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新刚博士的著作《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完稿付梓，邀为作序。我作为他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很高兴看到他这部花费十余年心力的研究成果面世。

审视欧洲政治思想传统，古希腊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这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希腊城邦世界的政治实践和反思为西方乃至世界提供了政治思考的基本概念和议题。现代西语中的“政治”概念就是由古希腊城邦事务（ta politika）演变而来，而用“政体”来思考政治秩序构建也是古希腊人对后世的重要贡献，更不用说古希腊思想家关于“正义”“公民权”“德性”等议题的哲学反思仍在不断影响当代政治思想和实践。上个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古希腊政治思想又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等政治思想家纷纷将目光投回古希腊，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古希腊政治思想，并将之与西方文明的命运再次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雅典民主制度也成为古史学界以及当代政治理论家热衷讨论的议题，而诸如修昔底德等古代史家的名字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当下的政治话语中。可以说，古希腊政治思想自诞生之初就不再是历史性、地方性知识，而是逐步成为政治思考的基础性范式，并与后世不同时段和地区的政治实践持续地互动和碰撞。

国内学术界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引介也有较长的历史。1929年，吴献书先生将柏拉图《理想国》翻译为中文。此后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高徒、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教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吴恩裕先生，在《东方杂志》刊发了一系列讨论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文章，如《柏拉图“政治家”及“法律篇”中的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政治论”中的政治理想》等，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古希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进行了精当的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思想传统更为系统的了解，以及对国际学界共和主义以及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引介，国内学人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关注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有条件接受较为系统的语言和学术训练，能够更为深入地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端，也有不少专著和译著问世。

在国内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张新刚的这部《友爱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古希腊政治思想的起源、性质和流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调适学界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一些传统看法。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界，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既有研究多集中在诸如正义、政体、德性等议题，这些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著作讨论的核心问题。但是读者眼前的这项研究却将“友爱共同体”作为统摄古希腊政治思想演变的主线，可谓是极富创见和野心的理论努力。在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中，“友爱”通常并不被严肃对待，而是更多地被当作是私人领域的道德伦理议题。但是我们如果打开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却会发现友爱在他的政治共同体论述中占据核心地位。亚里士多德在该书的第八卷中明确讲到“友爱将城邦聚为一体，立法者对友爱的关切要胜过正义”，“人们之间有了正义还需要友爱，但有了友爱就不必需要正义”等重要观点。尽管古代文本中还有诸多类似的讨论，但是友爱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关系并未受到学者应有的关注，这就使得我们可能错失进入理解古希腊政治秩序构建的门径。所以，要探究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本源，必须从正视友爱议题入手，而《友爱共同体》在这方面的理论努力与贡献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实际上，张新刚对友爱问题的关注始于研究生阶段，他的博士论文即是对柏拉图《理想国》与《法律篇》中友爱共同体思想的系统研究，而经过近几年的研究深化，他将视野从柏拉图进一步拓展到整个古风和古典时期，研究的对象也从哲学家的经典文本延伸到历史、戏剧、演说等多种性质的文本。这部著作充分展现了作者跨学科的研究功底以及对长时段思想史演变的驾驭能力，以及对希腊政治传统更为深入而细致的理论理解。

除了在研究主题方面的自觉反思与正本清源之外，本书至少在以下诸方面对古希腊政治思想史乃至一般意义的思想史研究都有突出贡献。

第一，作为一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友爱共同体》体现出作者对研究议题和方法的自觉反思，特别表现为用“政治”的视角来研究政治思想史。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在材料相对匮乏的古典政治思想史领域，学者们往往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重要思想家的核心政治著作上，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梳理不同时段政治思考的基本范式和逻辑，这无疑是非常核心和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在本书作者看来，单单凭靠政治思想家来理解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是不充分的，还要同时关心特定政治共同体真实发生的政治思考，尽可能地理解政治共同体内的政治主体的政治反思。只有将参与政治的广大政治主体与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不断交互研究，才能对特定时段和区域的政治思想有更加中允的把握，同时也会更准确地理解经典文本的内在脉络。

具体到本书而言，相当大的篇幅被用作分析古希腊悲剧文本，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面向城邦公民群体上演的“悲剧更能代表普通公民的政治思考，进而展现了更为鲜活而真实的城邦政治思想”。作者认为，相较于智者和哲学家的抽象思考，悲剧面对的广大观众使得剧作家必须反映城邦公民通常的政治和道德关切，不仅于此，剧作家通过戏剧来展示各种悬而未决的价值，让城邦的政治主体一起来进入这些人物和情节加以反思。除了悲剧外，本书另外一个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与历史相关的材料和著作，通过对共同体秩序的历史考察，作者区分了城邦从政治共同体到政体的不同演变阶段，并在不同的秩序范式之上考察政治思想的内生逻辑。如果说悲剧是公民们坐在剧场中进行政治和伦理的思想实验，那么历史著作中所记述的就是政治家与公民主体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以及战场上呈现的真实行动和思想品性。在对公元前5世纪政治思想考察的基础之上，本书最后两部分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更为自然地嵌入城邦政治的演进脉络，并且将“最佳政体”和“友爱共同体”这两个古典政治思想的核心关切以非常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来。

