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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展出了政治，希腊人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针眼儿，必须通过它才能到达现代的欧洲。
——迈耶（Christian Meier）
翻开政治学者或者古代史学者关于古希腊政治理论的研究著作，会发现大多数学者都会秉持一个主张，那就是古希腊人发明或发现了“政治”。
这一初看起来颇为强势的论断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疑问，其中有三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首先，政治作为处理人类共同体事务的秩序安排，何以可能将其创生的功劳单独归于古希腊人呢？再者，现代人对政治的核心理解是与现代国家及其制度性安排紧密相关的，那么依托于城邦共同体的古希腊政治理解是否能够延续到现代政治中呢？最后，如果假定古希腊城邦政治仍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以何种方式回到古希腊才是合宜的路径呢？
对第一个疑问的直接回答并不复杂。借用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对le politique/the political和la politique/politics的区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认为：“希腊人并没有发明前者（the political），即在任何社会中都明确存在的权力维度。他们（希腊人）发明了，或更准确的表达是创造了政治（politics），这与前者是完全不同的。”
之所以二者并不一样，是因为希腊人为权力安排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秩序构建方式。这被后人称为“政治”，而所有的“希腊发明/发现政治说”都在这一点上做起了文章。比如政治学者米诺格（Kenneth Minogue）在其关于政治学的一部导论中开门见山地讨论“为什么专制者不属于政治”
，亦即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力组织方式都是“政治”组织方式，来源于古希腊主奴统治意涵的专制者（despots）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被排除出政治的范畴。而“政治”则是古希腊人对自己构建共同体秩序的独特理解，它不仅指城邦-共和的形式，而且该词在较强的意义上意味着：“经过投票人或者说在投票人面前经过实质性的讨论后，对关涉公共的事务做出集体决议。这些投票人是平等的，所讨论的问题既有原则性问题，也有纯粹技术性和操作性的。”
在对希腊人以政治的方式组织共同体秩序的描述背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何以希腊人能够发展出“政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要交付给历史学家了。希腊政治的出现和演变与城邦密不可分。通过对城邦崛起以及演变的分析，我们看到自黑暗时代以后，城邦成为希腊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共同体形式。在城邦彼此间长期的军事冲突与竞争中，拥有一定地产的战士群体也同时成为城邦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使得城邦这一形态自身就带有强烈的平等倾向。
古风时期，虽然城邦秩序遭遇到内部贫富冲突等一系列挑战，但是通过早期立法、僭主等方式得以缓解，恢复到优良秩序（eunomia）。后来随着统治精英间的竞争加剧以及外部威胁的压力加大，城邦不得不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将更大规模的民众以政治的方式整合到城邦中来，进而促使希腊城邦发展出以公民为主体的秩序构建范式。城邦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成为修昔底德笔下的公民-城邦。
在公民城邦基础上，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以降，希腊人的政治思考也开始从优良秩序逐渐演变为对政体（politeia）理论的探究，这一进程在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最佳政体的讨论中达到顶峰。希腊的政治思考范式在经过罗马的转译之后，更加稳固地留在了西方政治传统之中。与此同时，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传统都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异族的非政治状态对立起来，从而不断形塑和强化了欧洲政治传统。
基于这一演变过程，我们得以理解缘何是古希腊人为思考政治事务提供了基本语汇库。诸如公民、自由、政体、投票、陪审、民主等概念，无论其实质内涵到今天是否发生了改变，都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基础。但是除了提供这些政治概念外，古代希腊政治对于现代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用前面引用迈耶的话说，如果只有通过希腊政治的针眼儿才能通达现代欧洲，那这个针眼儿究竟是什么？
相对于之前的问题，对这第二个疑问的回答就要复杂得多了。概览已有学者的研究进路，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对古希腊政治的关切大致划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出于对现代政治某些议题的关注，以追溯的方式返回到古希腊相关议题的讨论，比如对古代个体自由的讨论、政治权利与义务的讨论等等。
