的性命。”（1498-1504）从这三个理由来看，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阿伽门农的冲突不仅是夫妻二人因女儿而起的矛盾，还涉及家族中的传统，以及城邦秩序与统治者关系的失度。这些冲突在先知般的卡珊德拉口中被称为纷争/内乱（stasis）：
ἀλλ᾽ ἄρκυς ἡ ξύνευνoς，ἡ ξυναιτία
φόνoυ.στάσις δ᾽ ἀκόρετoς γένει
κατoλoλυξάτω θύματoς λευσίμoυ.
与他同床的女人就是圈套，是谋杀的帮凶；让那不知足
的纷争（stasis）向这家族，为这个会引起石击刑的杀戮而高呼。（1116-1118）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卡珊德拉将夫妻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推至阿伽门农的父辈。根据故事传统，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情夫埃奎斯托斯是提厄斯忒斯之子，而提厄斯忒斯与阿伽门农父亲阿特柔斯是兄弟。提厄斯忒斯曾诱奸阿特柔斯的妻子阿厄洛珀，并与阿特柔斯争夺王位，后被阿特柔斯放逐。提厄斯忒斯离开城邦时带走了阿特柔斯的儿子普勒斯忒涅斯，并在将之抚养长大后派他杀害自己的父亲，却反被阿特柔斯杀死。后来阿特柔斯假意与自己的兄弟提厄斯忒斯和好，请他赴宴，宴席上却用他两个儿子的肉款待他。再之后就是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在此期间，埃奎斯托斯与其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通奸。在悲剧的最后，埃奎斯托斯选择性地重复了这一故事（1583-1611），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长大后，正义之神将我带回来，直到我捉住这家伙（阿伽门农），整个致命的计划是由我安排的。”（1607-1609）所以，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害阿伽门农是双重复仇的结果，一是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为女儿伊菲革涅亚报仇，一是其情夫埃奎斯托斯谋划整个事件来报复家族史上错综复杂的仇恨。也就是说，第一重复仇是表面的阿伽门农自己的家庭关系，第二重复仇则是更为深远的祖辈王族的关系。我们无法假设没有后一重关系，这场谋杀是否还会发生，但是这双重关系却将亲缘关系的仇杀议题转变为共同体的秩序议题。
根据埃奎斯托斯最后的这段表述，他并没有提及传统叙事中自己的父亲提厄斯忒斯诱奸自己兄弟夫人的事情，而是将焦点放在统治权的争夺上：“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亲弟兄，质问他统治的权力，他就把他赶出了家们，赶出了国境。”（1584-1586）阿特柔斯-提厄斯忒斯一家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因为同时还是城邦的统治家族，这就为家中关系增添了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在王朝结构中，统治者是唯一的，对权力最有可能的挑战就是统治者的兄弟，这也是家庭关系的自然结果。因为在一个家庭中，男性家长无疑是掌握稳定权力与权威的“统治者”，但是一旦家长缺位，最为平等的兄弟关系应该如何排名和安顿就成了难题。如果只涉及家产分割，还有城邦习俗法律处理，但如果还叠加了统治资格的排名，这兄弟关系就会恰恰因为家庭亲缘关系而成为仇敌。不仅仅是阿特柔斯和提厄斯忒斯是这样，悲剧作家们反复表达的类似主题还有《七将攻忒拜》，故事即俄狄甫斯将王位移交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轮流坐庄，但最后还是导致兄弟二人为了争夺统治权的自相残杀。所以，当城邦统治权加诸家庭亲缘关系之上时，往往会破坏家亲关系，并引发一系列后续复仇或冲突事件。
在《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将这一家庭叠加统治的王朝关系揭示地生动而深刻。首先在阿伽门农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对峙中，原来非常稳定的家庭关系就发生了颠倒。按理说，阿伽门农应是一家之主，管理自己的家庭，包括妻儿和财产等，但是当阿伽门农来到家门口时，却在与妻子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为阿伽门农安排了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先是在众人面前表白对丈夫的思念与称赞，并在地上铺了花毡等待阿伽门农下车。但是这些安排却引起了阿伽门农的不满，这也导致十年未见的夫妻重逢后的对话以不满开始：
阿伽门农：勒达的后裔，我家的保护人，你的话正和我们别离的时间相当；因为你把它拖得很长了。但是适当的称赞——那颂词应当由别人嘴里念出来。此外，不要把我当一个女人来娇养，不要把我当一个东方的君王，趴在地下张着嘴向我欢呼，不要在路上铺上绒毡，引起嫉妒心。（914-923）
