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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人类学像纯自然科学的研究，采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但它却又曾是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曾影响了整个世界，它的“物竞天择”之说，曾为种族与种族、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甚至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竞争提供依据。意识到进化论的社会思想背景以后，一些人类学家逐步主动地舍弃种族差异的研究，主张将体质人类学变成关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连续性的研究。后来，随着社会生物学（social biology）的产生，体质人类学逐步转向人性的遗传学研究。由社会生物学促发的新体质人类学研究，注重探讨人的自我意识的长期传承，从生物遗传学来探讨人自我生存欲望的历史延续性。过去三四十年来，分子人类学家更利用人类基因组和遗传信息来分析人类起源、迁徙的历史，提出若干有新意却亦有争议的“猜想”。
然而，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类的成长历程，基本上是文化的历程，是雕琢和学习的历程。用“文化”这个概念，来相对于“体质”，原来只是为了区分研究领域。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的生物面、自然面，而文化人类学则指的是对人类所有的创造物——产品、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社会关系——的研究。不过，人体的进化，经常又与文化的进步互为因果。因而，也有人认为，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基于这一事实，一些学者认为，“人的科学”不单是科学本身，还表达着我们对人及其文化的看法，因而人的研究务必特别关注通过人的语言、行为和造物表达出来的文化。
文化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文化”的意思大体说来就是“教化”。而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基本上不带有“教化”的意思。作为学科定义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指的是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所有造物和特征。例如，人创造了工具、盖起房子、懂得做饭，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这些人造的东西，都是动物没有的，人类学家称它们为“文化”。这里的“文化”，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的。从我们的头上往下数，眼镜、衣服、鞋子都是我们的人的创造，从我们的家居到商店、工作地点、娱乐场所等，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些东西，我们业已司空见惯，因而不怎么注意，但它们却是人有别于动物的特征。人类学家一度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异主要在于人是直立的，而动物因没有直立，而没有获得能用工具的手。这样看人类的特性，曾经被广泛接受，随着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家意识到，这样单纯看人，是不充分的。甚至有人讽刺说，“直立人”的理论，有点像是把公鸡的羽毛拔掉，再让它站起来，说这就是人。话说得有点过分，但意思是明白的：人如果脱离了人造物，就不再具有人的性质了。主张专门研究人的文化层面的学者，反对局限于人的体质，而主张从作为人的基本特征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人。
人类学家为了研究“文化”，将自己置身于考古资料、语言学资料和社会习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之中，试图以专业化的形式来深入地探讨。根据资料性质的不同，文化人类学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及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器物把人类文化分为“旧石器时代”（以石头相互撞击出来的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时代）、金属器具时代（又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不局限于物质文化，而广泛涉及久远历史上人类生存、生活方式的总体情况。他们中有大批学者专门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我们知道，与金属工具出现的同时，出现了文明。我们今天经常用“文明”来形容人的风雅，而在人类学中文明指的是与“原始时代”（即石器时代）相区别的社会形态，其核心表现为文字、社会阶层和国家的出现。考古人类学家对于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兴趣浓厚，认为研究这一时期，能使我们理解当今人类生活的历史面貌。在文明的研究中，文字的研究很重要。文字能记录久远的往事，能使人与人、群体之间交流更为便捷，也为王权的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文字同时能赋予某些人特殊的权利，使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来，成为有地位的人。当然，其他的工具也很重要。例如，如果没有金属工具的出现，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生产和战争，而缺乏大规模的生产和战争，古代帝国的体制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这些事实表明，考古学上的“文明”，既含有文化进步的意思，又易于使人想到一些负面的进程，如人类的分化、相互猜忌斗争及暴力。
用语言来沟通，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于是，人类学家也关注语言问题。语言是怎样兴起的，现在还是一个谜。人类学家研究语言大抵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研究语言的分布和历史形成，称为“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这种方法与我们中国的方言学有些相近。中国的方言很多，有些地方过了一座桥就说不一样的话。语言分布的复杂性和历史形成过程，深受历史语言学家的关注。另一种叫“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是比较新派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语言人类学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对语言的社会意义的研究，特别关注语言的分类在道德风尚、社会结构及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有人综合语言学和仪式研究，来探讨言论与观念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有人侧重研究语言在社会认同的构成中发挥的作用。
如前面提到的，文化人类学的第三个分支，半个世纪以前曾叫“民族学”，现在中国、法国、日本等地还部分沿用。“民族学”分成描述的民族学和比较的民族学，前者或称“民族志”（ethnography），后者或称“比较社会研究”（comparative sociology）。“民族志”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一段时间内，比较民族学又与比较社会学并称，关注不同民族之间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后来，德国和英、法之间的人类学产生了理论分歧。德国（北欧、俄罗斯等国）保留了民族学这个概念，注重研究物质文化背后的民族精神（ethnos）和文化，而在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英、法则靠的是“社会”（society）这个概念。德国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保留了君主立宪制度，同时十分重视国内全体人共同享有的“文化”，它的民族学即是以研究大众共享的文化为特征的。这种思想后来由犹太人传到了美国，在美国形成了与英、法不同的人类学风格，称为“文化人类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特征。在英、法，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很多因素结合了起来，被改造成“社会人类学”，分专业研究社会组织、经济、政治制度和宗教仪式等。经一段时期的融合，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为标准区分的研究风格，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