而这方面讨论最多的话题当属雅典民主制度，无论是关于民主起源还是民主制度运行的研究，实际上都反映了学者们对当代政治价值的关切。略微奇怪的是，如邓恩所言，“民主这一政府形式，在其作为词语的差不多两千年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理论上它完全没有什么正当性，而在实践中处处都带来灾祸”。而到了现代政治里就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具备了正面的政治价值。
民主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的核心位置也引发了对雅典民主制不断地加以诠释。在这一路径中，近年来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当属奥伯（Josiah Ober）。在他的研究中
，雅典民主成为一种典范性制度，是一群有着明确政治意识的人们的自我统治，进而能够避免集权或者寡头统治铁律。在奥伯看来，目前留下来的古希腊哲学家等群体对雅典民主的批评更多是理论上的，并没有对雅典政治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仅如此，雅典民主派还在实践中不断构建和改进自身的知识体系。在奥伯对雅典民主实践颂扬的背后，反映了这位古代史学者对现代政治，特别是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乐观态度。
与奥伯相对，更为审慎的古代史学者强调不要刻意将现代民主的意识形态套用在对雅典民主的分析上面。
也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回到古代希腊那里寻找现代政治的价值完全是一厢情愿，雅典民主并不具备现代法国、美国等政治革命的智识资源，甚至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民主自身是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都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经由这些争论，提醒我们注意到古代希腊城邦政治虽然作为政治的创生地，为后世提供了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工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与现代政治有很深关联的政体形式。但是简单地将政治议题进行古今对接却显得太过简单和草率。要真正理解作为世界历史针眼儿的希腊政治，需要检讨的是古今政治各自不同的深层逻辑，以及在更实质性的意义上思考古希腊政治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
一旦将古代政治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推进到更深的层面，就要将目光转向现代政治中的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共和主义传统的古代渊源，学界有诸多细致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希腊共和与罗马共和的区分也更加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但总体来说，共和主义传统都会比较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混合政体以及对公民德性的培养。
现代公民的政治参与被思想家们视为是捍卫现代政治价值的重要手段。比如贡斯当明确提出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一旦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就会过分容易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
，进而使得最终个人自由沦丧。托克维尔则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观察，发现“美国人以自由抵制平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并战胜了它。美国的立法者们认为，只在全国实行代议制，还不足以治愈社会机体在民主时期自然产生的而且危害极大的疾患。他们还认为，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时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是恰当的”
。在托克维尔眼里，政治参与意义上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而且构成了对抗专制威胁的强大武器，这也是美国区别于法国政治传统的关键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政治中所蕴含的这种共和主义因素并不仅仅是宪法塑造的，而是在美国革命与建国过程中切实存在的政治传统。比如在反联邦党人的主张中，对小国寡民理想诉求的实质内容就是，只有类似于城邦的公民共同体才能确保政府履行责任以及培育真正的公民德性。
20世纪中叶以来，学界对美国革命和建国进行了一系列重新理解的努力，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共和主义成为与自由主义相并立的解释范式。
无论是美国革命中民众参与所展示出的公共美德和爱国主义，还是建国制宪过程中对混合政体的讨论与设计
，无不体现了发端于古代政治的基本原则。
波考克
和伍德等共和派学者为我们揭示了现代政治中存续的共和主义源流和要素，但不可忽视的是现代共和与古代传统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特别表现在对公民德性的理解上面。在现代共和主义的重要开端处，马基雅维利就看到共同体的基础已经开始转化为更为广大的平民或民众。民众国家的出现以及现代欧洲的历史进程使得现代共和虽然同样强调公民德性，但是往往只能将公民德性停留在爱国主义的层面，很难维系古代政治对个体德性和美好生活的总体关涉。而如果进一步把思考的视域放在现代国家和商业社会的语境之下，我们会发现，现代公民生活方式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具体来说，自近代以来，欧洲从中古社会以及绝对主义君权国家中逐渐发展出理性、严密而高效的国家机器，并且基于现代国家和现代个体构建了一整套现代政治理论。自霍布斯以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政治逻辑的转变。国家的首要目的是保障个体的安全，从而拒绝也无力承担使每个个体本性完满的任务，而古代城邦通过政治生活来引导和关照灵魂的部分已经被现代政治推向了个体心灵和社会之中。总体来说，现代国家和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架构，以及18世纪以后兴起的商业社会决定性地支配着现代人对政治的感受。