阿伽门农看到夫人后非但没有表达思念之情，反而立马表达了几重不满，表示自己不愿意听到她冗长的、并且不该由她发出的赞美；更严重的是不该把他当作东方的君王对待；她的行为还可能让自己招致神的嫉妒。这场遭遇战同样也有类似的双重意涵，一是很明显的家庭中的权威争夺，一是与城邦统治相关。阿伽门农不想自己如东方的君王一样行事，因为他担心“民众那强有力的议论”。阿伽门农的这一立场在他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见面之前就已经有所表明，在刚回到城邦出现在舞台上时，他便回复歌队队长提醒他注意伪善之人，说：“有关城邦和神的事，我们要召集大会，在大家面前一起讨论。”（843-846）这句话表明阿伽门农并不想做一个专断的君主，而是将城邦的事务开放给大家一起讨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其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后者则秉持另一种城邦秩序观念，即认为君王就应让人嫉妒和羡慕。面对妻子的不同观点，阿伽门农说了一句：“女人不应想争斗。”这既是在告诫妻子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思，也是在告诉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不要掺和城邦统治类型的争论，因为这两点在阿伽门农看来都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不仅如此，使用“争斗”一词也将夫妻二人的对话变成了带有军事性的对抗。但是克吕泰墨涅斯特拉非但没有顺从，反而进一步让阿伽门农退让：“幸运的人被击败也是合宜的。”阿伽门农则更进一步将与妻子的争吵理解为战争，质问妻子真的要取得“胜利”吗？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果断地回复道：“如果你愿意把胜利让给我，那你肯定也是赢了。”最后阿伽门农终于屈服妥协，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实际上取得了和阿伽门农斗争的“胜利”。虽然克吕泰涅斯特拉表面上给了阿伽门农面子，但是实际上却赢得了家庭中的战争。
家内战争的结局自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阿伽门农为何会屈服呢？有学者从阿伽门农的性格方面入手，认为他是一位厌倦了争论的绅士，暂时服从妻子的意愿。
这种解释也受到批评，晚近一些学者认为并不能从悲剧的字里行间还原人物角色的潜意识活动，而开始从文本内外寻找理由。
其实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虽然阿伽门农依循了妻子的安排，败给了妻子，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像东方君主一样走在了紫色花毡之上。所以这一问题就转变为：阿伽门农是否像他之前声称的那样，是一个可以将城邦事务交付给公民们讨论的统治者呢？在剧中其他地方，埃斯库罗斯给出的一些线索表明这答案要复杂得多。在第一合唱歌中，由城邦长者组成的歌队对阿伽门农提出了异议。远征特洛伊虽然是由于帕里斯拐走了海伦，但是这本是阿伽门农的家事，但就因为他身居王族，所以远征军是由城邦中普通的成员构成。换言之，城邦共同体的成员因为统治者家里的事情而被卷入了一场生死未卜的战争之中，而这恰恰导致了城邦的不满：
一般地说，在每一个家里都可以看出为那些一起从希腊动身的兵士而感到的难以忍受的悲哀，是呀，多少事刺得人心痛呀！
送出去的是亲爱的人，回到每一个家里的是一罐骨灰，不是活人。
……
他们哀悼死者，赞美这人善于打仗，那人在血战中光荣地倒下，为了别人的妻子的缘故；有人这样低声抱怨，对阿特留斯两个儿子发出的悲愤正在暗地里蔓延。有的兵士在那城墙下，占据了伊利翁土地上的坟墓，他们的形象依然美丽；他们虽是征服者，却埋在敌国的泥土里。
公民的忿怒的话是危险的，公众的诅咒现在发生了效力……一个人名声太响了，也是危险；因为电光会从宙斯眼里发射出来。
我宁可选择那不至于引起嫉妒的幸福：我不愿毁灭别人的城邦，也不愿被人俘虏，眼看我过奴隶生活。（429-474）
在统治者家族之外的共同体成员看来，这场战争是为了阿伽门农兄弟的荣誉而起的，战士的性命实际上被统治者绑架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城邦的安危而战，而是为了其他人的妻子献出了自己的性命。城邦长老的这段表白将王族统治者的家庭事务与其所统治的城邦成员进行了区分，并且明确表示出公民们对阿特留斯兄弟有明显的愤恨不满情绪。第一合唱歌中的这些话语实际上提出了王族统治与城邦共同体的紧张关系，虽然后来阿伽门农向歌队队长表示要广泛听取公民们的意见，但他之所以能够接受东方君王的做派，恰恰是因为他的王族统治有着和东方君王类似的地方，他之所以推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惹神嫉妒而遭受神罚的恐惧（946-947），而非他完全不想享受紫色花毡。
如果说阿伽门农关于城邦统治的想法是在东方君主与城邦共同咨议之间的话，那么共同策划杀害阿伽门农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埃奎斯托斯的立场则要更为激进。杀死阿伽门农对于他们二人来说，首先是完成了家庭关系中的双重复仇，同时也实现了对城邦统治权的篡夺。不仅如此，他们在城邦中要建立僭主制度。在面对歌队的指控时，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明确表示：“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有用武力制服我的人才能统治我。”（1421-1424）埃奎斯托斯也以同样的观点回应歌队队长：“我打算用这家伙（阿伽门农）的资财统治人民；谁不服从，我就给他驾上很重的轭，那与黑暗同住的可恨的饥饿将使他驯服。”（1638-1642）埃奎斯托斯的这一立场恰恰是当时阿特柔斯对待他父亲时的立场，任何质疑统治者权力的都被当权者流放和折磨。从二人的回应可以看出，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奎斯托斯的统治是建立在强力基础之上的，并且他们认为城邦统治基础就是强力，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一方就会是统治者。所以总起来看，《阿伽门农》这部剧冲突的根源就在于城邦统治家族历代围绕统治权争夺而生发的世仇，再加之以阿伽门农献祭女儿导致的与妻子的仇恨，这些冲突都是家庭亲缘关系附加城邦统治权力而导致家中的战争。从几个关键角色的立场来看，城邦统治基本上是以财富和力量为基础的，只有阿伽门农表面上将城邦其他成员也纳入公共事务的讨论之中，但在城邦看来，即便是阿伽门农也只是为了自己家族荣誉而将整个城邦甚至希腊世界拖入了一场浩劫。