本书将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思考和思想家文本置于同等地位加以考察，对政治思想研究的对象有较大的拓展，能更加准确地审视政治思想。虽然相较于印刷术普及后的西方近代世界以及报刊流行的18—19世纪而言，古代世界可供利用和研究的文献相对有限，但这种对政治思想的理解范式是十分可取的，作者通过历史视角努力还原的城邦主体政治思想变迁是弥足珍贵的。

第二，本书将政治的产生与城邦内乱作为并行的政治议题进行研究，揭示了古希腊城邦政治演进的核心主线。传统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史研究更多强调最佳政体和正义城邦等，也会关注智者思想以及柏拉图著作中提及的nomos-physis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鲜有学者将城邦的现实政治议题与理论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考察。《友爱共同体》一书旗帜鲜明地提出，城邦内乱（stasis）可以被视作“政治”创生时的孪生兄弟，并且一直作为“政治”的对立面，成为贯穿古风和古典希腊城邦秩序构建的核心挑战。

根据作者的研究，政治的创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以贵族斗争为特征的城邦内乱，而随着民主制以及更广范围的政体时代的到来，城邦内乱呈现新的“意识形态”特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战争与城邦内乱进一步相互激发，使得城邦秩序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并深陷危机而无法自拔。无论是希腊范围的城邦实践还是雅典自身的内乱经历，都使得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的作家与思想家重新从理论层面回应内乱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城邦内乱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构成柏拉图政治著述的核心命题，也是打开柏拉图政治思想的钥匙。为了解决城邦内乱的现实与理论挑战，柏拉图构建了旨在达成统一共同体的最佳政体学说，并从德性培养的角度关照人的美好生活。由此，从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复仇女神》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希腊作家都将内乱视为是城邦最大的恶，类似瘟疫一般的恶疾，从而寻求各种手段力图防范城邦出现内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友爱共同体成为与城邦内乱相对的理想政治秩序。根据我有限的阅读所知，对于城邦内乱这一议题的阐述，包括国际学界在内的已有研究都重视不足，只有少数历史学者对此有简单讨论，而这恰恰是把握城邦秩序构建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不理解内乱问题对于城邦的重要性，我们对希腊政治思想的认知将仍旧会是“雾里看花”，而无法把握其精要。

第三，本书除了将城邦内乱和友爱这两个被忽视的线索揭示出来之外，最为精彩的是对政治与友爱共同体复杂关系的细致辨析。作者通过对历史上城邦共同体的诞生，特别是雅典作为政治共同体诞生的历史考察，首先区分了“政治”与“民主制”。依照作者的分析，公元前6世纪末的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结果是将雅典改造为政治共同体，而非现代学者追溯的民主政体。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以公民整体为基础进行同质化的政治整合，虽然克里斯提尼改革的雅典政体带有很强的民主色彩，但雅典成为民主城邦是希波战争后随着海军的兴起以及城邦内政治斗争而逐步演变的结果。作者所做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它澄清了城邦政治的核心内涵，以及政治与之后衍生的政体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

不仅于此，通过对克里斯提尼改革和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分析，作者敏锐把握到政治性安排的内在张力，即需要在城邦内部合理地处理分歧，在统一的共同体基础上进行政治运作，而不致将城邦推向内乱。这就要求城邦必须找到友爱的联结纽带，将政治共同体维系为一体而不是分裂。跟随作者的分析，我们看到希腊城邦经历了从家庭亲缘关系和伙伴关系为核心到以城邦为核心构建政治友爱关系的漫长历程。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实践表明，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如《安提戈涅》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展示的是政治友爱的重重挑战。本书对这一过程有很多新颖而精彩的分析，这里仅举几例说明。比如通过对悲剧《安提戈涅》细密的文本爬梳，作者认为安提戈涅并不能代表家庭伦理，反而是扭曲的义务伦理观的体现；而克瑞翁则是将扭曲的家政理解错误移植到城邦治理上面，他也就不能代表城邦伦理。所以对于索福克勒斯而言，城邦尚待寻找到能够同时安顿亲缘关系和城邦关系的新型友爱。再比如在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分析中，作者提出城邦内乱实际上构成与战争平行的叙述主线，而修昔底德笔下关于民主和寡头对抗的意识形态式内乱，从根本上说仍是以统治权为核心的权力派系斗争，而从友爱的角度上说，是派系关系胜过了传统家庭和共同体亲缘关系。这一发展脉络直到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对家庭进行重新安顿，以及亚里士多德将家庭纳入城邦并最终被城邦统摄，构建起以德性为基础的政治友爱而得以完结。

《友爱共同体》一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的论述，留待读者自行研读探究。我想强调的是，本书的副标题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但该研究却绝非一般性的思想史概述，而是有着明确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的“厚重”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并不容易读，而这恰恰也是深入探索西方政治传统内在机理后留下的印迹。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最终关切点落在现代政治秩序构建上。在人民主权的时代，古希腊人对政治的典范理解得以进一步实现。在后启蒙时代，我们或许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审视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精髓，完善地理解政治的本质以及政治友爱在构建共同体中的纽带作用。

张新刚博士能够如此精深而细腻地分析古风和古典时期的希腊政治思想，不仅澄清了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线索，而且也展示了政治事务自身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这项研究所提出的议题以及研究的深入程度实际上并不逊于很多西方研究成果，对于中文学界理解古希腊政治思想，乃至古希腊城邦世界的性质也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衷心希望这部著作能够推进国内学界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研究，并通过对西方政治传统的理解，改进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从学理和实践上探究优良的政治秩序。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