现代人对政治的认知与生活在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对政治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用卢梭的话说：
古代的人已不再是我们现代人的模特儿；现代人在各方面都与古代的人大不相同……你们（日内瓦人）不是罗马人、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是雅典人……你们是商人、工匠和有产者；你们成天忙碌奔波的，是你们个人的利益、工作和生计；对你们来说，甚至自由也只不过是为了没有阻碍地取得这些利益并平平安安地拥有这些利益的手段。
这一论断在贡斯当关于古今自由的著名区分中被表达的更为直接。在他看来，“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
这一转变的重要前提是古今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这一演讲开始的地方，贡斯当提出现代社会和古代政治在生活方式上的重大变化是以商业取代战争，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现代世界中没有战争或是古代世界没有贸易，而是说在现代世界中，商业是常态，“是所有国家的唯一目标、普遍趋势与真正的生活”。商业构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将古人不断参加政治生活的闲暇剥夺了，激发了个体的独立，使人专注于个体事业和欲望的满足。虽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贡斯当仍没有完全放弃古代政治的核心目标：
先生们，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本性中有更好的部分，这就是驱使并折磨我们的那种高尚的忧虑，这就是希望拓宽我们知识以及发展我们能力的那种欲望。我们的使命要求我们的不仅仅是快乐，而且还有自我发展；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
……
研究中世纪共和国历史的著名作者曾说过，制度必须完成人类的使命，如果某种制度能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升华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它便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假如立法者仅仅给人民带来和平，其工作是不完全的。即使当人民感到满意时，仍有许多未竟之业。制度必须实现公民的道德教育。
贡斯当这里提到的“道德能力”“本性中更好的部分”“自我发展”“最高的道德境界”等概念更常见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它们实际上是古典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关切和最终目标。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为常态的世界中，个体生活方式除了自由和和平外，本性发展以及最高的道德境界的实质意涵究竟是什么呢？贡斯当只是在演讲的最后给出了方向，但并没有予以明确回答。而恰恰是演讲最后极富修辞性的表达将古今政治最根本的区别呈现了出来，这就是政治与总体生活关系的实质性演变。
上面提到，现代政治是以国家为核心构建的秩序安排，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已经将政治打造为高度理性化和中立化的制度机器，除了生存意义上的幸存与和平外，政治已经不再是包办一切的整体性安排。而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政治对于人来说是全面而首要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政治共同体是包含其他共同体的，其目的是最高的善。城邦的善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的、更完满的善。政治学则是最权威的科学。它规定了城邦中应该研究和学习什么，其目的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
[1]
政体与立法安排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将人培养得更好，或者用柏拉图的话说，政治技艺最重要的是“照看人的灵魂”
。不仅如此，与贡斯当的语焉不详相比，在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考中，最佳政体和优良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明确的，围绕着德性培养而最终实现幸福的路径也是笃定的。但是，古代政治对人类生活的核心规定性在现代世界中遭受了全面的挑战，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就是通过颠覆古代政治的核心命题，即人是政治的动物，开启了对现代政治逻辑的重建之路。
在现代政治的基底上，伴随着确定性的道德与上帝的退隐，已经疏离了实质性价值目标的现代政治恐怕要一直与其内在的道德困境相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虽然看到一些政治理论家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试图重启古代政治哲学的资源来激活政治对人的总体关切