在结束对《阿伽门农》的讨论之前，还必须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部剧中几个重要角色都声称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为什么正义的行动会引发一系列仇杀呢？这部剧中所体现的正义观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家中之战的困境呢？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中的正义观念是学者们非常热衷讨论的议题，一般认为正义观念从《阿伽门农》到《复仇女神》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即从作为复仇的正义演进到政治司法规定的正义
，而三部曲的第一部《阿伽门农》则充分展示了复仇正义观的基本形式和内在困难。正如基托（H.D.F.Kitto）正确指出的那样，阿特柔斯两个儿子讨伐特洛伊本身就是复仇行为，正是因为帕里斯冒犯墨涅拉奥斯在先。在歌队的第一合唱歌中，帕里斯被认为是踢翻了正义之神的祭台（384），所以宾客之神宙斯才会派阿伽门农与墨涅拉奥斯兄弟二人去惩罚帕里斯。
这一点在后面也得到了传令官和阿伽门农的确认。传令官在报告大军回城时提到，阿伽门农王“已经借报复神宙斯的鹤嘴锄把特洛伊挖倒了”（525）；阿伽门农在出场时也重复了诸神帮助他惩罚特洛伊（813-817）。所以阿波罗或是潘神或是宙斯派复仇神来惩罚帕里斯罪行就是在讨伐违背正义的人，唯一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超出双方家庭成员的损失与伤害，即前文中讨论过的城邦其他公民成员因帕里斯这一行为而被卷入战争，最终要么死在敌人的城墙下，要么被敌人攻陷城池而被杀害或被俘。但总体而言，阿特柔斯之子与帕里斯的复仇正义属于两个家族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所以基本能够履行和实现，并不会引致这一正义观的坍塌，真正对复仇正义观的威胁出自家庭与城邦内部，特别是始于阿伽门农献祭女儿伊菲革尼亚。
阿伽门农因为得罪了狩猎神阿忒弥斯，引发了复仇正义观内在的困境，并成为双重复仇关系的枢纽。
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复仇的主体是谁？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死阿伽门农后，曾抱怨城邦长老，指责他们现在要判处自己流放，而当初却没有流放阿伽门农。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似乎是在暗示，对于城邦的统治者来说，城邦并没有正当处置其错误的机制，换言之，对于阿伽门农来说，并不存在城邦意义的正义或不义，他超脱出这一体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对其施行报复的只有其家庭中的成员，也就是他的妻子、伊菲革尼亚的母亲。这一逻辑同样也适用于阿伽门农祖辈的冲突和复仇，其父亲阿特柔斯将亲兄弟提厄斯忒斯流放，杀害其儿子，城邦对这一系列事件无力解决，导致只有在王的家族内部以个体复仇的方式维系正义。所以，全剧最终的结果就是，阿伽门农为了履行复仇正义的原则而将自己的女儿献祭，而其命运借用戈德希尔的话说，“阿伽门农迎来了自己所秉持原则的后果，走向了自己悲剧的死亡终点”
。
对阿伽门农来说，复仇正义在他身上实现了最大的反讽和自我毁灭，那么在剧中是否有新的出路呢？答案是否定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埃奎斯托斯的行为和阿伽门农以及之前的阿特柔斯一样，城邦对他们的强力束手无策，而歌队长也就是城邦长老最终诉诸的竟也是同样的复仇原则。在整部剧临近结束的时候，歌队队长呼唤阿伽门农的儿子：“啊，奥瑞斯忒斯是不是还看得见阳光，能趁顺利的机会回来，全力杀死这两个人？”（1646-1648）也就是说，城邦自身并没有能力约束和惩罚篡夺权力的二人，复仇正义观最终还是要依赖这一逻辑来实现正义，但是正义的要求却会进一步导向复仇，三部曲的第二部《奠酒人》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在《奠酒人》中，歌队教阿伽门农女儿厄勒克特拉祈祷“求天神或凡人对那杀人的罪犯血债血还”（117-121）。在著名的哀歌序曲中
，歌队进一步将复仇与正义关联在一起：
强大的命运女神啊，请你们遵照宙斯的意旨，让事情按照正义追逐的方向进行！“以恶言报恶言”，那要求赔偿的正义女神这样大声嚷道，“以凶杀报凶杀”。“血债血还”，古谚是这样说的。（306-314）
正义在这里被直接等同为同态复仇，这一观念也最终被奥瑞斯特斯接受。在哀歌临近结尾的地方，奥瑞斯特斯自己说出了：“以暴力对暴力，以正义对正义。”（461）
歌队在奥瑞斯特斯动手前重申了复仇行为是正义之神的命令（639-651）。而在杀死了埃奎斯托斯与自己的母亲之后，奥瑞斯特斯陈诉说：“我杀母亲并非不正义（oὐκ ἄνευ δίκης）”（1027），他在这里用了双重否定的讲法，实际上是从正义的角度为自己辩护，即因为母亲杀了父亲，手上有污染从而为诸神所憎恨。奥瑞斯特斯最初表示自己被复仇神所驱使（283），但是这一逻辑在与母亲的对峙中遭遇悖论（922-925）：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儿啊，你好像定要杀你的母亲。
奥瑞斯特斯：是你自己杀自己，不是我杀你。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你要当心，谨防那些替母亲报仇的忿怒的猎狗。
奥瑞斯特斯：如果我就此住手，我怎能躲避那些替父亲报仇的猎狗？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在警告奥瑞斯特斯，他受复仇神的驱使来杀自己的母亲，最终复仇神会用同样的逻辑来追杀他。奥瑞斯特斯处于悲剧必然链条的夹缝之中，实际上只是正义女神的工具。用萨默斯坦的话说，“如果正义神只能通过暴力的复仇来行动的话，那么正义或惩罚的每一次行动都同时是在犯罪，进而又需要对该罪行的惩罚”
。在这个意义上，《阿伽门农》剧中歌队在阿伽门农被刺前的一段话昭示了暴力复仇正义观的普适性和无解：
众神让我们的国王贡献了普里阿摩斯的都城，它并且蒙上天照看，回到家来；但是，如果他现在应当偿还他对那些先前被杀的人所欠的血债，把自己的生命给予那些死者，而这又会引发更多的死亡。听到这些故事的凡人，有哪一个会夸口说自己生来是能免于厄运的呢？（1331-1342）
所以，《阿伽门农》与《奠酒人》中各位角色及歌队所秉持的正义观是暴力复仇，这一正义观并不能克服王族家中的冲突，反而会将这一冲突无限延续下去。总结来看，当把视野投向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时，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冲突起源是阿格斯城邦的统治者家族内部的战争，这一家中之战卡珊德拉称为是内乱（stasis）。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认这一家族中以及围绕城邦统治权的争斗并非偶然，而是一般情况下君主统治自身的结构性困境。在家亲关系与统治权力的叠加后，这一困境也就不可避免也无法解决。在阿特柔斯兄弟为统治权起纷争之后，城邦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对此并没有一个家亲关系之外的裁判机制，而家庭中兄弟关系也并不像父子关系那样有明确的统治秩序依循。阿特柔斯使用暴力驱逐了自己的家亲兄弟，其后代阿伽门农本质上也是超越于城邦裁判体系之外的，而一旦他的行为触碰到神圣或家亲的边界，自己便进入血亲仇杀的链条，在没有城邦公共权威介入裁判的情况下，结果必然是家亲关系的崩塌及与之相伴的城邦权力纷争。面对统治家族内部无解的复仇正义链条，埃斯库罗斯并没有停留在此，而是在最后一部《复仇女神》中给出艰难的回答，恰恰是这一解答宣告了政治思想的创生。
《复仇女神》作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将之前的复仇链条进一步激化和延伸，并经过雅典娜设置的战神山法庭将案件议决。在悲剧的结尾处，雅典娜成功将复仇女神说服并安顿在雅典，至此阿伽门农家族无休止的仇杀得以最终平息。正如上一小节中对迈耶研究的介绍，《复仇女神》被学者们广泛认为是创生了一种家族之上的新城邦秩序逻辑，这就是政治。但是如果仔细研读这个文本，就会发现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思考的诞生是非常艰难的，与政治创生相伴共存的是其对立面，即分歧与内乱。
奥瑞斯特斯在为父亲报仇之后，便到指示他复仇的阿波罗神所那里接受净化，但是这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虽然已经没有任何凡人能延续复仇，但报复的链条并没有中断，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鬼魂要求复仇女神追杀弑母的奥瑞斯特斯（94-139）。这也延续了之前《奠酒人》中所揭示的复仇逻辑，那就是奥瑞斯特斯一旦进入复仇链条，便必然会遭受复仇逻辑的毁灭性后果。这一逻辑悖论是否能够解决呢？在《复仇女神》中，埃斯库罗斯进行了几重尝试。
第一重尝试就是辨析家亲复仇关系中，有没有一种关系更为重要，可以压倒别的亲缘关系，从而通过为家亲复仇排序来终结无休止的仇杀？这个问题首先通过阿波罗和复仇女神的对峙表达了出来：
歌队队长：我们要把杀母的人赶出家门。
阿波罗：但是对于那杀夫的妇人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歌队队长：那不是流杀人者同血缘的血。
阿波罗：你这样辩解，对于宙斯和司婚姻之神赫拉的盟誓很不尊重，很是藐视；你的话使库普里斯蒙受耻辱，人间最大的快乐是从她那里得来的。那命中注定的、男女的婚姻重于盟誓，受到正义的保护。如果其中一个杀死另一个，你却很宽容，而不动怒加以惩罚，那么，我要说，你追逐奥瑞斯特斯就未免不公正，在我看来，你对这件事很是关心，过于热烈，对那件事却显得不动声色。（213-223）
复仇女神的首要职能是追逐那些弑亲的人，“若有凡人胆敢谋杀亲人，我们就尾追他，直到他进入地下。即便他死了，也不能完全自由。”（336-340）她们也知道，自己所守护的家庭秩序的结果是将家庭摧毁：“每逢家庭间的斗争害死一个亲人，我们就颠覆那个家。不管这人多么强壮，我们都要用新鲜的流血把他弄得软弱无力。”（367-369）如果说复仇女神真是在守护家庭秩序的话，那她们也是通过让人们看到家庭以及依附其中的亲缘关系的坍塌来产生恐惧，从而不再敢启动家中的战争。但是对于发生内部战争的家庭来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的毁灭。但需要注意的是，复仇女神的这一职能在与阿波罗以及雅典娜的对峙中，又出现了新的元素，即家庭中既有血亲关系又有婚约关系，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中，是否能分出高低上下呢？