，但是否可能将古代政治思考的视野直接纳入现代政治框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贡斯当对古今政治结合的美好愿望仍未可期。
总起来说，无论是对古代希腊政治议题的追溯与激活，还是通过共和主义重新审视现代政治中的古代传统，这两种思路基本集中于古希腊政治两个最夺目的议题，即雅典民主制度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希腊政治哲学。古希腊政治思想最初发端于以城邦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和反思，这些理论和思考范式在形成之后便逐渐成为抽象的政治原则，从而具有了普遍适用性，并在不同时空语境中不断进行调适。但是一旦进入后世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中，古希腊政治思想在不断地抽象化和重新阐释中，就不可避免地要被简化和转化，从而远离远为丰富而混沌的古希腊政治世界，甚或可能遮蔽了对于古代希腊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思考议题。
以上面谈到的两个主题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雅典民主是否真的能够代表或反映希腊政治思想的要义？或者民主能否反映古代雅典公民对自身城邦秩序的政治思考？如果回到古代希腊的历史文献中，我们会发现虽然现代学者不断争论民主制究竟是由梭伦还是克里斯提尼，抑或厄菲阿尔特斯与伯里克利真正创立，但demokratia一词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而根据现有的材料，该词第一次在雅典官方文献中出现是在前410年甚至更晚一些。那么由此而来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就是，古风和古典时期（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雅典公民是如何构想自己的政治秩序的？后人将雅典政治描绘成朝向民主的演变历程
，实际上遮蔽了几个世纪中雅典政治思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要切近这一问题，就需要以更为本源的视角和广泛的材料来重新审视政治思想的范畴，不仅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从事政治思考，那些在城邦民众面前上演的戏剧与塑造共同体生活传统的神话和宗教，以及公民大会的发言与法庭上的辩词，甚至雅典城邦政治斗争的实践，无一不是城邦内曾经真实进行过的政治思考。要对雅典人自身政治秩序反思有所把握，就必须从民主话语进一步回到更为庞杂而混沌的城邦生活实践中，尽最大努力完成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政治思想的拼图。
同样的，以古典政治思想为基础构建的共和主义思考范式也需要仔细辨析和追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毋庸置疑奠定了罗马共和以降的欧洲政治思考传统。这两位哲学家作为古典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开创者
的地位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甚至后世也往往会以二人的政治思想作为理解希腊政治传统的正宗。但是有一个事实其实往往被后来的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那就是这师徒二人都是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按照今天学界对古希腊历史的分期，他们基本居于古典希腊的晚期，身为亚历山大老师的亚里士多德辞世之日已经到达希腊化时期的临界点上。他们著书立说之时，希腊世界最为重要的希波战争已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震动整个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完结，雅典在历经劫难之后也进入到比较平稳的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阶段成为城邦政治思考的集大成者。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典政治思想是如何承接古风以降城邦政治的问题意识，进而构建起以最佳政体的讨论为核心，以公民优良生活方式为旨归，在今人看来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政治思想范式的呢？此外，过强的共和主义解释范式是否遮蔽了古典政治思想的某些核心关切呢？
受到上述回归古希腊政治思想路径的启发，以及对透过不同的“针眼儿”所看到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图景的反思，本研究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契机和视角再次重访古希腊，并通过重新审视希腊城邦政治内在的问题意识以及不同时段的实践与理论解决方案，推进对“政治”本身的思考。
一旦将视野从不同阶段的古代作家关于特定政治议题的讨论
，特别是从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著作的特别关切中扩展开来，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主题与对象就来到更为宽广而实在的政治领域本身。而面对古希腊人的历史与思想实践，是否有可能找到一条能够切实反映其构建自身秩序逻辑的思想线索呢？本研究希望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如何界定这一线索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那几个坐标。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或公元前3世纪的某个时段，西西里西部的一个叫作纳考奈（Nacone）的希腊小城内部发生了动乱。这次内乱的缘由和过程已经不可考了，但幸运的是，内乱后的和解处理以法律的方式铭刻在了青铜板上，使我们今天还可以管窥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政治行动和思考方式。纳考奈议事会通过的这部法律非常生动和鲜活，我们先将这段铭文