复仇女神明显站在血亲复仇上面，即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奥瑞斯特斯是母子血亲关系，而她与阿伽门农却无血缘关系。对于复仇女神的立场，奥瑞斯特斯首先提出反对：“我和我母亲有同一血缘吗？”（606）复仇神非常惊异地反问他：“你竟然不承认你母亲和你有最亲近的血缘？”（608）奥瑞斯特斯为什么会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呢？悲剧后来没有沿着这一思路推进，但从三部曲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在《奠酒人》中，奥瑞斯特斯和厄勒克特拉已经单方面断绝了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母子关系。厄勒克特拉将自己视为奴隶（135）而非王族的公主，在她眼中唯一的亲人就是奥瑞斯特斯：“我父亲家中最亲爱的人……亲爱的人，你和我有四重关系：我必须称呼你为父亲；我对母亲的爱也给了你，因为她遭我记恨；还有妹妹对那个被残忍献杀的姐姐的爱也归你；你还是我忠实的弟弟，只有你给予我尊重。”（235-243）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厄勒克特拉已经将奥瑞斯特斯视为家父，以及家亲关系中唯一的亲人，母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不是亲人而是敌人，并且被排除出阿伽门农的家亲关系。同样，奥瑞斯特斯也拒绝认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为母亲：“你生了我，却弃我于不幸。”（913）“我身为自由的父亲所生，却很不体面地被人出卖。”（915）对他来说，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是杀害父亲的凶手、僭主和篡夺家庭的人（973），原有的血缘关系已经被母亲后天对家庭与城邦权力的褫夺行动所否弃了，但这是否能彻底摆脱血亲生育的事实仍悬而未决。
奥瑞斯特斯的这一家亲观在《复仇女神》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阐发，而护佑他的阿波罗则明确站在赫拉所守护的婚姻立场上，认为夫妻关系受到正义的保护，并且一个父亲被杀死与儿子杀死母亲相比起来要更为严重。阿波罗就此给出的理由是：
一个被称为孩儿的人的母亲，并不是这人的生殖者，而是新播种的胚胎的养育者。生子的是授胎者，她只是作为那客人的客人保存的这苗裔，只要天神不伤害。这论点我可以向你证明：即使没有母亲，父亲还是能成为父亲。这旁边就一个见证——奥林匹斯的宙斯的女儿，她不是在子宫的暗室里养大的，这样的苗裔不是一位女神所能生产的。（658-666）
因为雅典娜是从宙斯脑子中生出来的，这恰好成了阿波罗强调父亲这一位置重要性的例证。阿波罗这一主张在古希腊思想传统中也能找到支撑，如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的生殖》中概述前人观点时提到，阿那克萨戈拉和其他一些自然学家认为，种胚来自雄性，而雌性只是提供播种之地。
但是阿波罗对父亲位置和角色的强调也遭受到复仇女神的挑战，那就是阿波罗和雅典娜所拥护的父神宙斯其实并没有善待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反而是将其捆绑起来。对此质疑，阿波罗并也没有正面回应。
总起来看，在家亲关系中，无论是对血缘关系的强调还是对婚姻关系的重视，抑或对父亲作用的争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压倒性的结论。无论是复仇女神还是阿波罗，都无法提供一种无可指摘的立场来支撑自己的行动选择。这一难题最后交给了雅典城的保护神雅典娜手里，她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将案件交于陪审员，让他们发誓公正地判决这件杀人案”（483-484）。在讨论陪审员投票之前，有必要先来看一下雅典娜设置的这一法庭的性质，考虑到晚近学者们关于战神山法庭以及由此推论的埃斯库罗斯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争论甚多，在这里更有必要仔细考察作者的细致表达。
雅典娜面向全体阿提卡的居民宣布设置战神山法庭：
这地点日后将永远成为埃勾斯的人们断案的议事会。这阿瑞斯山……在这里，邦民心中的虔敬和天生的畏惧之心会在白天、夜晚同样制止他们犯罪，只要公民们不改变法律；要是用泥浆使清水变色，你就得不到一口来喝。不要不受管束，也不要受专制统治。这就是我劝市民维护和尊重的法则；也不要把恐惧完全扔到城外去。哪一个凡人会遵守正义，要是他没有畏惧之心？你们遵守正义，有所敬畏，你们的土地和城邦就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不是西徐亚或帕罗普斯的领土上任何一个个人所能有的。（690-703）
雅典娜创设的是战神山法庭。有意思的是，就在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上演几年前的前462年，厄菲阿尔特斯大大削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根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讲法，厄菲阿尔特斯“首先就战神山议事会成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通过法律程序将其中很多人赶走；然后在客农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剥夺了议事会全部附加权力，而正是这些权力使其成为政体的监护者。此外，他又将这些权力交给五百人会议，另外一些交给人民和陪审法庭”
。将悲剧放在这个语境之中，学者们对埃斯库罗斯自己的政治立场展开了不同的阐释。特别是雅典娜的这段话提到法律不能轻易改变，引发了许多争论，像多兹就认为埃斯库罗斯这是在借雅典娜之口表达自己的保守性立场
；类似的观点也见于科纳彻，后者明确提出，埃斯库罗斯“对旧的战神山法庭怀有一定程度的热爱”，总体上他“至多只是一个保守的民主派”
；迈耶则认为这恰好反映了雅典贵族的失势以及后续的调整。
但是从埃斯库罗斯的文本来看，其实他的表达是非常含混的，正如萨默斯坦敏锐指出的那样，当雅典娜说“邦民心中的虔敬和天生的畏惧之心会在白天、夜晚同样制止他们犯罪”时，从原文的语法结构来看，无法断定其意义是要表达邦民害怕战神山法庭成员，还是战神山法庭成员害怕邦民集体；同时也无法判定“他们犯罪”中的“他们”究竟是指邦民还是法庭成员。所以，萨摩斯坦认为，“前458年春天的埃斯库罗斯并不想明确地展示自己关于邦内极具争议性议题的立场”
。考虑到三部曲自身内部的情节脉络，萨摩斯坦的观点应该是更为可取的，虽然埃斯库罗斯和观众都知道城邦刚刚以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回到悲剧自身的逻辑中来审视的话，正如迈耶总结的那样，雅典娜这里的创举是给出一个超越家族的裁判机制，这才使得阿伽门农一家的仇杀有可能终结。
回到雅典娜的这段话，可以看到雅典与阿格斯城邦最大的不同，在阿格斯的正义裁断没有超出统治者及其家族范畴，而雅典开始设立城邦议事会来裁决案件。不仅如此，雅典娜还为议事会设置了目标，那就是在无统治状态与专制/主奴统治之间（696），而这恰恰也是复仇女神先前在第二合唱歌中讲出的城邦秩序目标（526-528）。巧合的是，雅典娜和复仇女神也都强调了城邦和公民应该遵守正义，有所畏惧，复仇女神甚至还歌颂城邦应守中道以及尊重正义的祭坛（529-539）。这说明雅典娜和复仇女神关于城邦秩序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确有差异。下面的问题就是，《复仇女神》这部剧在多大意义上创制了政治，以及政治这一处理案件的新方式在什么意义是能够成立的？
雅典娜设置战神山议事会来裁判奥瑞斯特斯的案件，实际上是将阿格斯城邦中王族事务交给雅典陪审员来决定。这一做法现实上给雅典带来很大的风险，因为雅典自身并没有面对不同家亲关系的决断，但是却要因为奥瑞斯特斯而不得不表达立场，此外还有复仇女神对雅典的威胁与诅咒。与此同时，公民投票也可以视作阿波罗与复仇女神争执的延伸过程，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两个不同立场的分歧，而是通过投票的方式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埃斯库罗斯对于最终投票结果的设定是很复杂的，雅典娜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由于她自己完全是父亲宙斯的孩子而没有母亲，所以她不会重视一个杀死丈夫和家庭守护者的妇人的死，她的票先投给了奥瑞斯特斯。并且她还预判即便最后票数相同，她这一票也会使得奥瑞斯特斯最终获胜。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投票结果的确是相等的，也就是说，雅典人自己在面对王族家亲关系的疑难时，并没有压倒性的结果，有一半人选择支持母子血亲关系，有一半人选择支持父亲以及夫妻关系。正如之前阿波罗与复仇女神就这两层关系进行争执时所展示的那样，并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说服另一方，夫妻和血亲都是家亲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可以设想，如果雅典自己遭遇了阿伽门农一家的事情，也是同样无解的，投票的方式并没有解决实质的纷争。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投票的机制，进一步将城邦内部的价值分歧明确化和激化，使得城邦在这一问题上分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群体。相信当时坐在剧场中的雅典观众也会在心中默默支持某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雅典娜设置的法庭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将城邦整体进一步分裂。当雅典娜说奥瑞斯特斯会赢的时候，她使用的词是军事术语的胜利（nike），也就是通过多数投票所赢得的优胜。洛候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投票就预设了分歧（diaphora），除了将公民群体分成两个对立的部分外，投票还引入了力量（kratos），即两种观点中必有一方压倒另一方。“虽然用审判取代直接的争论意味着司法的竞争不是内乱，但它却含有很强的冲突因素。”
所以，对于很多学者通常持有的观点，即《复仇女神》中给出的政治性解决方式顺利取代之前的复仇模式，需要更为谨慎地对待。总体来说，政治解决方式是把双刃剑，一来在家族之外创设了城邦解决争端的方式，使得问题有可能被解决；但另外一面则是通过将城邦以及更广范围的公民群体引入争端，这就有可能把家族的矛盾输出为城邦内部的根本性分歧，进而导致城邦内乱。