完整地看一下：
在阿道尼斯节的第四天，由凯西奥斯之子吕克奥斯和菲〇之子菲隆尼达斯主持，公民大会和议事会通过：由于好运的降临，纳考奈人的公共事务已经恢复良序，他们以后应和谐地作为公民来行动和生活，而这是有益的；从塞盖斯塔而来的使者——阿得达斯之子阿派理考斯，匹思通之子阿提考斯和德克〇之子迪奥尼西奥斯……就全体公民的公共善好进行了审议；因此决定在阿道尼斯节的第四天召集公民大会。那些在公共事务上有分歧而有冲突的人，把他们召集到大会后，让他们彼此间进行和解，每一方提前拟好一个三十人名单。让先前是对手的人各自拟定名单，每一方编写对方的名单。执政官将每组的名字分别写在阄上，然后放入两个罐中，之后从每一组中抽一个，然后从剩下的公民中再抽出三个成员（法律规定的应在法庭上回避的当事人亲属除外）；被抽到一起的人彼此间就成为抽签而成的兄弟，要以正义和友爱以待，实现同心一致。在六十个阄抽取出来，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其他人抽取完毕后，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将余下的公民分成五人组，如前面规定的，要将亲属都分开，那些抽到一起的人就是彼此的兄弟，就像先前抽签组合的人一样。Hieromnamones将献祭一只白山羊，司库则会提供献祭所需的一切。此外后来所有继任的官员会在每一年的这一天向先人和Homonoia神进行献祭，分别祭献他们挑选的动物，公民们都要分组参加庆典，以与兄弟情谊的诞生相符合。执政官将会把这一法律铭刻在青铜板上，并将之树立在奥林匹亚神宙斯神庙门厅处。
从铭文可以看出，纳考奈城发生的这次内乱规模并不大，最为激烈的活跃分子总共约有六十余人。尽管城邦以及冲突的规模比较小，但是我们看到，主政者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城邦和解的方式却带有很强的典范色彩。首先，内乱双方成员要一一单独抽签配对组合在一起，并且为了防止配对二人可能出现的敌对行为，还要辅之以与之没有亲缘关系的其他三个公民，一起组成稳定的五人小组。
可以猜测，城邦中的大部分公民是没有深度参与内乱的，他们可以稀释和化解陷入冲突的双方。其次，法律中刻意撇除了自然血缘关系，将原本处在自然家亲关系中的人区隔开来，而通过抽签组成五人组，形成新的人为兄弟关系（ἀδελφoὶ αἱρετoὶ），并要求他们彼此以正义和友爱（δικαιότατoς καὶ φιλίας）相待。再次，为了消除之前的敌对关系，实现和解，不只是冲突双方被重新组合，而且剩下的城邦公民群体都划分为五人小组，也要建立起新的人为兄弟关系。至此整个城邦的基础被重新替换。最后，城邦通过这么繁复的措施希望达成的效果是协和一致（20，homonoia），并且要以新的公民小组为单位向Homonoia女神献祭。
正如洛候所言，纳考奈城虽然是西西里的小城，但是其达至和解的途径却绝对是希腊式的。看到上面这几点措施，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五中关于统一城邦的论述。在那里苏格拉底也给出了通过消解家亲血缘关系，构建人为的城邦大家庭来实现统一的方案。如果说《理想国》是用言语掀起了城邦构建所遭遇的第二次浪潮，那么纳考奈则是通过立法在实践中规定了城邦和谐的新基础。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柏拉图的著作是否直接影响了纳考奈城的政治法律实践，但毋庸置疑的是，希腊化时期城邦政治的思考范式与秩序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接续并落实了之前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针对城邦内乱威胁进行的政治安排中，纳考奈这份政治文件里所强调的公民之间的“兄弟情谊”“正义和友爱”以及“协和一致”将古代希腊政治思想最鲜活而核心的关切都提了出来。虽然古代希腊人，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会不断讨论民主议题，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回到城邦的政治进程中，真正重要的主题是内乱（stasis）、友爱（philia）与协和一致（homonoia）。打造统一的共同体（koinoia）既是一般性的城邦实践的目标，同时也是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的德性共同体的基础。而出于种种原因，这几个在古希腊政治实践与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题并没有在既有的研究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可能相比于政体、正义等概念来说，这些议题并不能占据现代政治概念坐标系的核心位置，甚至像友爱这样的概念根本就进不了现代政治的分析视野。但如果梳理从古风以降的城邦进程，就会发现这几个概念是枢纽性的，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自古风到古典时期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线索。
简单来说，政治和城邦有着内在的共生关系，但是城邦真正成为政治共同体最初却是对内乱压力反应的结果。古希腊最重要的两个城邦开始构建统一的政治秩序的重要前提是城邦出现了内乱，无论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在雅典的立法，还是来库古在斯巴达的立法，其背景都是城邦中因为贫富分化或贵族争斗而出现了严重的内乱。内乱作为城邦的实质特征，贯穿着从古风到希腊化时期的城邦历程