如果说战神山议事会并没有有效裁决这一案件，甚至还可能带来了相反的危害作用，那么案件的最终裁决还是要交给雅典娜与复仇女神。正是雅典娜自己的一票使得奥瑞斯特斯获胜，但这一做法明显没有说服复仇女神。她们作为古老的神系开始谴责宙斯及其子女一代的新神系，并诅咒雅典所在的土地（778-792），这使得悲剧收尾处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撰述雅典娜对复仇女神的劝说。在复仇女神看来，她们所强调的血亲关系是对家庭秩序的捍卫，如果杀母无须被惩罚的话，“新法律将会使天翻地覆，这个行为会让所有的人对罪恶采取宽容的态度，日后会有许多真正是孩子们造成的创伤留待父母忍受”（489-498）。就这一根本挑战，雅典娜在最后的劝说中首先强调，复仇女神并没有失败，因为判决票数相等。雅典娜这一讲法实际上承认了复仇女神秉持价值的有效性。不仅如此，雅典娜还更进一步许诺让复仇女神掌管家庭，允诺她们将享受雅典人在生育儿女和婚礼时为她们献上的祭品（834-835），并且如果复仇女神不愿意，任何一个家都不能兴旺（895）。这样一来，夫妻与血亲关系没有决出最终的胜负，而是共同被整合进良好的家庭秩序中，复仇女神仍然守护着家庭秩序不被颠覆，只不过现在是为雅典城内的家庭赐福，其惩罚的职能仍保留着，也就是通过她们的意愿来捍卫家亲关系。
沿着这一思路，会发现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最后的安顿其实是有限度的。如果复仇女神和雅典娜（及阿波罗）的立场都有道理，奥瑞斯特斯只是在雅典娜个人意愿之下被赦免，我们并不知道回到阿格斯城邦的奥瑞斯特斯会怎样执政，以及他之后的王朝统治会不会重新掉入无休止复仇的链条。奥瑞斯特斯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个诱因，使得雅典发展出超越于家族的城邦处理机制，但是到了城邦层面，核心问题就从家中之战过渡为城邦的分裂与内乱。所以，在雅典娜和复仇女神最后交互的过程中，双方谈判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让复仇女神不要鼓动雅典公民的内乱，而这恰恰是裁决案件的政治方案最后存在的难题。
雅典娜对复仇女神说：
你不要把这种刺激人杀人流血的怒火散布到我的领土上，这会败坏年轻人的心灵，使他们喝了忿怒之酒而发狂；也不要把公鸡的心取来移植到我的邦民的胸中，使他们同类相残，困于私斗。让他们对外打仗（polemos）去吧，机会不难找，只要他们有强烈的追求名声的欲望。鸡在家里打架是不足道的。（858-866）
经过几轮游说后，复仇女神接受了雅典娜的邀请，住在雅典并祝福这个城邦：
但愿那作恶的内乱（stasis）不要在城里闹哄哄。尘土不得吸吮公民（polites/politai）的深红的血，由于忿怒而急于为公民的毁灭进行残杀的报复。愿人们在互相友爱（koinophiles）的心情下以喜悦报喜悦，同仇敌忾，这样，人间的许多事才能挽救。（976-987）
这两段讨论城邦内乱与对外战争的话可以被视为是古希腊政治思考主线的发端，从《复仇女神》最后的这段话到一个世纪之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典希腊政治思想一直聚焦于城邦内部的互相友爱、内乱与对外战争等核心议题。回到文本中来，埃斯库罗斯明确区分了对外战争（polemos）与城邦内乱（stasis），前者在价值上是积极的，因为对外战争能够为人赢得声望；但是内乱明显是负面的和需要避免的，并被称为“糟糕的胜利”（903）。战争与内乱这一区分的基础是将城邦确立为价值评判的新着眼点，在城邦层面只可能有外部的敌人，内部绝不能走到自相残杀的地步。城邦的性质也因此区分而得以确认，即城邦是一个邦民或公民共同体，而不是潜在的敌对部分构成的共同体，城邦内部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敌人。
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城邦内部邦民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转换立场的复仇女神提出是相互/共同友爱，即以城邦为边界，对外判定共同的敌人，对内建立起共同体成员相互间的友爱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埃斯库罗斯并没有在分裂的内乱城邦与友爱的共同体之间设置第三个状态。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从截至目前的讨论来看，雅典娜和复仇女神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希望和祝福，不想让城邦内部出现纷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投票平局所提出的挑战。换言之，如果城邦一半的成员支持捍卫夫妻关系和父亲地位，另一半的成员支持捍卫母子血缘关系，该如何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呢？很明显，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城邦中，但是在家亲友爱的裁判上却没有形成一致的友爱关系，除了倡议和祝愿，政治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呢？对此问题，我认为埃斯库罗斯通过雅典娜的一段唱词给出了他的回答，那就是劝服：
我很高兴在我受到她们的忿怒的拒绝的时候，劝说之神的眼睛照看着我的舌头和嘴唇。好在广场神宙斯（Zeus agoraios）终于赢了；我为善好而进行的斗争也获得了永久的胜利。（970-975）
在三部曲最后的地方，宙斯从《阿伽门农》中的报复神演变为广场神。雅典娜认为她对复仇女神的劝说代表了宙斯的胜利，也就是说广场上的竞争原则开始取代复仇发挥效力。在广场上持不同立场的人不再进行突破亲缘关系的仇杀，而是舌头和嘴唇表达的话语的竞争。说服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通过话语的竞争进行道理的澄清与妥协，从而最终实现生活在一起的总体目标。将政治的处理方式落在根本性分歧之上的劝说上，雅典娜和复仇女神最后长达200余行的沟通其实就是广场话语辩论的最佳呈现。而既然起初非常暴戾的复仇女神都能被说服留在雅典，接受祭拜并护佑雅典，那么对于同属一个城邦的成员来说，自然也是可以妥协与和解的。
分析至此，可以对上一部分中迈耶的结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综合以上对奥瑞斯提亚三部曲的讨论，可以看出三部曲并非简单地从家亲复仇走向政治解决，“阿伽门农——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埃奎斯托斯——奥瑞斯特斯”的复仇链条虽然最终在雅典得以终结，但是奥瑞斯特斯被赦免并没有改变阿格斯城邦的统治秩序。雅典娜通过建立战神山议事会来裁决奥瑞斯特斯的案件，实质上是冒险强迫更大范围的雅典城邦公民共同来面对这难以完满解决的案件，进而将原来家族冲突升级为城邦内部分歧。正如阿伽门农最初必须在两件错事之间选择一样，复仇女神和阿波罗的立场各有道理，投票会产生一个结果，但是并不代表能够彻底解决投票自身就预设的分歧。在政治这一新的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方式中，埃斯库罗斯强调要将城邦内部和平作为所有讨论的基础。只有坚持这一点，才有可能要求内部不同立场的成员相互妥协，同时话语的说服才可能成为以广场为核心的政治沟通和决议手段。如果上述分析成立的话，《复仇女神》所建立的政治方式就要比通常设想的困难得多，甚至可以说揭示了政治创生时与之相伴的最大威胁，即城邦内乱。
如果把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前后的雅典历史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三部曲实际上用悲剧的方式讨论了政治共同体在雅典艰难的创生过程。面对庇西特拉图家族统治之后贵族间的权力争斗，雅典最终找到了一种将城邦的公民或邦民吸纳进来的争端解决机制，雅典从而也转化为政治共同体。但是政治本身并不是秩序的同义词，恰恰相反，与政治相伴生的就是内乱，所以城邦必须探索和寻找能解决更大范围邦民冲突的方式。除了广场上的理性说服之外，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最后被雅典娜成功说服转换立场的复仇女神对雅典表达了祝福，提出希望公民们能够相互友爱，但悲剧中并没有对友爱的基础和性质给出更进一步的说明。政治共同体建立以后，埃斯库罗斯高度仰仗的克服内乱的友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原有的家亲友爱是否能够被顺利地整合进政治共同体这一新的秩序之中呢？要完全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埃斯库罗斯年轻的竞争者索福克勒斯勇敢地拾起了这个命题，在《安提戈涅》中将这一问题的疑难充分展示了出来。
[1] Arthur Pickard-Cambridge, The Dramatic Festivals of Athens，2 nd edition, revised by John Gould and D.M.Lew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57-74.其他强调酒神要素的研究可参见P.E.Easterling，“A show for Dionysus”，in Easterling 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6-53。
[2] 如罗兹倾向于认为埃斯库罗斯是持偏保守的政治立场，见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p.312。多佛则认为埃斯库罗斯秉持民主派立场，见K.J.Dover，“The Political Aspect of the Eumenid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77，1957，pp.230-237。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弱化其政治立场的判断，而集中于悲剧本身所开启的政治议题的讨论空间，或者说埃斯库罗斯故意采用了模糊性的表达来呈现这些问题，如C.W.MacLeod，“Politics and the Oresteia”，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102，1982，pp.124-144；E.R.Dodds，“Morals and Politics in the Oresteia”，in The Ancient Concept of Progress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iterature and Belie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45-63；Alan H.Sommerstein, Aeschylean Tragedy，2 nd edition, London：Bloomsbury，2010，pp.193-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