，是与城邦如影随形的政治现象。从政治实践来看，雅典和斯巴达自打从原有的自然血缘共同体转化为以城邦为核心的同质的政治共同体以后，总体来说很少如其他城邦那样频繁陷入内乱的困扰。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末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两次陷入寡头政变和内乱之中，但最后却得以从内乱中走出并一直维系到希腊化时期。雅典这两次城邦秩序的打乱以及恢复也促使了雅典民主制度的自我更新，同时也成为希腊世界中城邦和解的典范。从历史和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内乱构成了希腊城邦政治形塑自身秩序的基本语境，也构成了政治思想最重要的议题。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正如莫米利亚诺所言，虽然希腊城邦世界中战争无处不在，甚至“希腊人将战争作为像生死一样自然的事实，人对其无能为力”，但是“希腊的政治思想更倾向于关注城邦的内部变化和内部问题。战争的原因和对外冲突是边缘性的而非核心问题”
。从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开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出现的从礼法-自然关系下的权力政治视角的思考，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思想都将城邦内乱视为要应对和回应的首要理论难题。本研究希望证明，正是基于内乱这一核心问题意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才得以构建起以德性关照为主旨，以最佳政体构建为手段的政治思考范式。也就是说，离开了内乱及其理论基础，后世所熟悉的古典政治思想是无法得到完善理解的。
为了对抗内乱的压力，城邦在构建新的秩序过程中，必须找到新的关系来组织公民以及更广泛的邦民共同体。这一任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从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清楚地看到这一方向的努力，人必须从原来的血缘和宗教共同体中走出，被城邦视角为核心的结构和共同体原则重新进行同质化组织。而要想理解这一转变，则必须通过对友爱关系（philia）演变的研究来进行。古希腊城邦语境中的友爱意涵要比该词的现代意涵丰富得多，它可以指代家庭关系、社会中的成员关系以及公民间的关系等等。对于古希腊城邦来说，公民甚至邦民之间的友爱关系构建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像亚里士多德就在其伦理学著作中表示，立法者对友爱的重视要胜过正义
，也就是说城邦应该是一个友爱的共同体。但是从家亲关系到公民间的友爱关系的探索之路并不平坦，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于家亲和城邦原则友爱关系的剧烈冲突，而雅典城邦土生神话中也努力地对共同体成员的类兄弟亲缘关系进行界定。围绕友爱共同体的构建努力也一直延续到古典末期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著作中，乃至纳考奈所处的希腊化时期。简而言之，为了克服城邦内乱，希腊政治思想自发端处就紧紧围绕统一城邦的议题，分别在实践与理论中构建起协和一致（homonoia）的政治方案和思想体系。而作为古希腊政治思想标签的“政体”“正义”和“伦理政治”议题，也必须放在这一线索中才能被公允地理解。
本书希望通过对克里斯提尼改革以降的雅典以及更大范围内古希腊城邦政治的专题研究，综合利用考古、历史、戏剧、神话、宗教以及哲学文本等不同性质的资料，系统讨论城邦政治的核心议题，澄清和梳理围绕友爱共同体开展的希腊政治思想进程。受限于古代材料的限制，与雅典相关的材料以及雅典作家的著作构成我们理解古代希腊的最庞大和最重要的文本资源，这使得整本书的很多内容也不得不围绕这些文本展开，但考虑到也正是这些文本对后世政治思想和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一被迫的选择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总体来说，本书除了关注传统思想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文本之外，也希望能够寻求一种研究进路，考察参与到希腊城邦政治进程中的人以及城邦在不同阶段真实发生的政治思考。相比于印刷术开始普及的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报刊普及的19世纪，能够反映古代社会公民层面的政治思考的材料可谓少之又少，在古希腊只能从戏剧和历史作品中寻找蛛丝马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时期的戏剧作家、诗人与历史学家等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真实面貌。剧作家通过戏剧情节将城邦关心的核心政治议题交由剧场中的公民观众一起反思，历史学家将城邦及其公民群体处理内外政治事务时的抉择与表现记录下来。城邦或者公民总体在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反思也构成了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更为系统性的政治思考的基础，而通过这两位哲学家的努力，以最佳政体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范式一直影响，甚至支配着后来的西方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思想传统。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0a1-7（本书所引用《政治学》文本，译自Aristotle, Politics.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D.C.Reeve, Hackett，1998）；《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b1-11（本书所引用《尼各马可伦理学》文本，译自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Terence Irwin，2 nd edition, Hackett，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